唐代文人旅游研究(編輯修改稿)
2025-07-25 12:55 本頁面
【文章內(nèi)容簡介】 朝政府擇人標準可以看出，唐政府在知識分子中選拔治世能臣時是有傾向的。從唐代士人學子本身來分析，他們張揚的個性和放蕩不羈的行為也成為入世的阻力，有史料稱：“天寶中，劉希夷、王昌齡、祖詠、張若虛、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雖有文采，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誕而然也。事實上，李白、 孟浩然、 杜甫都因文名受到唐玄宗召見，且都沒有得到重用。而這些憤世嫉俗而又失落的知識分子則大多仿效前人，通過寄情山水，回歸自然 ，放任自我的旅游，作為平衡自我的一種有效方法同時政治上的失意卻極大地激發(fā)了這些大唐才子的創(chuàng)作靈感，他們以優(yōu)美的詩篇將大唐氣象濃縮成一幅不朽的永恒畫卷，向我們展示著有唐一代的青山秀水和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二、唐代文人旅游的主要形式唐代文人對壯游情有獨鐘,包括陳子昂、李白、杜甫、高適等在內(nèi)的唐代文人基本上都有過壯游經(jīng)歷。文人們出于各種目的而外出旅游，對觀賞之山川河流、名樓佳園的唱頌都或多或少蘊含著豪邁與豁達，“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卷“長安大道橫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 ，在對這些泰山、峨眉山等本無生命的景觀描寫中，文人們的鴻鵠之志卻淋漓盡致地流露出來，豪情托美景，風光壯雄心，這正是唐朝文人旅游所獨有的行為特點。雖然 “壯游” 一詞最早見于杜甫公元 766年創(chuàng)作的《壯游》一詩中，但自初唐至晚唐三百多年間，唐代文人壯游活動從未停止過，他們獨辟蹊徑，通過壯游山川為帝王歌功頌德和闡明效國理想的獨有方式，訊達和逢迎帝王顯貴，以實現(xiàn)曲線入仕的目的。即使安史之亂、仕途艱險等不利因素也并沒有減緩唐代文人們壯游的腳步。雖然他們也同樣秉承“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學理念，但在政治思想相對寬松的唐代們從來沒有真正徹底放棄過對功名的追求，如安史之亂后避難于長江流域的李白，也仍然發(fā)出了“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蒼?！钡膮群?。出于“巖穴靡遺，俊可致”和“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的政治目的，唐朝帝王大多“訪道山林，飛書巖穴，屢造幽人之宅，堅回隱士之車”同時頒布了很多征召隱者的詔令，如高祖頒布的《授逸民道士等官教》、玄宗下的《搜揚懷才隱逸等敕》等，高宗、天后、肅宗、中宗、代宗等也制定了禮遇隱者的優(yōu)惠政策，而且唐代統(tǒng)治者還改革了科舉制度，增設(shè)了“天子自詔” 的制舉，白履忠、吳筠、 李白、呂向、王遠知、潘師正、李泌、劉道合、司馬承禎、王希夷、李渤就是憑借隱逸時有較大名氣而被天子直接授予官職的。唐朝科舉考試中有時還會增加 “銷聲幽藪科”“安心畎畝科”“養(yǎng)志邱園科”“藏器晦跡科”“不求聞達科”等科目。在各方因素的共同影響下 ,隱游在唐朝文人中非常普及。文官宦游在我國由來已久，《詩經(jīng)召南小星》中就有“會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實命不同” 。隋唐推行科舉制后，為確保政治穩(wěn)定和強化中央集權(quán)，各級官吏往往需要經(jīng)常處于頻繁地赴任、升任、貶謫、調(diào)動、公務(wù)、出使、流放之中，因此若非時間或任務(wù)急迫，這些官員往往途中游山玩水、體會民生、感悟哲理。因此隋唐時期，文人宦游較為普及，到了唐代更是成為當時的流行風尚，唐朝官吏絕大多數(shù)借助科舉考試或權(quán)貴推薦而走入仕途，因此他們一般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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