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易。國內商業(yè)雖有益處，但它只不過是使一部分人獲利而另一部分人虧損，并沒有增加一國的財富，它既不能使國家致富，也不能使國家貧困，只有對外貿易才是國家獲取貨幣財富的真正源泉，因為商人可以通過對外貿易將商品輸出國外，換回金銀，從而增加國內的貨幣存量?；诖?，他們指出：國家為了致富和防止貧困，必須發(fā)展對外貿易；在對外貿易中，則必須遵守多賣少買，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則，以求得對外貿易順差。但是，在如何保持順差，從而增加貨幣的問題上，他們存在著分歧，因而有早時的貨幣差額論和晚時的貿易差額論之分。從15 世紀到16 世紀中葉，即早時重商主義時期，商品生產還不夠發(fā)達，對外貿易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fā)展，因此早時重商主義者為了擴大貨幣存量，將多賣少買這一公式絕對化，尤其強調少買或不買。他們采取各種手段，吸收和保存國內所需的金銀數量，主張國家采取行政措施，通過立法途徑來增加貨幣財富。他們在主張設法吸收國外貨幣的同時，禁止輸出金銀。在早時重商主義者中，英國的約翰海爾斯是貨幣差額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認為，在對外貿易中為了保持貿易順差，應注意不要向外國人購買超過他們自己國家向外國買人的東西，要設法將貨幣保留在國內。因此，他既反對從外國輸人商品，又反對初級產品的輸出，他認為前者只會引起貨幣的外流，因而要求對某些產品進口課以沉重的關稅，以利于本國商品的競爭。至于后者，他說，輸出的初級產品經外國加工后再以高價輸入，這樣不僅賣出的商品便宜，買進的工業(yè)品貴，使貨幣外流，而且還剝奪了國內的生計。馬林斯是貨幣差額論的另一個堅持者，他支持政府對貨幣的管制，主張禁止金銀塊的出口，以便將貨幣保留在國內。從16 世紀下半期到17 世紀是晚時重商主義時期。貿易差額論為其代表，比早時重商主義大大前進了一步。晚時重商主義所堅持的基本原則是擴大商品輸出，限制商品輸入。發(fā)展貿易成為這一時期的經濟政策。他們主張通過調節(jié)商品的運動，達到積累貨幣財富的目的。這就是著名的“貨幣產生貿易，貿易增加貨幣，貨幣只有在不斷的運動中才能不斷增多”的思想。這樣，國家就不應禁止貨幣輸出，而應允許將貨幣輸出國外以便擴大對外國商品的購買。但是他們仍然要求在對外貿易中保持出超的原則，獎出限入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要任務，尤其是獎勵工業(yè)制成品的出口和原料的進口，反對奢侈品進口和原料的出口。托馬斯孟提出了總貿易差額的理論，認為應把個別貿易差額同總貿易差額區(qū)別開來。在某一時期內，對個別國家的貿易逆差是可以允許的，只要總的貿易差額保持順差就可以了。托馬斯孟指出，導致一個國家貴金屬貨幣流出入的，除了貿易收支外，還包括“海關人員未予留意而記入帳內的因素?！比纾?1)旅客費用；(2)送給大使和外國人的禮物；(3)走私貨物；(4)利息。保險收益；(5)匯往國外的錢；(6)外國的捐贈；(7)進出口貨物的運費、保險費、利潤等。這些項目都會涉及到貴金屬貨幣的流動，(2)、(3)、(5)、(6)四項是轉移支付；而(1)、(4)、(7)等是非貿易收支。晚時重商主義者只是略有觸及資本項目。他們主張輸出貨幣，認為貨幣輸出和商品輸出一樣有利，二者都是增加財富的一種手段。由于他們把資本和貨幣等同起來，所以他們主張貨幣輸出實際上就是主張資本輸出。他們主張把貨幣（資本）輸出到國外。無非是向外國提供貸款，通過利息得到更多的貨幣（資本），從而達到擴大貨幣存量的目的。關于主張資本輸出的原因，晚時重商主義者是從反面加以論證的。他們指出，如果像貨幣差額論者所主張的那樣，把貨幣保留在國內，使國內貨幣過多，反而會引起物價的上漲，商品輸出下降。這樣把貨幣保留在國內，既不能使國家增多貨幣，也不能防止現金的輸出，結果只會斷送一場貿易。（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貨幣數量說大衛(wèi)休漠（1711－1776）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作為工業(yè)資本的代言人，對英國政府所施行的保護貿易政策進行激烈的抨擊，并從生產領域到流通領域論證了自由貿易的必要，批評了重商主義者的貿易差額論。休漠認為，貨幣只是一種交換工具，它是使貿易的齒輪轉動更加平滑自如的潤滑油。如果單就一個國家來考察，貨幣量的多寡是無關緊要的，缺乏錢幣本身決不會對任何國家造成損害，因為只有人和物才是社會的真實力量。這樣，休漠把貨幣當作一種交換媒介，一種流通的手段，而不是當作財富的唯一代表，從貨幣職能的角度為其自由貿易、貨幣（資本）自由流動的理論奠定了基礎。2.“價格——現金流動機制”理論休漠把貨幣數量說運用到國際貨幣（資本）流動和國際收支方面的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價格——現金流動機制”。他認為，只要世界各國相互保持貿易關系，則一國的對外貿易的貨幣收支差額之有余或不足將自動調節(jié)，使各國的貴金屬出現均衡分配。但這種均衡分配，不是絕對數量的平均分配，而是指各國所擁有的貨幣同各自的商品和勞動數量以及工業(yè)和技藝發(fā)展水平之間所保持的比例大致相同。休漠的國際貴金屬移動的價格調節(jié)機制可以簡單地描述為下述過程（圖2—1 表示）。休漠認為，一國貿易逆差使該國匯率下跌。當匯率跌至鑄幣的輸出點以下時，就會引起國際黃金流動，這會引起國內貨幣數量的減少，物價和收入下跌，從而糾正貿易逆差。167。 從19 世紀后期至20 世紀30 年代的國際資本流動理論19 世紀后半期至20 世紀30 年代的西方國際金融學說是在繼承休漠、李嘉圖等人理論的基礎上的進一步發(fā)展。研究重點除了較多地討論匯率、國際收支問題外，資本的國際流動也成為此期間比較重要的研究對象。因為這幾十年是金本位制逐漸崩潰和不兌換紙幣制度被各國所接受的時期；是經歷了“一戰(zhàn)”前的經濟增長，然后是“一戰(zhàn)”后幾年經濟相對穩(wěn)定，直到1929年爆發(fā)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時期；這幾十年也正是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和壟斷資本主義確立的時期，資本輸出成為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之一。同資本輸出聯(lián)系在一起的若干問題，如國際資本流動的機制，國際債務清償能力，國際資本流動和經濟周期的關系，也就成為西方經濟學界關心的問題，馬克思、列寧、俄林、金德伯格等人對資本的國際流動都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一）馬克思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研究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其他著作中，對19 世紀五六十年代某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國際金融觀點進行了細致的剖析，并發(fā)表了自己的論點。馬克思指出，金銀在各國間的流動是二重的。一方面，金銀從產地分散到整個世界市場，在不同程度上被不同的國家所吸收，以便進入國內流通渠道，補償磨損了的鑄幣，供給奢侈品的材料，并最后凝固為貯藏貨幣，另一方面，貴金屬不斷往返于不同國家的流通領域之間，這是一種隨匯率的不斷變化而產生的運動。在馬克思看來，國際收支中的支付差額和貿易差額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把它們混同起來。貿易差額是國與國之間進行商品貿易和互相抵償后，必須用貨幣支付的余額；支付差額是國與國之間進行國際收支結算后，必須用貨幣償付的余額。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貿易差額只是支付差額中一個組成部分，因為支付差額除了包括貿易差額外，還包括其他方面的收入和支出，包括雖是過去成交的貿易，但在一定時期內到期的貿易差額。這就有可能產生這樣一種情況：從貿易差額看，是逆差，但從支付差額看，是順差。例如，就當時英國的情況看，一方面，從國外獲得了大量收入，這包括：①從殖民地收入了大量貢賦，如從印度每年就可以收入約500 萬英鎊；②從英國在國外開設的銀行中取回的股息；③從英國所擁有的外國債券中所取得的利息；④在國外開辦企業(yè)所取得的利潤等等；另一方面，從英國流向外國的金額，包括對外國人持有的英國有價證券的利息、股息支出，英國人居留外國所需要的消費支出等，與收人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收入大大多于支出，是順差。這樣就產生了貴金屬（資本）在國際間流動與商品在國際間流動的非同步性和非均衡性，從而對匯率造成雙重影響的情況。從支付差額看，對英鎊匯率有利；但從貿易差額來看，在一個時期內，英鎊匯率可能處于不利的地位。當一國出現貿易差額時，常產生貴金屬的流進與流出。但貴金屬的流動還可能是和商品交易無關的貴金屬本身輸入和輸出的表現。馬克思認為，對貴金屬在各國間的流進和流出，首先必須區(qū)分這樣兩種情況：一種是貴金屬從其產地流入其他各國，把這個追加額分配于這些國家。這種分配的結果，是貴金屬的絕對增加。它們除了補償這些國家磨損掉的鑄幣外，還會增加流通中需要擴大的貨幣量，增加銀行的貴金屬準備和滿足奢侈品的消費，另一種則是在不生產貴金屬國家之間的運動。貴金屬在這兩種形式上的運動，是互相交錯在一起的。貴金屬在不生產貴金屬的各國之間的不斷運動，使每個國家時而輸出貴金屬，時而輸入貴金屬。人們通常是把貴金屬出口和進口的差額理解為貴金屬的流出或流人：如果出口超過進口，就是流出；反之，就是流入。貴金屬的流出和流入，一方面是和商品交易有一定聯(lián)系：貴金屬的流動，在大多數情況下總是對外貿易狀況變化的象征；另一方面，金銀的流動，還可能是和商品交易無關的貴金屬本身輸入和輸出比較的表現。例如，向國外投資、借貸給別國都會引起貴金屬的輸出，但卻與商品交易無關。馬克思認為，一個國家貴金屬流入和流出的情況，大體上可用該國中央銀行金屬準備金的增加和減少來測量。這就是說，人們往往把中央銀行金屬準備的增加或減少當成是貴金屬流入或流出的尺度。但是銀行的金屬儲備，并不完全以貴金屬的流入或流出為轉移。因為金屬儲備的增減取決于貴金屬的流出入量與國內流通量及制作奢侈品所用量的變化的比較。因此，純粹以銀行的金屬準備的數量，作為測量貴金屬流出還是流入的尺度，并不完全準確。通貨學派把金的流入同流通手段的膨脹、流出和流通手段的收縮看成一回事，認為通貨充斥會驅逐金，通貨缺少會吸收金。馬克思指出，這種觀點完全錯了。從中央銀行貴金屬準備的用途中可以看到影響中央銀行貴金屬準備的因素。馬克思指出，這種準備有三個方面的用途：①“作為國際支付的準備金，也就是作為世界貨幣的準備金”，這種準備金受到國際支付差額的影響；②“作為時而擴大時而收縮的國內金屬流通的準備金”，這種準備金受流通擴大或收縮的影響；③“作為支付存款和兌換銀行券的準備金”。這種準備金有雙重影響。如果發(fā)行銀行券來代替流通中的金屬貨幣，那么，用于國內流通中的準備金就不必要了，這部分貴金屬就會長期流往國外。如果為了支付存款和兌換銀行券，必須保持最低限額的貴金屬準備。總之，凡是能夠影響上述三點中任何一點的，都會影響到銀行的貴金屬準備。如果貴金屬的這種流出以較大規(guī)模和較長時間繼續(xù)下去，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就會減少。為了制止這種流出，中央銀行就會采取保護措施，主要是提高利息率。在貴金屬大量流出時。對借貸資本的需求會大大超過它的供給，利息率會由此而提高。中央銀行為適應這種情況，把貼現率提高，并使之成為市場上通行的利息率。利息率提高會對匯率產生影響。因為，利息率提高后，第一，使有價證券價格下跌，這一方面會吸引外資到英國市場大量購買有價證券；另一方面會促使持有外國證券的英國人，把這些證券送到它們的價格還維持原狀的國外市場去；第二，促使貴金屬進口商進口金銀，并在國內作為借貸資本貸款；第三，推動英國商人積極結清外國的欠債。如此等等，足以改變不利的匯兌率，制止或減少貴金屬的外流。首先，馬克思從一國的范圍，分析了黃金外流和信用危機的關系。馬克思認為，黃金外流并不是信用危機的原因，而且也不是每次貴金屬外流都同信用危機結合在一起；不過，如果貴金屬外流是在產業(yè)周期的緊迫間發(fā)生的，就可能促使信用危機的爆發(fā)。從產業(yè)周期來看，貴金屬的流入占有優(yōu)勢通常是在危機過后的蕭條階段和發(fā)展階段，因為這兩個階段上的匯率較為有利，這時的貴金屬流入只能作為過剩的借貸資本存在，因而直接導致利息率的下降，促使經濟的復蘇和繁榮。另一方面，在危機的前夜，虛假的繁榮是單靠信用維持的，因而對借貸資本有極強的需求，利息率至少要提高到平均水平。同時，貴金屬的不斷大量輸出卻會發(fā)生，這種情況意味著借貸資本被不斷地大量抽走，它必然直接影響利息率的進一步提高。但利息率的提高還不會限制信用的擴大，反而會發(fā)生過度信用膨脹，這正是危機來臨的預兆。所以，只有在這個時期，貴金屬外流才會促使信用危機的爆發(fā)。因為國內對借貸資本的需求劇烈增加，另一方面，銀行準備金由于貴金屬外流而減少，結果引起普遍的恐慌，提存增加，信用收縮，這樣，不僅會提高貼現率，甚至會停止貼現，于是信用動搖了，接踵而來的是危機。? .在信用已經發(fā)生動搖的情況下，盡管和流通中的全部金量相比，只有一個微不足道的金量流出，但也會促使信用危機的爆發(fā)。馬克思還認為，現實的全面危機總是在貴金屬流入超過輸出時爆發(fā)的，這已為多次危機所證實。金的外流通常是國外貿易狀況惡化的象征，這種變化又是預示各種常態(tài)的發(fā)展將面臨危機的前兆。資本主義整個機體的這種過程現象，正是信用制度和銀行過度發(fā)展的必然結果。馬克思認為：正是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的發(fā)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貨幣資本為生產服務（也就是說，使所有貨幣收入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階段，貴金屬準備減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執(zhí)行它應執(zhí)行的職能。而在資本主義生產還不發(fā)達的階段，或者不是在產業(yè)周期的危機階段，因為金的儲備量大于金的流出量，相對而言，就不會發(fā)生上述那樣的影響。在產業(yè)周期危機階段，信用主義轉變?yōu)樨泿胖髁x是必然的現象。資本主義財富體現在金銀貨幣上。因此，財富這個社會存在，就表現為和社會財富的現實要素相獨立和相對立的東西，一切個人的財富，只有通過貨幣作媒介，才能實現為社會財富。在一切都順利進行時，貨幣是被人忘記了的，特別是信用制度的發(fā)展，更把貨幣的位置取而代之。這時，產品的貨幣形式只不過是一種轉瞬即逝的觀念上的東西。但是，一旦信用發(fā)生動搖，一切現實的財富都必定突然地轉化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