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重考量?，F(xiàn)任紐約聯(lián)儲董事會董事凱瑟琳威爾德曾說：“我們并不是不熱愛第二大道線，而是我們要權衡利弊，選擇當下最合適的項目來建設。”而在中國，問題卻變得簡單許多。中南大學城市軌道交通研究所教授王成立表示，除了西部極其貧困的省份，地鐵夢幾乎“存在于所有財力尚可的城市”?！耙x擇一項交通方式大力發(fā)展應看兩個條件，一是客流量方面是否有需求，二是財政能力是否匹配?！北本┐髮W城市與環(huán)境學院的董黎明教授說，“有錢沒需求和有需求沒錢都有問題?！辈贿^一些觀察者發(fā)現(xiàn)，“有問題”的城市并不少。比如，南寧市2009年全年的財政收入是231億元，光修建地鐵一項，就需要花掉全市4～5年的全部財政收入。比如，無錫的客流量根本達不到國家要求的每小時3萬人，王夢恕在論證時提出“人不夠”，但當?shù)毓賳T告訴他：“財力夠，可以先修建，后發(fā)展嘛。”在王成立看來，這是因為染上地鐵病的城市“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一個看得見的利益是政績驅動。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秘書長張雁曾對媒體測算：“地鐵項目每投資1億元。以“十二五”期間地鐵建設投資一萬多億計算，將拉動3萬億以上的GDP增長。”一位專家告訴記者，一些城市會刻意加大項目強度，壓縮周期，“目標是在市長卸任之前通車”。另一個潛規(guī)則被稱為“吃地鐵”。王成立發(fā)現(xiàn)，一些城市的地鐵線路偏愛修到郊外，甚至通車時站外還有耕地。對此，王夢恕表示，原因之一是建設成本低，可以明挖施工。而且越是在郊外地鐵沿線，空置的土地越多，地方政府可借此推高土地出讓金。線路規(guī)劃因房地產商的利益朝令夕改也不鮮見。王成立透露，他所在城市的一號線就有兩站被改變路線，分別是為了“60億的一塊地和92億的一塊地”。王成立的一個學生是當?shù)毓珓諉T，他告訴老師，他曾親眼看到當?shù)毓賳T和房地產商一同“跑部進京”，爭取規(guī)劃通過。“地方政府和房地產企業(yè)利益糾葛相當嚴重?！蓖鯄羲≌f，“技術干部很無奈，要堅持方案，對不起，就不讓你設計了?！泵總€城市都會參考別的城市的規(guī)劃設計圖，別人有的我也得有事實上，地鐵熱在中國的出現(xiàn)并非新鮮事。由于擔心全國地鐵建設“一哄而上”的局面，國務院曾先后在1995年和2002年兩次決定凍結各城市地鐵立項。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4萬億基礎投資的大背景下，對城市軌道交通項目的審批被大大放寬。一股二三線城市大規(guī)模建設地鐵的浪潮隨之席卷而來。對于地方政府而言，能不能建或許是個政策問題，但錢似乎從來不是問題。目前，國務院對修建地鐵的城市的最低要求是，年GDP總量在1000億元、300萬人口以上、財政收入100億元以上的城市就能申請修建地鐵。一些觀察者曾發(fā)出質疑，在國家立法禁止地方政府發(fā)債用于城市基礎設施項目的情況下，一些剛過標準線的二三線城市如何敢耗資涉足幾倍于自身財政收入的地鐵建設。國家發(fā)改委投資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亞平透露，一些地方政府通常通過土地作為貸款的抵押物，設立融資平臺，以銀行貸款的方式大筆融資，“本來政府只有20億的資本金，通過銀行貸款替換，甚至可以融到200億，10倍的杠桿效應?！薄暗拇_會拉動地方GDP增長，但其潛在的債務風險也被杠桿效應放大了?！眳莵喥秸f。不過，相比于這場觥籌交錯的狂歡本身，并沒有太多人關心誰來為這場盛宴買單?！斑@么多項目密集地上馬，城市之間都在你追我趕?！蓖鯄羲≡趲讉€城市發(fā)現(xiàn)工期規(guī)劃被縮短的情況，“領導們無不希望快一點?！边@讓王夢恕想起了1965年參與修建北京地鐵一號線時的情景，由于一張規(guī)劃圖出現(xiàn)問題，工程師們甚至可以“停工3個月重新修改規(guī)劃”。鄭州市地鐵公司副總工程師趙運臣說，鄭州本來規(guī)劃在5年內建成兩條線，如今則希望把建設強度變成5年內建成4條線，“長沙、武漢搞得很厲害，同樣是省會城市，我們當然有壓力啊。”而蘇州市地鐵公司總工程師王占生則稱，“各個城市都在申報新的項目，我們也正在積極跑各大部委，爭取獲批上次沒有批準的4號線?！别堄幸馕兜氖?，就在當年蘇州、無錫先后獲批建設軌道交通項目之后，同屬“蘇錫?！卑鍓K的常州的網絡論壇上便出現(xiàn)了這樣一條熱帖：在軌道交通建設上常州又一次落后半拍意味著在蘇錫常板塊被邊緣化，常州如果不跟進，在投資環(huán)境、綜合實力上就要丟分。顯然，地方政府之間的地鐵建設之路正被賦予便捷交通之外的更多意義。除了申報與建設，較勁還體現(xiàn)在設施上。王夢恕稱，一般來說在修建一公里地鐵的花費中，設備占四成，土建占六成比較合理。而在現(xiàn)在各個城市的地鐵建設中，比例接近了五五開。這個修了一輩子地鐵的老院士覺得，地鐵越修越豪華，七成的用電量都用在不該用的設備上，只有三成的電用在牽引地鐵上，“這是拿著國家的錢在胡花”。廣州地鐵原總經理盧光霖也曾對媒體披露過同樣的問題：“有一種腐敗是偷工減料，也有一種腐敗是料足得不得了！”“沒辦法，每個城市都會參考別的城市的規(guī)劃設計圖，別人有的我也得有?！蓖枪こ處煹内w運臣稱，“沒聽說過哪個城市因為要省錢而減設備的?！泵鎸@股難以阻擋的熱潮，王成立感慨，相比于國外的地鐵工程，中國內地的地鐵建設“缺乏民意的參與”。在紐約，當?shù)厝俗园l(fā)組成了“乘車族”運動組織。從1996年起，他們每年都為紐約地鐵系統(tǒng)評測打分，監(jiān)督地鐵運營的每一步發(fā)展。在香港地區(qū)，關于每一條地鐵每一個地鐵站的工程進展都能找到“堆起來有幾米高”的信息公開文件，甚至會細化到“工程范圍內有715棵樹，其中209棵予以保留，我們會把植樹建議納入工程計劃內，估計會種植343棵樹”這樣的程度。“看看別的城市，有時候會想不通，地鐵是為我們而建的嗎？”王成立自嘲道。地鐵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采訪過程中，幾位專家都將日本東京的軌道交通發(fā)展史作為參照，盡管這座城市304公里（不包括地上城鐵）的亞洲第一地鐵里程已在前年被上海超過。一位研究者告訴記者，在這座擁有1300萬人口的大都市中，徒步10分鐘就能找到地鐵口，在市中心，或許只需要5分鐘。在這里，地鐵規(guī)劃完全融入了城市規(guī)劃，“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但鮮為人知的是，在這個1927年便建成地鐵的城市，也曾出現(xiàn)過一段“混亂時期”。那是二戰(zhàn)前的東京，其軌道交通建設出于國家許可制度下的隨意狀態(tài)，“只要申請就可以開建”。隨后日本形成了軌道交通潮，而規(guī)劃常被隨意修改，一些線路則延伸到農村，致使出現(xiàn)乘客流量不足，經營虧損。二戰(zhàn)后，日本方結束之前缺乏計劃的發(fā)展模式，每隔5年或10年便配合城市規(guī)劃進行一次軌道交通規(guī)劃調整，方形成今日局面。毫無疑問，沒有人希望曾發(fā)生在日本的一切，在今日的中國重新上演。“要解決交通問題，根子還在于城市規(guī)劃與交通規(guī)劃相互配合，使得城市各個部分的就業(yè)與生活相對平衡，盡量減少因規(guī)劃失誤而制造的交通出行量。”董黎明說，“地鐵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然而，某種程度上，地鐵熱正以無可阻擋的態(tài)勢在這片土地上蔓延。在搜索引擎上輸入與地鐵有關的關鍵詞，越來越多的二三線城市被裹挾到這場大潮中。比如，太原城市軌道交通建設項目已進入國家審批程序。比如，石家莊城市軌道交通建設規(guī)劃正在進行評審。比如，大理白族自治州就滇西中心城市軌道交通概念規(guī)劃征求各界意見。國家發(fā)改委綜合運輸研究所原所長董焰前不久曾對媒體表示，預計未來我國將有229個城市發(fā)展城市軌道交通，2050年規(guī)劃的線路將增加到289條，總里程數(shù)達到11700公里。而在這個炎熱的夏天，幾乎每一個地鐵城市的挖掘工程都在向著這個目標夜以繼日地進行。在武漢，中鐵四院的工程師老王往往要面對經常性的加班，盡管他的單位自2005年以來已經擴招了一倍左右的軌道交通方向專家。在長沙，王成立發(fā)現(xiàn)隧道工程里的工人們必須要忍受著高溫，一周趕上5個兩班倒。在北京，忙碌的老院士王夢恕也訂好了機票，準備奔赴下一個做著地鐵夢的城市。（林衍/中國青年報）【改革研究】警惕以“左”謀私（編者按：“年輕時我也跟你一樣，想為了正義、善，這樣的東西而活著，如今，得到了權力，就不想放棄了?！薄苣┛错n劇《城市獵人》，片中一政客對兒子透露的心里話。）我們通常都說“以權謀私”、“以職謀私”，但卻忽視了另一種謀私手段——以“左”謀私。我們來看歷史?？瞪陌l(fā)跡并非因為是“官二代”，主要始于1942年在延安搞的那場“搶救失足者”運動。因為此，他很快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員。柯慶施可謂是從領袖言論中領悟意向的“神人”，以在“潘楊事件”、“胡風事件”中得“風氣”之先的果敢作為和在廬山會議上準確把握領袖的脈搏的“政治素養(yǎng)”，這位“好學生”差點將國家總理取而代之。至于張春橋、王洪文如何發(fā)跡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也無不靠制造一系列極“左”活動而大撈政治資本。諸如此類，正如史學家李喬先生所說的，這叫“左得利”。因“左”傾而撈得一頂官帽者亦所在多有。古有“左遷”一詞意為降職，而于今正相反——因“左”而升遷?，F(xiàn)今公然打著革命旗號要批斗誰，舉著革命的高帽要壓倒誰，已被“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浪潮所淹沒，被建設“和諧社會”的旋律所和諧。但這決不能說以“左”謀私的市場就已消失，有些“革命同志”早已調換了“左”的方式。比如，在一個新理論提出之初，一個新精神下達之始，他們的響應比誰都迅速，行動比誰都積極，不辨是非，囫圇吞棗，有沒有弄懂先來個搶先表態(tài)，辨沒有辨清早來個遵照執(zhí)行。就是要讓上面看到他這個人永遠是“革命的急先鋒”，永遠都是那么高調做事。對于這樣的人，組織能不重視么？僅僅自己“左”是不夠的，有時還需要以打擊“右”作為墊腳石。比如風聞某人與上級精神有不一致的言論，或寫文章偏離了“左”的調子，他們或充當告密者，或毫不遲疑地直撲上去，猶如瘋狗一般一陣狂撕亂咬。如此這般，其勇于革命的豪情就出來了，愛憎分明的政治立場就出來了，在革命隊伍里的可靠性也就出來了。對于這樣的人，組織不重用他們又重用誰呢？終于爬到了高位，可他們真的是要為革命做貢獻嗎？如果我們以為然，那就太幼稚了。在我所知的這些人中，無一不是以此來謀求更多的利益。權力大了，所享待遇的標準更高了，謀取私利的面也更廣了。他們與那些從來不講冠冕堂皇理論的打家劫舍者并無二致，送多少禮金，來之不拒；送多少財物，照單全收，甚至還要借助手中權力安插子女、蔭庇子孫，對他人實施敲詐勒索。還是馬克思說得好：“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會使自己出丑?！北３帧白蟆毙械娜瞬粌H有思想，而且有著與眾不同的“深刻思想”。對他人，他們似乎不食人間煙火；對自己，他們比誰都看得明白，如意算盤比誰都打得精明。中國社會的快車許多時候都是偏“左”而行，現(xiàn)實告訴人們，寧“左”勿右，“左”比右好。如果說拿錢買官已是一種投資手段，那么“左”則是為升遷而做的一種精神和智力投資，是一種無本而又可靠的政治買賣。這是謀求私利最頂級的智慧，是一切有廉恥之人、有良知之人所不能做到的。（張心陽/《唯實》）蕭功秦：溫和的改革與理性的保守比什么都重要（編者按：蕭功秦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有人很不喜歡他對“政治權威”的肯定，也有人激烈批評他對市場經濟、現(xiàn)代化改革的支持。他自稱自己為“新保守主義者”，他所稱之的“保守”，是相對于變革過程中總是會強勢出現(xiàn)的激進主義而言的，他稱保守主義是“在克服文化與政治斷層的意義上來重新認識傳統(tǒng)文化與政治權威的功能作用的”，他認為無論“激進”的方向是向左還是向右，都會對中國健康發(fā)展不利，從百多年來的中國大轉型歷史來看，激進政治思潮對中國危害最大。）《瞭望東方周刊》：近來“中國模式”是個持續(xù)的熱點話題。張維為日前又出版《中國震撼》一書，高調肯定近30年來“中國模式”的諸多成功之處，引來新一輪討論。你是怎么看的？蕭功秦：張維為是我多年的朋友。他的不少理念我都很贊同，我們很早就對激進主義抱有批判態(tài)度。他的貢獻在于提供了一個新的觀察中國的視角和思考中國問題的新參照點。不同于很多中國學者所習慣的以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國的參照比較對象，他是把世界上一百多個發(fā)展中國家作為觀察研究中國的參照系。這十分難能可貴，在這個意義上，他提出“中國模式”的概念，認為相較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中國近30年還是有很多成功的經驗的，不必言必稱西方。這種觀點客觀上有助于民族自信的建立。然而，我不得不說的是，維為先生長期的海外生活體驗與我們畢竟不一樣，我總說他是用望遠鏡宏觀地看中國，而我們在國內過日子的人習慣用放大鏡看中國。相較而言，生活在國內的人對身邊發(fā)生的問題有著更加直接和強烈的體驗，所以批判意識更強。維為先生由于長期生活在海外，他在全面了解把握中國的信息方面與現(xiàn)實生活的體驗上可能略嫌不足，可能對中國存在的一些問題——有些還是嚴重的問題——缺乏足夠的關注和批評。所以我有個朋友開玩笑說，“張維為教授這本書，老百姓可以多看看，但領導們最好少看?！崩习傩湛戳丝梢栽鰪娒褡遄孕牛皇菈氖?。而領導看了可能會自滿膨脹，覺得中國一切都已經很好了，從而削弱繼續(xù)變革的動力，不思進取。我的觀點是：望遠鏡加上放大鏡才能看到一個真實中國。《瞭望東方周刊》：有人認為，中國今天依然處在摸石頭過河的階段，此時提出“中國模式”，容易將還存在許多問題的中國各種制度予以固化，不利于中國向現(xiàn)代化國家的轉型。你怎么看？蕭功秦：我覺得“中國模式”是一個中性概念，它并不是一種榮譽獎章，本身不涉及肯定或否定的價值評價。不必將其意識形態(tài)化、道德化。法西斯不好，但它畢竟也是一種模式，不能因為法西斯的罪惡而否認“法西斯模式”的客觀存在。至于有學者對“固化”的擔心，我認為，“模式”并不意味著一成不變，它自身也可以不斷變化、轉型?！恫t望東方周刊》：如果說這種“中國模式”在過去的30年中實現(xiàn)了經濟快速發(fā)展——如西方所說的“中國奇跡”，有其優(yōu)勢和合理性，你覺得這種模式可能會有哪些不足和問題？蕭功秦：這種“中國模式”雖然在發(fā)展初期具有高效率整合社會資源的優(yōu)勢，但隨著社會發(fā)展，其劣勢也同樣越來越明顯地表現(xiàn)出來。概括而言，如我曾指出的，“中國模式”目前面臨五大困境：一、腐敗困境。在“強國家弱社會”體制下，社會對國家的制衡能力相對較弱。腐敗難以通過社會制約來糾正。在某些官員權力范圍內，社會反彈和抗議往往被他們解釋為“不穩(wěn)定因素”來予以抑制。久而久之，社會的力量形格勢禁，反腐越發(fā)困難。二、國富民窮困境。官員或機構與壟斷性的利益集團相結合，從社會中汲取、掠奪資源，直接導致社會消費嚴重不足。經濟拉動困難，影響中國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三、“國有病”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