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是當事人所不能預見的，因此，情勢變更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當發(fā)生情勢變更以后，若仍按照原合同履行，便會顯失公平。情勢變更原則的目的是對于已經(jīng)成立的法律關系排除因情事變更所產(chǎn)生的不公平結果。情勢變更原則的主要效力表現(xiàn)為拒絕履行的抗辯權，或是變更合同，或是解除合同以徹底消除顯失公平的現(xiàn)象。對于不安抗辯權的適用，在有先后履行順序的雙務合同中，如果先履行義務一方的給付義務沒有改變，而后履行方發(fā)生了財務狀況惡化或者其他喪失給付能力的情況，在后履行方未為對待給付或者提供擔保時，先履行方可以拒絕先為給付，以恢復簽約時的合同基礎，保障自己的債權到期能夠實現(xiàn)。在后履行不愿或不能提出對待給付或者提供擔保時，先履行一方人因情勢變更其利益可能受損，若后履行方最終未能恢復履行能力，則其合同目的將會落空。此時，先履行方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權。因此，情勢變更原則也為不安抗辯權提供了理論基礎。三、不安抗辯權的法律效力根據(jù)大陸法系的傳統(tǒng)理論，結合我國《合同法》的現(xiàn)有規(guī)定，不安抗辯權在法律效力上主要體現(xiàn)為中止履行、解除合同以及損害賠償。(一)中止履行中止履行是行使不安抗辯權最主要的法律效力，其效力在于暫時中止合同義務的履行，其有別于終止合同或解除合同。行使不安抗辯權，合同義務仍然存在，只是暫時延緩履行。因為有不安抗辯權的存在，其拒絕履行不具有違法性，所以不承擔延遲責任。12對于中止履行的開始時間，應當從先履行義務人的債務己屆清償期開始。如果先履行義務當事人的履行期限未到，就無所謂中止履行，即使有中止行為，也只是中止履行義務的準備。因為不安抗辯權作為抗辯權的一種，自然具有抗辯權的性質。抗辯權是與請求權相對應的權利，其作用在于防御，而不在于攻擊。在合同生效后，先履行義務當事人的履行期限到來之前，雖然債務已經(jīng)產(chǎn)生，但給付行為尚未產(chǎn)生，后履行義務當事人的請求權也未產(chǎn)生，在此情形下，不安抗辯權自然無產(chǎn)生的必要，中止履行更是無從談起。此外，如果先履行義務當事人在履行期限屆滿前就可以中止履行義務的準備，從而提前通知對方當事人提供擔保，這就使得雙方當事人的利益與風險承擔發(fā)生了變化，有悖于合同訂立時的預期。因此，不安抗辯權中止履行的開始時間應該是在先履行義務當事人履行期限屆滿時。對于中止履行的內容，是否包括中止履行的準備，還是只包括中止債務的履行，在理論上存在爭議。但是多數(shù)學者認為，不管是從大陸法系的傳統(tǒng)理論，還是從我國現(xiàn)有的合同立法中，中止履行只是指中止債務的履行，而不包括中止履行的準備。大陸法系傳統(tǒng)理論認為，履行期限屆滿前，雖然合同已經(jīng)生效，但是給付義務尚未發(fā)生，債權人的請求權也無從提起，也無援用不安抗辯權的必要。但是如果中止履行包括中止履行的準備，履行準備肯定發(fā)生在履行期限屆滿前，不安抗辯權可以在履行期限屆滿前發(fā)生，顯然與不安抗辯權的適用條件是相互矛盾的。同時，從我國《合同法》不安抗辯權的立法意圖上看，中止履行只是中止債務的履行，((合同法》第68條第二款規(guī)定，當事人沒有確切證據(jù)中止履行的，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如果先履行義務當事人在履行期限屆滿前中止履行債務的準備，也不會產(chǎn)生違約的后果，更談不上承擔違約責任的問題。因此，本條中的“中止履行”，僅指中止債務的履行，我國不安抗辯權規(guī)定的“中止履行”是指先履行義務當事人在履行期限屆滿后，延緩債務的履行，暫時拒絕給付義務。我國《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辯權乃是效法傳統(tǒng)大陸法系的相關規(guī)定,并在此基礎上有所改造，從中止履行的對象來看，正與大陸法系相同。13（二）解除合同對于不安抗辯權的法律效力是否包括解除合同，即先履行義務當事人在行使不安抗辯權時，相對人拒絕對待給付或提供適當擔保，先履行義務當事人是否可以行使解約權的問題，傳統(tǒng)大陸法系國家規(guī)定得并不明確，也不統(tǒng)一。按照德國原先的判例和學說認為，拒絕提供擔保，不使對方限于延遲，也不因此使先給付的一方取得合同解除權。14但是《瑞士債務法》第83條規(guī)定，“先為給付義務人于相對人不依其請求在相當期限內提供擔保時，得解除契約?！?52002年修改后的《德國民法典》第321條也賦予了先履行義務當事人的合同解除權。而在我國理論界，學者在對該問題的看法上也不盡統(tǒng)一。以王利明教授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不安抗辯權作為延緩的抗辯權的一種，只能使對方的請求權在一定期限內不能行使，而不應發(fā)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所以不安抗辯權本身不應包括合同解除權”。16而以史尚寬教授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先履行義務當事人享有“誠信解約權”，“如果相對人反復拒絕提出給付或提出擔保，有悖于誠實信用原則，經(jīng)過相當期限后，應認為先給付義務的人有解除權”。17從不安抗辯權的性質來看，解除合同這樣的積極性權力不應當屬于不安抗辯權行使的法律效果。但是，按照大陸法系的傳統(tǒng)理論，僅僅依照不安抗辯權原本的法律效力不足以有效的保護先履行義務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正基于此點原因，多數(shù)學者同意上述以史尚寬教授為代表的觀點，在一定條件下，按照誠實信用的原則可以使先履行義務當事人享有“誠信解約權”，而“誠信解約權”的行使必須在滿足一定條件下行使，即相對方反復拒絕給付或拒絕提供擔保。應當指出的是，對于“反復”的認定需要法官的自由裁量，因此在實踐中認定會存在一定的風險。同時，盡管如此，多數(shù)學者依然認為這種解約權并不是源于不安抗辯權自身的性質，而只是其權能的有益補充，解除合同并不是不安抗辯權的當然權能。而我國《合同法》第69條規(guī)定，中止履行后，中止履行后，對方在合理期限內未恢復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適當擔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該條文中的解除合同并非上述的“誠信解約權”，那么其依據(jù)為何呢?多數(shù)學者認為，我國《合同法》的此條規(guī)定應當理解為不安抗辯權與預期違約制度的結合運用。王利明教授認為，我國《合同法》第69條的規(guī)定其實就是將不安抗辯權與默示預期違約的結合，賦予了合同當事人解約權。18（三）損害賠償損害賠償是各國法律普遍確認的一種違約救濟方式，是在受害人發(fā)生了實際損失之后才享有的權利?！皳p害賠償，以損害之存在為前提，方有賠償可言?！钡窃谙嚷男辛x務當事人行使不安抗辯權并最終解除合同后，是否有權進一步尋求損害賠償?shù)姆删葷刹]有明確規(guī)定。多數(shù)學者認為，如果相對方的行為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先履行義務當事人由此獲得“誠信解約權”，在確實給先履行義務當事人造成實際損失的情況下，先履行義務當事人有權要求損害賠償。此外，我國《合同法》第69條規(guī)定的情形下，先履行義務當事人在解除合同后，在一定情況下可以按照我國《合同法》第108條的規(guī)定要求相對人承擔違約責任，應當可以主張損害賠償。但是這也并非不安抗辯權本身的權能，是與預期違約結合運用的結果。四、不安抗辯權制度與預期違約制度之比較1999年通過并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借鑒吸收了各國和國際立法的優(yōu)秀成果與成功經(jīng)驗, 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在原有引進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權制度的基礎上引入了英美法系的預期違約制度, 兩種制度并舉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彼此的不足。預期違約制度與不安抗辯權在解決雙務合同中另一方因為無履約能力、不愿意履行等可能給提前履行的一方造成不應有的損失等問題上, 具有相同的機能, 但兩者也存在相當?shù)牟町?且各有優(yōu)勢。（一）不安抗辯權制度與預期違約制度的聯(lián)系所謂預期違約，是指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屆滿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不履行合同或預期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形。英國學者特利特爾指出,在規(guī)定的履行期到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