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會影響上游農民和下游農民之間的談判。例如，如果渠首工程是永久性的，使勞動需求徹底減少了，這樣就會有利于上游農民而不利于下游農民，從而使談判破裂。上游農民靠自己就可以維持整個系統，他就可以對水資源進行隨心所欲地占用。這樣一個供給的非 對稱性強化了位置的非對稱性。另一方面，如果存在真正依賴，下游農民的勞動生產率就會抵消上游農民分配上的優(yōu)勢。這樣非對稱性將相互抵消，談判結果相對來說會趨于對稱。 在對稱的情況下，在實際操作上有一整套輪灌規(guī)則用來使灌溉者均衡地分配水和勞動。如下面有兩種輪灌規(guī)則可以保證自然狀態(tài)的博弈轉化為具有對稱性的談判結果的博弈。 根據輪灌規(guī)則 A，在奇數年份，水先供應上游農民，在偶數年份，水先供應下游農民。為了維護灌溉系統，上游農民和下游農民任何時候都共同勞動。有一個相似規(guī)則的例子，它是基于季節(jié)而不是年份，那就是尼泊爾馬士塘 (Mustang)區(qū)域的馬法 (Marpha)農民管理系統。在此冬天種植大麥，夏天種植蕎麥。種大麥的土地是按照先上游后下游的原則來灌溉的，而種蕎麥的土地灌溉順序正好相反，先下游后上游，下游地塊先獲得水資源 (Messerschmidt, 1986)。 根據輪灌規(guī)則 B，在季節(jié)的偶數日，系統所有水都分配給上游農民，而季節(jié)的奇數日，則全分配給下游農民。對于水渠的維護，上游農民維護一段時間，下游農民維護一段時間，兩者的時間相等。這一規(guī)則可以用楊帕芬特（ Yampaphant）系統加以說明。 這兩種規(guī)則都導致一種占用權利和供 給義務的均等分割。不管是否明確地寫出來，這種形式的輪換規(guī)則是農民管理系統中所有參與者的共識。此外，農民主動彼此監(jiān)督對這些規(guī)則的遵守 (Weissing and E. Ostrom, 1991, 1993)。 經過一段時間，這些規(guī)則能夠很容易地調整為水資源和勞動按不均等但成比例的方式進行分配。例如，輪換規(guī)則 A 可能被改進為，在不能被 3整除的年份，水資源首先供應上游農民，而在能被 3整除的年份，水資源首先供應下游農民。在共同維護灌溉系統方面，上游農民提供兩倍于下游農民的勞動。類似的，輪換規(guī)則 B轉化為這樣的形式，就是在 季節(jié)中不能被 3整除的天數里，系統中所有的水資源都分配給上游農民，在季節(jié)中能被 3整除的天數里，系統中所有的水資源都分配給下游農民。上游農民用于維修水渠花費的時間兩倍于下游農民。 當然，在實地環(huán)境下實際發(fā)現的規(guī)則并不是這樣呆板的。它里面包含的輪換常常要復雜得多。與固定的維護有關的規(guī)則也遠不同于那些與緊急修理有關的規(guī)則。同時，比例也可以是多維 6 的，水資源的分配比例是一個變量，勞動供給比例是另一個變量。構成比例基礎的變量集可以包括土地的擁有，家庭戶數量，田間勞動，物質資本和在一個投票系統中擁有的選票。當規(guī)則是基于一 個明確的比例原則基礎上，而且所有參與者意識到這些規(guī)則使他們能夠比可行的“自然狀態(tài)”博弈情況下得到更好的結果；同時，所有人都準備對違反規(guī)則人員進行處罰。這時，較高產出的均衡實現了，并長期得以維持。盡管任何給定的一個灌溉系統其細節(jié)看起來是多么復雜難懂，從實地得來的數據卻表明，我們上面所揭示的策略原則是一個反復起作用的規(guī)則?，F在我們來討論經驗數據。 經驗證據 對這些種種理論結果進行經驗測試是困難的。所獲得的凈收益水平，灌溉系統中上游和下游之間的分配，其存續(xù)的時間，效率和公平程度，在這些方面人們可以看到存在著巨大 的結果差異?，F實世界存在著大量復雜的變量，這增加了這一風險，即理論的錯誤可以通過事后引入一個新的解釋變量得到辯護。直到最近，沒有具有適當變量的大型數據庫能夠用于這一目的。我們在尼泊爾收集了農民和政府管理的灌溉系統的大量數據，由此建立了尼泊爾制度和灌溉系統數據庫。在這一數據庫中記錄了 127個灌溉系統的資料 (, Benjamin and Shivakoti, 1992)。 尼泊爾國土面積 141 000平方公里，略大于英格蘭。其 1800萬居民大部分從事農業(yè)。在大約 650 000公頃灌溉面積中，由農 民管理的灌溉系統占大約 400 000公頃，也就是 62％ (Small, Adriano and Martin, 1986)。剩下的灌溉區(qū)域是由各類機構管理的灌溉系統，其中很多是1950年以來由各類捐獻者資助建設的。在一些機構管理的系統中，農民自主組織起來，進行第二層次的規(guī)則選擇博弈。但是，在農民管理的灌溉系統中，他們設計占用和供應規(guī)則的積極性較高。 在山地（常常十分陡峭）、在河谷（地面波浪起伏），以及在只是由于成功地根除了瘴氣才被廣泛用于農業(yè)生產的國土南部的平坦和較肥沃的泰拉 (Terai)地區(qū)，灌溉是很普遍的 。在山地灌溉系統中，有幾個塊高地，在那里第一級高地的農民很容易得到水。在水流到第二級和第三級高地之前，第一級高地的農民把大部分的水都灌進了他們的地里。由此，人們認為這種地理方面的非對稱性問題在泰拉地區(qū)要比山區(qū)容易處理一些。 在尼泊爾，農民管理的灌溉系統獲得的農業(yè)生產率水平較高。在尼泊爾數據庫的 127個灌溉系統中，有 108個系統有生產率數據。 86 個農民管理的灌溉系統平均每年每公頃 6噸； 22個機構管理的灌溉系統每公頃 5噸，統計顯著性水平 p=。農民管理的灌溉系統傾向于有較高的種植密度。作物 100％的密度意 味著灌溉系統的所有土地在一季中被充分使用，或者多季中被部分使用以致于達到同樣的作為覆蓋面積。類似地，作物 200％的密度就是二季的充分使用； 300％就是土地三季里充分使用。農民管理的灌溉系統的平均種植密度（ 247％）比政府機構管理的灌溉系統（ 208％）高。這一差異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性。農民的農業(yè)產出和種植密度依賴于在冬季和春季當水資源變得越來越稀缺的時候水資源的供應能否得到充分的保證。如表 1所示的，在尼泊爾，有一個較高的百分比，農民管理的灌溉系統中上游和下游農民在所有三個季節(jié)中都能夠得到充足的水資源。在水資源特 別缺乏的春季，大約四分之一的農民管理系統能夠保證足夠的水資源到達系統下游的農民，而機構管理的灌溉系統的這一比例只有十二分之一。在夏季季風雨季，大約只有一半機構管理的灌溉系統能夠有足夠的水資源供給下游農民，而農民管理的灌溉系統卻能夠達到差不多 90％。顯然，大部分農 7 民管理的灌溉系統進行了大量的談判，通過采用自己公認的明晰的規(guī)則，從而得以避免自然狀態(tài)的博弈，并取得高水平的均衡。 為進一步說明為什么農民管理的灌溉系統比機構管理的灌溉系統較可能在上游農民和下游農民之間進行公平分配，我們進行了一項回歸分析。這一分析表明 物質變量和治理結構類型如何結合起來，共同影響管理系統上游和下游農民所獲得的水資源的差異的。 在我們的回歸模型中，因變量稱為“水資源獲取差別”。這個變量是系統所獲水量，再經三季平均。我們用三種可能性來度量水資源的獲取量：足夠的得 2分，有限的得 1分，稀缺或沒有得 0分。總的得分 0分表明，在所有三個季節(jié)中，系統的上游和下游水的足夠程度是一樣的。 ，在一個季節(jié)中，上游得到足夠的水而下游得到有限的水，或上游得到有限的水而下游缺水。 回歸模型中的自變量包括系統水渠的長度（單位米）、勞動力投入（每年投入到常規(guī)維 護的勞動日數除以家庭數）；四個樣本變量，即是否有永久性的渠首工程、水渠是否暢通、系統是否在泰拉地區(qū)、系統是否是農民管理的；此外還有一個常量。 表 1 治理結構與季節(jié)水資源的充足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