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合同方面依慣例或民間習慣，因此商人的社會地位極低（連馬車都不可以用），又何來特別規(guī)定法律保護。相反，在財產(chǎn)規(guī)模上，漢代統(tǒng)治者卻加以限制，以防富可敵國的現(xiàn)象產(chǎn)生，這與漢初的諸侯爭霸給漢室的教訓是密不可分的。也更體現(xiàn)了“君為臣綱”的儒家理論。如漢武帝時便有“詔書六條”，其第一條便是“強宗豪右，田宅逾制”，西漢統(tǒng)治者也頒布過“限田令”，這在物質(zhì)條件上——人們賴以生存的土地上，充分保護了統(tǒng)治者的權力，也按照社會階層的不同，限之以不等的土地，使不同階層按法律只能擁有不等限量的地，在身份地位顯示出其倫理觀，即荀子所提出的“禮者、貴踐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一方面，統(tǒng)治者擁有最大量的土地，而以下各階層都只能擁有少量土地，另一方面將各階層都禁錮于其土地上（漢律規(guī)定諸侯不可擅自離開封地，否則即構成嚴重的犯罪）。并以儒家思想法律化來使這種封建倫理觀制度化，以便統(tǒng)治者的地位世世代代，穩(wěn)固地延續(xù)下去。漢律在債權方面也有一些規(guī)定，如買賣依契約，借貸取息限制和過期債務不償還則要受懲罰，土地租佃的制度，其大體是保護貴族，地產(chǎn)階級的權利，但就漢律關于所有權立法的整體而言，是對帝王絕對保護，對貴族、地主階級保護、限制并重，平民階層就只有服務于統(tǒng)治階層的管理，在財產(chǎn)制度上漢律依然是按照儒家的“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與之在財產(chǎn)制度方面的立法比較，漢代身份法律制度方面更趨細化和完整而究其原因，也多是將儒家的倫理綱常觀點制度化，道德法律化的表現(xiàn)。
　　首先漢律劃分了社會等級制度，第一是特權階層，即皇室親屬均封為貴族，軍功爵位制，官吏等級制，在特權階層內(nèi)也細化，分化不同地位。而根據(jù)“官當”、“議請”制度，則特權階層的人犯罪可以免受刑罰，漢律對特權階層中個人擁有何等級的特權，如何擁有該特權均有詳細的規(guī)定。如皇子封為國王，國王之子封為列侯。按照軍功大小不同可分為二十等爵位，爵位也可以錢糧換取；官吏按職位高低賦以不等的俸祿，平民可以通過學習或辟舉的途徑成為官吏；而犯罪也會使爵位、官職受到削減。就好象《荀子王制》中所說的“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于禮義，則歸之為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可見，在社會等級制度上，漢律是照搬儒家學說的“禮制”。而家庭制度上更是“三綱、五?！敝罏楹诵?，將封建宗法下的家庭倫理引入法律?！案笧樽泳V，夫為妻綱”的封建家長制在漢代家庭法中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在漢律中對家長不孝或觸犯父權者，如毆打殺害家長，告發(fā)尊長犯罪、甚至在為尊長服喪期間與人通奸即屬大逆不道，要處以極刑，而家長毆打晚輩則一般不受法律管轄。在婚姻立法方面漢律規(guī)定了“一夫一 妻多妾制”，皇帝就是這一制度的典型，而妻子不可多夫，漢律雖無明文禁止離婚，但以漢律中“七出、三不去”的棄妻原則和《白虎通嫁娶篇》中“夫有惡行，妻不得去”，“地無去天之義，夫雖有惡，不得去也”和《后漢書》中“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可見漢律是依儒家“三綱”中“夫為妻綱”嚴重傾向于保護夫權，只要不“亂妻妾位”便可大量蓄妾。男女之間在婚姻家庭權利上得不到真正的平等，婦女只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而沒有獨立的個人權利，成為男性社會的附屬品。在繼承方面，除身份王位的繼承外，財產(chǎn)的繼承與現(xiàn)代區(qū)別不大。
　　可見，漢律在民商法律中傾向于宗法家庭立法，重視倫理綱常的制度化家庭化，道德法律化，而輕視了商業(yè)秩序的制度化、規(guī)范化，這與儒家重義而輕利的思想是分不開的。
　?。?）在司法制度方面
　　漢代司法制度已擁有較完備的司法機構和訴訟程序，但在訴訟方面有幾點較明顯的封建禮教色彩。
　　①重大疑難宗件的最后裁決權，由皇帝獨攬，特別是涉及“先請”宗件則一律奏請皇帝，君權神授，君為臣綱的董氏儒家思想又次體現(xiàn)出來。
　?、谟H親得相首匿原則，卑幼不可告發(fā)尊長，否則以不孝論處，則體現(xiàn)了父為子綱的倫理觀，在這里，倫理綱常、禮制大于法律。正如《荀子勸學》中“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和“禮義制而制法度”（《荀子性惡》）所指的禮——法關系思想。
　?、邸按呵餂Q獄”這是儒家思想引入漢律的典型代表，它是指在審判案件時，如無法律明文規(guī)定，則以儒家經(jīng)義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jù)。其要旨是，根據(jù)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動機，并以其動機有無惡意做為定罪量刑的首要條件，而首犯、從犯、已遂、未遂只是次要條件，桓寬在《鹽鐵論刑德》中說：“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合于法者誅?！眲t“心”、“志”成為定罪依據(jù)?！盾髯油踔啤分姓f：“故公平者，聽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岸Y義者，治之始也”；《荀子勸學》中雙提到“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在《荀子性惡》中更提到：“禮義制而制法度”和《荀子修身》中的“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可見，荀子在很早就提出了以禮法并用，以禮制法，以禮治事（政），可是荀子的主張并未被最高統(tǒng)治者采納，直到董仲舒揉合各家所長，該思想才為統(tǒng)治者所用，因此，董仲舒成為社會管理階層后大行其道，不但引禮入律，還禮律并用，甚至以禮代法，并注有《春秋決事比》，“比”是漢代的一種法律形式，類似判例法，以及《春秋決獄》232事，除此之外還有《春秋決獄輯佚》十三條，《春秋斷獄》（東漢應劭所作）及《漢書藝文志》中的“公平董仲舒詒獄”十六篇，看來以董仲舒、公孫弘等儒家學者大量引用儒家經(jīng)典斷獄。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精華》中說：“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論其輕”。在《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中又說：“循三綱之紀，通八端之理，乃可謂善?！笨梢姖h代在司法斷案在無律可引時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奪。
　　另外，在漢代盛行私人注律，而注律的人，多為儒家門徒，由西漢的杜周、杜延年父子的“大杜律”“小杜律”到東漢的叔孫宣、郭令卿、鄭玄等“諸儒章句十有余家”，而私人注律如合符統(tǒng)治者要求，則被用以斷案。
　　可見漢律儒家化之程度頗為廣泛而深入，由立法思想到法律條文和法律條文解釋；由社會等級身份階層到家庭關系，由行為規(guī)范到思想道德指南，甚至無律可循也要引以斷案。
　　漢律儒化之歷史影響
　　漢律儒家化是中國封建社會法律儒家化的開端，歷朝歷代統(tǒng)治者無不禮法并用，只是禮法何重何輕根據(jù)各歷史時期的社會情況有所不同，可“三綱五常之道”成為行為規(guī)范的核心這一點照搬不誤，引禮入律直至清律都未有改變，如“親親得相首匿”等。儒家思想不僅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主流思想，更直接將其經(jīng)典條文化，法律化，“三綱五常、綱常倫理”近乎成為指導中國封建社會人們行為規(guī)范的習慣法，君權、父權、夫權、成為封建社會的權力核心，而法律對其維護倍至，“仁、義、禮、智、信”則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這與封建制社會的經(jīng)濟基礎基本適應。但到封建制后期，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有些內(nèi)容已不盡適應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展時有少部份改動，但其思想核心部份即“三綱五?！敝?，“綱常倫理”之說和“陰陽天人”之論均未受到動搖，如清律中的“秋審”和家庭制度等。
　?。ǘ\談唐律之儒家化
　　唐初統(tǒng)治者在目睹了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在立法、統(tǒng)治上頗為講究，強調(diào)予民休息，于是以漢初統(tǒng)治者采取了類似的手法即“德主刑輔”的儒家理念，而比對之下，唐初統(tǒng)治者對此更為深入分析和全面的采取實施了這一方法。
　　唐初立法的歷史背景
　　隋朝雖定立了《開皇律》、《大業(yè)律》都講求寬簡、輕刑，可在實際運用中卻不依法行事而是酷刑重刑廣泛運用，甚至“盜一錢以上棄市”，到隋未更是農(nóng)民運動不斷，農(nóng)民為求生計被迫造反，做為隋未官員的李淵、李世民父子也順應了這一形勢，當李氏家族奪取政權后，明確地認清了戰(zhàn)后的社會形勢及其需求，也意識到隋朝的短暫和隋朝法制失敗的原因，因而在唐初就提出“安人靜俗”的方針，而在立法上又提出“一準乎禮”“寬簡、劃一、穩(wěn)定”的方針，以求其統(tǒng)治長治久安，富民強國。在十多年戰(zhàn)亂后首要是生產(chǎn)力的恢復，人口的恢復因此其政治要求就是減免賦稅、予民休養(yǎng)生息，以求達到儒家所描述的理想社會形態(tài)。
　　（1） 隋未唐初的歷史背景對唐統(tǒng)治者立法思想的影響。
　　針對隋朝的立法，實踐脫節(jié)，有法不依，以人治代替禮、法、在實踐中重法酷刑，“如盜一錢以上皆棄市”，“轘”“車裂”“梟首”的恢復，隋朝也因此暴政而從此走向滅亡。做為隋朝官宦的李淵父子深有感觸，而做為官員，李淵父子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并反復引用《荀子王制》中的：“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痹谒麄兛磥硭宓臏缤?，是有完備的法律卻有法不依而“益肄淫刑”以至“憲章遐棄”，以至法律成為一紙空文，百姓卻民不了生，因此，李氏父子以隋為鑒，如只是要求法要寬簡，也要法律穩(wěn)定連續(xù)劃一。以使其統(tǒng)治長治久安，在《貞觀政要》卷八中更有“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的闡述。李世民更大量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