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學本土化讀后(完整版)
【正文】 性質推論本土化的必然性》，載李亦園、楊國樞、文崇一合編：《現(xiàn)代化與中國化論集》，巨流圖書公司（臺北）1985年版。因此，同時閱讀這三部著作，進行交叉比較，可能會更有助于理解《本土化》的寫作思路。鄭先生在“前言”里謙虛地稱此書為“我們向社會和社會學界上交的一份作業(yè)”，并“期待著對其中的有關問題進行學術爭論”?！ ”就粱陨淼谋匾曰蛟缓戏ㄐ詥栴}應當是首先需要考慮的，正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最后他得出結論：“社會學基本上是一門具體科學而不是一門普遍科學……因此社會學的任務不是找尋一些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律，而是不斷去檢驗已建立的規(guī)律和已發(fā)掘的事實是否過時，在個別文化宇宙所建立的規(guī)律和所發(fā)掘的事實是否適用。針對后殖民主義等思潮對西方既有學科范式的一概拒斥，他提出，有意識形態(tài)的“先見”不一定是意識形態(tài)的“文本”，即學理有其自身的客觀性，不是作者原先可能的主觀意識形態(tài)所能左右的。） 從上述視角反觀《本土化》一書，可以看出鄭、王之作頗具特色。以往的研究者考慮“本土化”大多數(shù)認為是發(fā)生在20年代以后的，是對于此前單純引進活動的不滿和反思才作出的努力。參見該書，第13頁。他在與李迎生合著的《中國社會學史新編》中指出，嚴復曾把社會學看作一門研究社會“治、亂、興、衰”原因，揭示社會所以達到“治”的方法或規(guī)律的學問，并坦言自己的社會學定義和社會運行論都是受嚴復的啟發(fā)，沿著嚴復的思路，結合當今實際而提出來的。（注：可以參考以下2本文集中的有關文章。）等著作，他還在《社會人類學的中國時代》一文中對中國同行的成果表示了贊賞。臺灣在社會學學術本土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以與外國學者合作進行的“濁大計劃”等科研項目為發(fā)端，以社會心理學家楊國樞等為代表的臺灣學者積極探索社會學的中國化，無論在應用還是理論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績。比如對于“民族”共同體的理解會直接影響對本土化的看法，需要作者進一步推敲?！ ‘斎?，瑕不掩瑜，正如鄭杭生在“前言”中所說，中國社會學的百年發(fā)展具有復雜性和曲折性，對于其中一些問題本來就有不同的看法。能干的人，不在情緒上計較，只在做事上認真；無能的人！不在做事上認真，只在情緒上計較。無論如何，鄭、王兩位的《本土化》一書在目前的同類著作中堪為翹楚，總體上看非常富有啟發(fā)性，值得廣大學人細細品味?？墒牵ㄉ鐣W的）“印第安族的本土化”卻叫人難以捉摸?！ ?2)關于“宗族與迷信”問題評論欠妥。該派的后起之秀裴達禮(Hugh )和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在他們合編的紀念弗里德曼的論文集的“前言”里就評論道：“如果說費孝通、林耀華和田汝康開創(chuàng)的是中國本土社會學中的受英式訓練的人類學路線的話，那么弗里德曼、華英德(Barbara Ward)和斯?jié)娏挚藸?Sybille van der Sprenkel)的研究就是在英國的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開啟了一條中國路線。吳文藻：《吳文藻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磥恚亲髡叱浞挚紤]到了中國本土的優(yōu)秀學術傳統(tǒng)，并予以發(fā)揚光大，才能對“本土化”的論題有入木三分的見解。作者十分有見地提出要“利用中國社會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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