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保險，則不管該雇員是否具有本地的城市戶口， 都可以享受這些保險。1998年《土地承包法》實施之前，出于村內不同農戶人口相對變動的需求，絕大部分地區(qū)的農村都以行政村或者自然村為范圍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行政性土地調整。在我們調查的二千二百多位農民中，認為“農地承包30年完全不調整”%，%，%；認為“家里增加人口，不給土地”%，%，%；認為“家里因為女兒出嫁減少人口，但不減少土地”%，%，%；認為“家里因為有人去世而減少人口，但不減少土地”%，%，%。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農村家庭間人口相對變動必然導致的結果是，無論是調整，還是不調整，都存在問題。即使以土地資源比較稀缺的浙江為例，根據省規(guī)劃部門統計，2000年至2004年五年間。考慮到中國只有2862個縣級行政單位，這個數字意味著平均每個縣級行政單位至少有兩個開發(fā)區(qū)。比如，我們進行的實地調查表明，蘇州市這個中國吸引FDI最成功的城市之一，在本世紀初每畝征地和建設成本高達20萬元的工業(yè)用地平均出讓價格只有每畝15萬人民幣。地方政府政府之所以可以大規(guī)模圈地并低價出讓，其根本原因在于現有征地制度和土地出讓體制賦予了地方政府壟斷城市用地一級市場的權力。即使近年來在部分地區(qū)開始推行的被征地農民社會保障政策（即失地農民”用土地換社?！保?也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來主導和制定，社會保障的范圍和標準等方面，被征地農民基本沒有發(fā)言權，結果往往是已建立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的城市中普遍存在保障不足的問題。為解決農地征收方面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國務院與國土資源部等相關部門近年來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法規(guī)來規(guī)范和約束地方政府。在農村人口無法向城市進行永久遷移并釋放土地的情況下，留在農村的人口不僅無法擴大農業(yè)經營規(guī)模，而且會由于村莊內部人口變動而不斷面臨土地被調整的壓力。與此同時，在試點的基礎上初步開征財產稅，也將是的地方政府新的大規(guī)模的永久性稅源。3）達到上述“城市戶口準入標準”的鄉(xiāng)村遷移人口，在自愿的基礎上，如果（無償）放棄其在農村的農地（包括農地使用權證），則可以獲得城市戶口和申請享受上述福利包的資格。而對于公益事業(yè)征地，也應該參照市場價值進行補償。在這個方面，越南已經進行的農村土地產權改革的經驗非常值得我們考慮。注意，由于上述“戶籍準入標準”只針對那些希望獲得本地城市戶口并享受相應福利的外來遷移人口，所以它不會對勞動力的外出打工（非永久流動）有任何負面的影響?？梢钥紤]增加向城市公立教育的投入，并專項用于外來打工者子女的就學。應該允許農地直接進入城市建設用地市場，或至少允許農村集體就土地轉讓直接與開發(fā)商進行談判，政府在審批后將土地轉為國有。同時，在該政策組合中，原來農地集體所有制下村集體對土地具有的一定再分配能力這個關鍵特點也因存在被遷移人口釋放的“余地”而得到保留，從而增加了改革在政治上的可接受性。改革必然會帶來一些既有利益格局的調整。如果為遷移人口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居住與子女教育安排，推進農地產權的穩(wěn)定與保護等問題本身就是我國實現現代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題中應有之意，那么就有必要大力推進。不奮斗就是每天都很容易，可一年一年越來越難。是狼就要練好牙，是羊就要練好腿。如果不進一步推動這項改革，只有讓大批的流動人口繼續(xù)流動，大批的失地農民繼續(xù)失落。但當前改革階段面臨的很多問題，包括戶籍制度、農地產權、征地制度，乃至相關的地方財政體制與社保體制存在的問題，都已經進入到攻堅階段，原來那套缺乏整體性和前瞻性套路的改革模式也到了必須進行調整的時候。由于“戶口福利包”是新建立的，而遷移人口在福利包—土地產權證選擇中有完全的自主性，選擇了福利包的新遷移人口顯然獲得了福利改進； 而由于福利包融資是通過新引入的、歸地方政府所有的土地增值稅和財產稅來實現的，那么這種政策實際上將使遷移人口能夠分享城市化所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應該逐漸調整目前我國實行的、以經濟適用房為主體的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而建立以外來遷移人口及其家庭為主要目標的廉租房政策體系。特別需要指出，由于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的效應開始逐步顯現，加上農村外出務工人口的不斷增加，當前一些農村地區(qū)（特別是中部地區(qū)）的農村中小學已經無法招滿學生，近年來我國對農村義務教育進行的大規(guī)模校舍投資開始出現浪費的跡象。即自愿放棄農地，而且在本城市居住達到一定的時間、月收入超過一定的水平。包括越南在內的很多發(fā)展中國家土地制度改革經驗證明，在地方層次（如鄉(xiāng)鎮(zhèn)級別）建立土地權屬管理辦公室，并直接向農民發(fā)放土地使用權證是一種低成本、且具備很強操作性的土地制度改革模式。只要符合城市規(guī)劃和土地利用規(guī)劃的要求，土地開發(fā)商可以直接與村集體進行土地交易，使得土地用途轉換和相應土地升值潛力較大的村集體及其村民能夠保有土地用途轉換過程中農地價值和增值部分的主要收益。1）降低目前的城市人口永久遷移、或者說申請城市戶口的“戶口準入標準”。更重要的是，考慮到農地轉換為具有商業(yè)價值的非農用途過程中所發(fā)生的增值在相當程度上可以歸結于具有“外部性”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總體經濟發(fā)展，如果對這部分土地不實行征收，而是市場化，地方政府通過抽取一定比例的土地增值稅就具有經濟的合理性。首先，因為沒有實質性的戶籍制度改革，使得中國城市化過程滯后和大量流動人口出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沒有為流動人口建立基本的社會保障體制和相應的居住、子女教育安排，從而無法構造一個使這些人口從農村逐漸、但又是全面轉移出來的良性循環(huán)機制。由此，征地補償不足已成為了農民上訪的首要原因，在部分地區(qū)征地糾紛甚至造成了群體性事件，嚴重危害了社會安定團結?；鶎诱畠A向于執(zhí)行較低標準的補償政策。因此，如果能夠通過提供廉價土地和補貼性基礎設施之類的各種優(yōu)惠政策來吸引到更多制造業(yè)投資的話，將不僅直接帶來增值稅收入，也會間接增加地方政府從服務業(yè)部門獲得的營業(yè)稅收入，同時還會增加服務業(yè)的用地需求，從而有助于獲得更高的土地出讓金收入。經常出現的情況是，基礎設施完備的工業(yè)用地僅以名義價格、甚至是所謂的“零地價”出讓給投資者50年。到2006年底， 這些開發(fā)區(qū)被中央核減至1568個，規(guī)劃面積也被壓縮到9949平方公里。各個地方都通過修改城鎮(zhèn)規(guī)劃、設置城市新區(qū)以及大規(guī)模設立經濟開發(fā)區(qū)或工業(yè)園區(qū)等途徑，擴大城市規(guī)模，一些縣級市的城區(qū)面積甚至以每年6平方公里的速度“攤大餅”式擴展。在一些地區(qū)，家庭人口減少的一個原因是家里有人因為考學等原因離開農村，并在后來取得了城市戶口，但依據土地承包法，他們仍然可以保留農村土地，即使他們已經與農業(yè)完全無關。在那些堅決落實土地承包法而不調整土地的村莊，不同農戶之間的矛盾則開始增加。但在天子腳下的北京，農民工子女進入城市公立學校就讀都還是困難重重。即使是一些城市政府提供的就業(yè)崗位，比如環(huán)保、衛(wèi)生之類的低端職位，也開始招納外地人口。鄭州的例子再清楚不過地表明，戶籍制度改革不僅需要中央政府介入并在全國不同城市同時推動，以防止單個或少數城市行動而導致的人口劇增帶來的公共資源困境，也需要地方政府有配套的財政資源來為流動人口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 無論這種資源是來自于中央轉移支付，還是地方政府自有的、或新增的財力。即使是中國“城鄉(xiāng)統籌綜合配套體制改革試驗區(qū)”的成都市，其最新的城鄉(xiāng)統籌改革方案也基本上不包括那些外來的農民工，外來人口一般還是要在本城市購買商品房，才能夠獲得城市戶口。2001年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于推進小城鎮(zhèn)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對小城鎮(zhèn)的戶籍改革進一步放寬，至此絕大多數小城鎮(zhèn)的戶籍基本上對本地區(qū)內部的農民開放了。這就使得中國的鄉(xiāng)—城人口遷移模式不同于其他很多國家城市化過程中那種以永久性家庭遷移為主導的遷移模式，而多以臨時性、單身、鐘擺式遷移為主。 這里提出的系統性改革方案，首先是不同于單純的土地私有化政策提案，它可以在保持現有農地制度集體所有制部分優(yōu)點的條件下，逐漸實現留在農村的那部分農民在農地產權的長期穩(wěn)定；其次，它也不同于目前征地制度改革提案中將土地增值收益完全交給失地農民的思路，而是建議通過配套的財稅體制改革實現地方政府乃至包括外來遷移人口在內的城市居民對土地增值收益的共享；第三，不同于貌似公平、但實際上往往是侵害失地農民權益的“以土地換社保”的方案，而是在征地制度改革中給予被征地農民就土地補償標準和方式直接談判的權利；最后，它還不同于那些宣稱要馬上廢除戶籍制度，或至少逐步減少城市戶口所附帶福利的激進方案，而是要在清楚地界定城市政府為本地居民所應盡基本公共服務義務的基礎上，通過一系列制度改革將這些公共服務逐步地擴展到那些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人口。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政府部門，對于如何通過政策調整和制度改革去真正實現這些目標，仍然缺乏基本的共識。當各級地方政府為追求財稅收入最大化而努力營造“對商業(yè)友好”（business friendly）的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