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還有一個比較通俗的指標，不用基尼系數，因為中國近代不太用基尼系數，這是現代研究。土地革命如果從剛才對于中國土地制度和英國土地制度的對比來看，我們就覺得土地革命的理由是令人費解的。許退就是佃農可以退，但是田主不能奪，你不能把我退了，我可以把你退了，所以這是非常穩(wěn)定的永久租佃關系。就是可以用實物和貨幣替代公田，原來所謂公田的存在是一種稅，只不過是一種勞役稅，人們在公田里勞動，生產出來的糧食和農作物交給王室，一種稅。這是英國的土地制度變遷的大致的敘述，當然內容要比這個豐富多了，這些書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就是這樣的土地制度并沒有妨礙他的工業(yè)化和城市化。1887年，%，%，就是通過租賃方式達到土地重新配置，很顯然租賃的法律程序成本更低，更容易做。所以大家發(fā)現在當時的英國租佃關系比產權關系更好處理，甚至到什么地步呢？有兩個有保有權的人互相出現保有權的紛爭，他們之間打官司的時候不按照保有權的侵權來訴訟，他做一個什么事呢？他覺得可以用“侵占承租地令狀”，就是他用承租權的沖突打官司，而這樣的形式比保有權沖突打官司容易得多。所以合約制度變遷有比較好的特點，就是基本上是人們自愿，而人們自愿非常重要，自愿是什么意思？自愿就是他認為這樣一個合約或這樣一個改變至少不會損害他，大家明白這個道理，如果損害你，你會反對，所以你就不自愿。但是經過兩個世紀的時間，終于法律承認，這樣一種出租并棄讓所要達到的目的實際上就是產權轉讓，所以干脆就把這個法律變過來，就說可以有直接的受讓的形式。他怎么區(qū)分基礎性制度和次級制度呢？他說基礎性制度就是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應該包括有法律規(guī)定的產權制度，當然產權有時候也會由合約規(guī)定，但是由法律規(guī)定的產權制度適用范圍更廣，更可靠。所以這種方法規(guī)避了在保有制下保有農轉讓土地很多很繁復的程序，降低了交易費用。所以在這樣外在的土地保有制的框架下，并不是無法進行土地轉讓，而是說可以由各種各樣的變通形式來實現土地轉讓。就是說你獲得這個轉讓，不僅獲得土地，而且獲得義務，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叫做替代。所以其實領主是有各種身份，他也可以投身于科學，促進科學發(fā)展，所以不是貼的這個標簽所能反映的這樣一個豐富的人，也不是我們想象的在陰冷的古堡中非常呆板和封閉的所謂的封建領主。其實不然，人是很豐富的，一個人可能是父親，他也可能是丈夫，他也可能是兒子，其實他在不同群體里扮演不同的角色，他可能是攝影愛好者，他可能是一個猶太人，他也可能是一個科學家等等，他是有不同的群體身份。 謝謝趙農。實錄[張五常，《佃農理論》，商務印書館，2000。咸鴻昌，《英國土地法律史：以保有權為視角的考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劉淑蘭，《英國產業(yè)革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高菊村，龍劍宇，陳高舉，劉建國，蒲葦，《毛澤東故土家族》，西苑出版社，1999。參考文獻：它只有在合約方式已經發(fā)生了普遍的演變，且證明是有效的以后，再作對法律的調整。因公共物品并不一定會使所有人皆大歡喜，卻又要提供，在典型的民主制度下，就要通過投票決定。奴隸主可以迫使奴隸在單位時間內高強度地勞動。所以，自愿不僅是制度變遷的被動的標尺，也是主動的要素。最奇妙的是，交易看來是兩個人就可進行的小事，但其內涵卻極為深遠。所以，自愿還是被迫，和平還是暴力，而不是什么其它指標，才能判斷一個制度變遷是否是“好的”制度變遷，即使制度變得更有效率的變遷?！保?013，第186頁）應該說，在承包制之前，許多農村和億萬農民已經在暗渡陳倉、瞞天過海了?；仡欀杏蓢恋刂贫茸冞w的歷史，上述討論應是成立的。因而，用暴力推行的制度其實也就是一個其分配更為傾向于政府的制度。這反映在對制度變遷的態(tài)度上。第五個方面，是企圖依賴于政治力量進行制度變遷。而為了建立這樣的好制度，可以不惜一切代價。為了制度的變革，“好人”可以不惜動用武力消滅“壞人”，甚至可以殘害他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英國人并沒有從根本上觸動這個看來“落后”的土地制度，卻實現了現代化；而中國卻要消滅這個對現代化有好處的土地制度，反而帶來對現代化的阻礙。如果我們連這個教訓也沒記取，那幾千萬生命就真的白白喪失了。自留地上的高效率使得政府動心，為什么不對自留地征稅呢？據高王凌，1957年中共湖南省委就規(guī)定，自留地不能免征免購；到后來，對集體土地包產到勞，也實際上采取了交納固定量的農產品或相應現金的規(guī)定（高王凌，2013，第212頁）。自留地的存在就是農民付出了幾千萬個生命所獲得了讓步?！保ㄈf里，1988；轉引自高王凌，2013，第3頁）董輔礽先生也曾說，“人民公社其實就是農奴制”（轉引自徐瑾，2008）。中國的人均GDP從1948年的世界第40位，下降到1978年的倒數第二更不用說，在歷史上我們從未看到，為了征收田賦，哪朝政府要到農戶家里去“反瞞產”，即用暴力逼迫農民說出糧食藏在哪里，而經常的情況是，由于農民真的沒有糧食，而被吊打至死。在大饑荒后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加自留地的制度下，他們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自留地上。這導致了約3000萬甚至更多的農民被餓死[2]，據鄧子恢，其中有2000萬農業(yè)勞動力被餓死（《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1996，第558頁；轉引自高王凌，2013，第151頁）。 據當時的統(tǒng)計數據，1954年以后，實際“田賦率”即征購比率大幅上升，1959年達到接近40%，1960年更達到接近50%。農業(yè)勞動生產率（1952年~1979年）由于市場制度已被廢棄，沒有市場信號告訴人們如何配置農產品結構，甚至沒有總量判斷，在農村集體中行政命令替代了農民的農業(yè)技能，公共食堂和“干多干少一個樣”的分配制度削減了農民的勞動熱情，致使生產效率急劇下降，導致總產量的下降。從制度角度看，由集體化所形成的土地制度不僅沒有任何優(yōu)勢可言，反而使土地制度倒退到了一個不能有效交易的地步。由于土改的示范作用，使得人們不敢再積累財富，也就沒有用于投資工商業(yè)的資本?！‘a量由平均每畝180斤，減為85斤，……’”；甚至還出現了饑荒，“到1948年3月，全山東已有200多萬人缺乏糧食。在冬天，她所參與的土改工作隊將土地所有者放到水缸里（江菲，2004）。至于中國當時的土地制度是一種“落后的生產關系”即落后的制度，與當時的英國土地制度相比，似乎得不出這個結論。因為他清楚地意識到中國與美國和蘇聯的差別。趙岡甚至說，“蘇南地區(qū)的佃農普遍比自耕農富裕，甚至比某些握有田骨的地主享有更多的財產。數據來源：高王凌，2005，第29頁。1851年~1890年1751年~1790年1550年~1650年 據趙岡計算，如將田面權也算地權，（2006，第83頁）。杜潤生在50年代初期也曾當面向毛澤東提出質疑，說中南地區(qū)地主富農的土地只有40%多（杜潤生，2005，第9頁）。一是不公平，即土地產權分布的不平均，地租率太高，地主對佃農的剝削很殘酷；一是無效率，即因存在剝削關系，導致效率很低，人民生活貧困；一是這是一種落后的生產關系，即封建的土地制度，妨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和現代化。秦漢以后，中央與地方的政治結構以郡縣制為主，也就逐漸取消了天子與諸侯的封建關系。我們猜測，這一定是英國人在現有土地制度框架內采取變通方法所至。如采礦者“在承租礦山時冒著很大風險。例如“整個程序至少要經過20個部門和環(huán)節(jié)，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存在大量的風險、拖延和昂貴的開支”，1846年“土地轉讓的成本相當于土地三年的收益”，也有人認為“相當于土地五年的收益。被沒收的土地被轉賜給了國王近臣，或轉賣給了其他人。如“l(fā)561~1640年，王室土地減少3/4，大封建貴族的土地減少一半，而新貴族的土地增加1/5。最重要的是，它幾乎起到了法律變革和產權制度變革的作用。所謂“棄讓”，就是“按照普通法的要求將自己在土地上享有的回復地產以書面形式棄讓給”承租人。例如在“租賃協(xié)議簽訂后，承租人應當依照自由保有制下‘轉移保有’的形式要求進占土地”（咸鴻昌，2009，第267頁）。由于在概念上土地屬國王所有，所以無論是封臣、領主，還是保有農都沒有權利直接出售土地；如果想轉讓，只能采取迂回的方法，即所謂“替代”和“再分封”。除了領主們自己的經濟與科學活動，他們也通過產權交易將土地轉移到了進行工業(yè)化和城市化的其他人，尤其是平民資產階級手中?！庇秩?，“1790年1月1日，賽克斯在當地開設了自己的銀行?！币话愣嘣?/15到1/20之間（沈漢，2005，第283頁）。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進入工業(yè)化的國家，也應是第一個進入現代城市化的國家。Abstract:盛近代以來中國和英國的土地制度的變遷有著很大區(qū)別。How Should Institutions Change?我讀《英國土地法律史》時，發(fā)現英國的土地法律制度自11世紀征服者威廉時期到近代以來，幾乎沒有發(fā)生太大變化，只是在1925年的《財產法》中才終結了土地封建制或土地保有制。例如，以階級斗爭為推動歷史主要動力的馬克思主義自然認為，與舊的封建制度聯系在一起的土地領主階級一定會捍衛(wèi)土地封建制，也與現代工業(yè)化和城市化毫無關系。而達勒姆伯爵的礦山在1835年的估價達到540000英鎊。又如，“在1833年至1845年間，有一批貴族、地主和鄉(xiāng)紳向各鐵路公司投資。如對數的發(fā)明人約翰?納皮爾（John Napier）就是蘇格蘭的梅奇斯頓堡的領主。即一旦打仗，后者就要提供軍人和相應的軍事物資。這兩種方法雖然使土地轉讓成為可能，但仍然成本很高，妨礙了土地更有效地轉讓。當然即使如此，保有制下的土地轉讓還是受到較大限制。上述英國土地制度變革的風格，是道格拉斯?諾思所說的次級制度變遷。在另一方面，由于“出租和棄讓”成為了一種普遍形式，經過兩個多世紀，到了1845年，“法律應時而變，直接以授讓（grant）形式取代了‘出租并棄讓’的形式。我們并不否認，16世紀以后英國土地的易手有很多宗教因素和政治因素。前述合約方式的變革便利了土地的轉讓和租賃，才真正實現了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對土地重新配置的要求。尤其在農業(yè)方面，有大量的經營農場出現。但數據告訴我們，在當時的背景下，英國的城市化過程還是很快的，并且領先于世界各國。英格蘭城市人口的增長（1520年~1750年）反觀中國，情況似乎正好相反。對于田主，他的土地權利一般被稱為“田底權”；對于永佃農，他的土地權利一般被稱為“田面權”。后者甚至將它所進行的運動稱為“土地革命”。的情況（2006，第64~70頁），應是相當平均的。即使對土地分配情況有不同估計，中共執(zhí)政后的國家統(tǒng)計局的估計則可以算是比較權威的估計。單位：兩/畝年代1802~1807不僅如此，地租仍然長期不能收足，且實收率還在持續(xù)下降。 而所謂“欠租”，并不是一種短期的和暫時的現象，而是一種長期行為，甚至長達數十年（高王凌，2005，第79~90頁）。他對中國的農業(yè)贊不絕口，認為是在中國的地理氣候和人口密度環(huán)境下的最好配置。據曹貫一估計，光緒十三年（1887年），我國一個農業(yè)勞動力平均可產約2000斤糧食（1989，第852頁），而從1949年到1978年都沒有達到過這個水平。無論如何，在民國時期，知識分子或社會主流的看法，就是要改變當時的土地制度，從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國民黨人，到修正了“平均地權”主張的共產黨人。首先，剝奪百萬人的生命就是最大的不公平，他們的“罪名”只是在市場制度下通過平等自愿的交易獲得了更多的土地。再看效率?！保ㄍ跤衙?，2006，第168頁）政府通過其行政系統(tǒng)，由各級行政負責人直接調配土地及其它農業(yè)生產資料、甚至生活資料，被稱為“一平二調”，“一大二公”。數據來源：勞動生產率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網站，《國家數據》，“主要農作物產品產量”，所以當時的田賦率還是農民可以接受的。實際田賦率（糧食征購率）[1]195319571961如1958年當年估計的糧食產量8500億斤，比實際產量4000億斤（楊繼繩，2008，第722~723頁）%。許多人因被扣飯而餓死（楊繼繩，2008，第347~349頁）。再加上行政官員好大喜功，追求政績工程的“瞎指揮”（楊繼繩，2008，第145頁，第160~161頁，第172頁，第195頁，第225頁，……），進一步降低了土地的產出效率。第四，這種剝奪了農民土地權利的制度，也就同時剝奪了農民的政治權利和基本的人身權利。這種作法使得救災不能及時開展，災民得不到應有的救助，反而又加重了災情，餓死了更多的人。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選舉法》規(guī)定，在選舉權利上，一個農村人相當于四分之一個城里人（第二章第十四條）?；稳婚g，我們感到了歷史的倒錯，回到了三千年前的商周時期。重溫歷史，讓我們感慨萬千。由于軍事上的失敗，認為中國事事不如人，所以并不對中國當時的經濟制度做細致分析，就將其全盤否定。但當它變?yōu)檎渭瘓F的信仰，并用于實踐時，就會產生將現實削足適履地服從理論的現象。第三個方面，是對制度及制度變遷的僵化理解和簡單思考。這才使制度變遷不出現帶來危機的斷裂。在既有土地法律制度框架下，他們又尊重人們對不同法律的選擇，和對契約形式的選擇，這又促進了制度在較靈活的領域發(fā)生變化，最后推動法律制度的變化。為了與競爭性政治力量相區(qū)別，對土地制度的主張就會發(fā)生扭曲，如共產黨的暴力土改。正是他們的錯誤導致了后來中國農民的災難。布坎南指出，最好的制度變遷表現為帕累托改進。第二，用暴力推行的所謂制度變遷必然在分配上是不公平的。而我們已經知道，政府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比市場更有效率，如在公共物品領域。與之相應的，就是生產效率降至最低。據國家統(tǒng)計局的數據，在1970年至1977年間，農業(yè)總產值的年均增長率約為3%，而1978年到1988年的增長率則為15%[4]。單位：億元如果當初中國的農民被允許不參加集體，或可以自由退社，就不可能出現三年大饑荒，當然也就保留下來農民擁有產權的土地制度。所以，宣稱自己掌握了人類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真理的人，企圖通過政府的強制性手段給人類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