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我國容隱制度及其現(xiàn)實意義-預覽頁
【正文】 時正處在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禮崩樂壞”時代，學術上呈現(xiàn)出“百家爭鳴”的局面。漢武帝時，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并得到采納，儒家思想也因此開始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tǒng)思想。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自漢宣帝正式頒布“親親得相首匿”的詔令后，相隱范圍不擴大，司法取證制度也作出了相應變化。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而被“賜謚繆侯”。宗尊為小君，宮韂周備，出有輜軿之飾，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譖者之言。東漢末年的法令規(guī)定：“軍征士亡，拷竟其妻子”，這一條文遭到高柔和盧毓等人的反對，后曹操下令將之廢止。北朝時已經(jīng)有“期親相隱”的法令。 （三）容隱制度的成熟發(fā)展 容隱制度自隋唐時逐步完備，并形成一個比較完備的規(guī)范體系?！短坡墒枳h?名例律》中規(guī)定了容隱制度的總原則，即“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另外，其他不同居的小功以下親屬如果隱匿犯罪，則較之普通人犯罪降低三個等級對其進行減輕處罰。（2）關于“漏泄其罪令得逃亡”。（6）關于“子孫與金刃”幫助父祖逃脫囚禁及不得復捕回送官。（10）關于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嚴重國事罪不得容隱。元明清之容隱制度大體仍然沿襲唐宋律之規(guī)定，但隨著社會情況的變化也相應的出現(xiàn)了一些變化?！钡墼唬骸叭俗邮掠H，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容隱親屬的范圍進一步擴展到妻親，即岳父母和女婿等都列入了得容隱的范圍之內。 （一）容隱制度強調的是“孝道” 親親相隱是家族本位的產(chǎn)物，西周實行的是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制度，整個國家政權組織是由一家一姓的家族來統(tǒng)治的；人們對待國家的態(tài)度也是統(tǒng)一的。與忠相比，孝更具有普遍性，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要講孝道。東漢章帝時制定了《輕侮法》，“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后因以為比，遂定其儀，以為輕侮法。因為，在家庭制度中，法律確認父權和夫權的至上性，由父權和夫權架構起一套制度，父親是一家之長，在家庭中處于至尊地位，家長可以對子女任意打罵，甚至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家庭關系中提倡孝父。[26]所以，西周和春秋時期，君父一體，忠孝合一，以宗法等級精神來塑造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提倡無條件的親親相隱。這時的親親相容隱是有條件，統(tǒng)治階級用“小罪可隱，告者有罪”，“大罪不可隱，隱者連坐”總原則和既不提倡，具體分析、區(qū)別對待的方法，將“忠”與“孝”協(xié)調起來。 容隱制度的起初的出發(fā)點是對人類親情的愛護和寬容。親屬之愛是人類一切感情聯(lián)系和基礎，是一切愛的起點。是時法官虞僧虬大怒：“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jù)，陷親極刑，傷和損俗”，“景慈宜加罪辟。 容隱制度之所以為漢后各封建王朝認可，重要一條原因就是有利于維護國家的政治和法治秩序。容隱制度是古代立法者對“情與法”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進行調和的產(chǎn)物，顯示了一定的立法智慧和技術。如果反對容隱，勢必造成“一損俱損”，審訊取證則拷問親屬，迫其作證。這不僅有利于對親情的保護，而且有利于保護人權。 隱制度的設立有利于保護親權。因此，法律不能忽視社會的人情基礎，不能苛求任何有感情的人的所謂“覺悟”。一個社會如果連自己的父母、子女、至交都難以相信，那么這是個人情淡薄的社會，溫情的外衣里面包著的是一顆顆冰冷無情的心，不但使人寒冷，而且讓人心傷、絕望。 容隱制度的設立有利于證人出庭制度的完善。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司法實踐中由訴訟法中證人有作證的義務，解釋為不履行此義務可以強制其履行。這是導致證人出庭率極低的一個重要制度性原因，顯然與“體現(xiàn)了法不強人所難的正人為善的精神”的期待可能性理論是不相符合的。首先，有利用于保障證據(jù)的真實性。其次，有利于大多人遵守和服從法律。如果不是，法律是不是有必要將少數(shù)人方可達到的行為境界作為社會成員的普遍行為標準加以明文規(guī)定。只要社會還是人類的社會，而且人類的性質仍然需要以親情和彼此的關懷加以維系，那么，法律就不能夠也不應該對此無動于衷。在實施依法治國設方略，構建政治文明的今天，社會主義法制的確立和發(fā)展，要求社會主體必須具有獨立平等的地位，而不是人身不平等及依附的地位。從這一點來說就要求我們徹底批判和拋棄以維護封建家族組織和人身等級制度的封建法律。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及社會所具有應當是社會主義的道德，而那些體現(xiàn)封建主義道德，維護封建等級制度，父家長權威的東西必須堅決予以否定，這些東西只不過是特權的代稱而已。”[35]長期以來，我們的法律更多地是強調個人對于國家的服從，以社會本位淹滅個體獨立，要求個人承擔對國家和社會的義務和責任，而往往忽略人之為人的基本權利要求。 在容隱制度構建中，應當對容隱條件進行限制。由于國事犯罪不同于一般犯罪，出于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需要，有必要考慮對容隱權做出限制。這種限制與設置“免證權”的立法原意是一致的。（4）對職務行為進行限制。 [2]參見范忠信：“親親相為隱：中外法律的共同傳統(tǒng)” [J]，載《比較法研究》1997年第2期，第113頁。 [9]《漢書?楚元王傳第六?卷三十六》[M] [10]《后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列傳》[M] [11]轉引自胡謙、張文華：“論古代的親屬容隱制度”，載《廣西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第224頁。 [18]葉孝信主編《中國法制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頁。 [26]參見趙震江主編《法律社會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534頁。直在其中矣”的注解。 [33]郝鐵川著《法治隨想錄》[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61頁。 [34]高紹先《法史探微》[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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