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容許隱匿的形式正面肯定妻、子、孫為夫、父、祖隱在法律上的正當性；間接或部分承認尊親屬為卑親屬隱的“權利”，對于以前“尊為卑隱”的絕對禁止予以一定程度的放寬：父、夫、祖隱子、妻、孫雖不是“皆勿坐”，但至少涉及死罪時可由廷尉報皇帝“圣裁”，有減免刑罰之可能性。東漢何休在注解“議親之辟”時就以漢律來作為注腳：“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11]東漢時人還提出兄弟、朋友應相為隱匿的主張?！段簳份d有：“‘期親相隱’之謂凡罪。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3）關于禁止逼親屬作證。[16]以上的具體規(guī)定和總原則相互補充、相互配合，共同形成了一個空前完備的規(guī)范和制度體系。元代確立了“干名犯義”的罪名，“凡子證其父、奴訐其主、妻妾弟侄告發(fā)夫兄叔伯等訴訟行為，都是大傷風化的‘干名犯義’，一律禁止”[18]。 [21]國家的基本構成要素就是一個個家族，而國家自身又是一個更大的“家族”，君王便是萬民的慈父，臣民要對君王絕對服從?！盵24]這是統治者進一步彰顯孝道的表現。唐朝及其以后的各朝代都有關于不得控告親尊長的規(guī)定，若違反之將受到嚴厲的懲處。因此，容隱制度的發(fā)展總是與儒家提倡的“孝道”分不開的?！案缸酉嚯[，天理人情之至也?！苯Y果詔流于交州。家庭精神孕育皇權式國家意識，國家是宗法家庭的擴大。這與儒家所提倡的“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親親仁也”等的主張相悖。如果讓親屬中一人來證實另一人的犯罪，那么他們之間就會產生不信任和隱痛，正常生活就會受到干擾，親屬間相互扶助等義務就無法實現，家庭關系不再融洽，甚至家庭就會不穩(wěn)定，以致整個社會也會充滿不信任，從而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但如果將特定身份的人也列入強制的范圍之內，勢必將無辜的犯罪嫌人、被告人的親屬等逼上兩難的境地，要么違法作證，要么違心作證，有悖于法律的文明進步和人道主義精神，給證人出庭制度蒙上一層陰影。我們設立的法律應當是“中人”的標準，否則將得不到很好的實施。所以，重新設立容隱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英國著名學者梅因曾在論著《古代法》中說：“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到此為止，是一個‘從身分到契約’的運動。 在這種觀念支配下，立法者制定出來的法自然難以體現人倫精神。構建容隱制度，“在道德規(guī)范上我們不妨提倡大義滅親，但不能把它作為法律義務；相反，親親相隱應毫不含糊地作為刑法的一條規(guī)定。（3）對容隱權適用的對象和范圍進行合理限定。作者從對古今中外，不同時期的數十個國家的刑事法的研究中得出：各國均有“親親相為隱”或“親屬相為容隱”(簡稱“容隱”)制度。 [19]《元史?本紀第二十八?英宗二》[M] [20]參見范忠信：“親親相為隱：中外法律的共同傳統” [J]，載《比較法研究》1997年第2期，第115頁。 [28]《漢書?宣帝紀》[M] [29]《隋書?志第二十?刑法》[M] [30]陳興良：《法治的最大特征應當是使人成其為人》，參見網頁。 [35]傅慶濤《容隱制度的現代價值分析》[J]，載2003年第2期《政法論叢》，第30頁。法律是人的一種行為規(guī)范，這種行為規(guī)范既不是以君子的思想境界為標準，更不是以小人的思想境界為依據，而是以中人的思想境界為基礎。宋代理學家朱熹對孔子關于“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17]高紹先《法史探微》[M]，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頁。 參考文獻 [1]參見薛梅卿、葉峰《中國法制史稿》[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419頁。 親屬間的身體傷害，虐待、遺棄犯罪，對子女、養(yǎng)子女的性犯罪等，其犯罪行為已從根本上違反了親情倫常，則不應允許親屬間知情享有免證權。容隱權在法律中的確立只是技術上的問題，它不但不違背世界法律之發(fā)展，而且為我們這樣一個情味濃濃的社會所急需。另外，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有著各自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道德標準。在容隱制度構建中，應當排斥封建等級和封建道德因素。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對于人類的親情維護和關懷上并不存在古典與現代的價值對立，也無所謂地域文化的界限。 如果證人與案件有著一定的利害關系，那么證人會出于感情，自覺不自覺地在作證時有所選擇，避重就輕甚至因記憶的模糊加之感情的摻雜將其想象、判斷意見當成事實來陳述，這對于證據的真實性是一個重大的損害，對查清案件事實有害無益?！盵32] 然而在現今的司法審判中，證人出庭作證的案件少之又少。現代法治則應該建立在公共倫理基礎上，“依法治國”不是“以法治國”，必須避免將法律簡單看成治國的工具。從人的生存角度出發(fā)，任何人都不能公然挑戰(zhàn)其存在的人情環(huán)境和基本社會關系；而從倫理道德角度出發(fā)，人也不可能義無返顧地拋棄親情關系，否則他可能會付出慘重的名譽代價?！按嬖诰褪呛侠怼?，不僅是我國古代有容隱制度，而且大多數國家也都有相類似的規(guī)定，說明人類對血緣至親人情的尊重存在著廣泛的共識。 三、容隱制度的現實意義 親親相隱在維護君主政治前提下雖有弊于司法程序，但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司法專橫。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漢代以后，儒家的“禮治”與法家的“法治”相互融合，“形成“國家”與“家族”的統一。漢宣帝頒布的“親親得相首匿”的詔令，主要是肯定妻、子、孫為夫、父、祖隱在法律上的正當性。西周把“不孝不友罪”列為首惡之罪，“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23]?？v觀容隱制度的發(fā)展過程，可以看出我國的容隱制度在彰顯孝道的同時，又無不反映了“儒法結合”、“禮法合治”下的人倫精神。明清時期親屬容隱制度的規(guī)定基本上和唐律的規(guī)定相同，只是稍微加以變動。[16]宋律在容隱制度上基本照搬唐律的規(guī)定，只不過條目有些變化而已。（9）關于奸罪捕告。這些規(guī)定主要體現在十個方面：（1）關于“知情藏匿罪人”。這時的國家法律不僅對親屬容隱制度有了原則性的總則規(guī)定，而且對總則規(guī)定予以細化，作出了比較嚴密的規(guī)定。后來，在注重親親相隱制度，反對株連的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