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的粘性，結合各類文獻的分析結果，一般認為工資調整存在粘性，所以我們猜想上海市工資調整對這三個宏觀因素的反應同樣是滯后的。初步推定工資水平調整存在一定的粘性，對經濟增長波動的反映遲緩。如果工資調整存在粘性，當經濟中的產出增加時，工資不能隨之增加，工資占GDP的份額就會相對減少；當經濟中的產出減少時，工資不能隨之減少，工資占GDP的份額就會相對增加，這樣工資變動不能迅速對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波動作出反應，在同一時期工資水平不會呈現(xiàn)出正向調整。衡量市場化程度的工資調整速度可分為彈性、剛性和粘性這三種不同的狀態(tài)。經濟的波動會影響就業(yè)的情況，從而影響工資總額水平。圖3上海市1978——2006年期間平均工資和居民消費物價指數(shù)的變動情況資料來源：根據(jù)《上海統(tǒng)計年鑒2007》整理繪制。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可以表示為，在這個式子中為預期通貨膨脹率，通貨膨脹的預期又可分為適應性預期和理性預期，無論人們對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是通過觀察近期得來還是利用所有可以獲得的信息理性的做出預期，它都會影響通貨膨脹，而與工資水平變動沒有直接關系。從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分析，企業(yè)產品的價格由三部分構成：P=C+V+M，C表示資本家對不變資本的投資，V表示對勞動力的投資，M表示剩余價值，V可以看作企業(yè)支付給工資的工資，M是企業(yè)的利潤[13]。工資是大部分人的主要收入來源，所以，工資和物價水平存在一定的關系：工資的變化引起人們消費需求的變化，從而帶動物價水平的波動。同時，%%，%%，%%，由此可知：知識水平要求高的行業(yè)，如信息業(yè)和金融業(yè)，它們較高的平均工資提升了本行業(yè)工資總額在全市工資總額構成中的比重，從而對提高全市工資水平起到了推動作用。近年來這幾類行業(yè)的需求隨著我國經濟的發(fā)展而不斷擴大，從業(yè)人員占勞動力市場的份額逐年加重，對提高全市的平均工資起到了一定的拉動作用。工資水平必須反映人力資本的價值，具有較高人力資本的勞動者相應的工資水平應該比其他人高，這是從微觀層面上得出教育對個人工資的影響，宏觀層面的影響往往建立在微觀層面的基礎上，整體教育水平的提高勢必對全市的工資水平做出貢獻。本文對屬于東部沿海地區(qū)的上海市工資水平和教育水平、物價水平、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進行研究，其中也涉及到工資水平調整的粘性，寧光杰的研究結論對本文問題的闡述有一定的啟示作用。曾湘泉（1989）的研究結果對本文問題的闡述有一定的幫助，但是他研究中國工資變動的期間是1949年——1985年，主要是建國以來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工資水平，沒有涉及近20年來的工資水平。他們用1978——2005年期間全國的數(shù)據(jù)進行驗證，其中一個結論為物價的上漲并未帶來名義工資的同步上漲，居民實際工資水平呈下降趨勢。教育對收入分配的影響主要通過勞動力市場這一中介，表現(xiàn)為工資水平，他的研究表明私人教育在中國的收益率較低，主要是勞動力市場的不流通造成的[5]，從賴德勝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教育水平對提高工資水平的作用不夠明顯，但是上海市的勞動力市場相對完善，教育水平對工資水平的影響是否有別于全國范圍內的研究？白明和雷箐青（2007）研究表明東部地區(qū)教育回報率比西部地區(qū)更高[6]，這為本文的研究增添了信心。Barry T. Hirsch（1984）在研究資本投入對收入影響情況時發(fā)現(xiàn)人力資本同樣對職工的收入有一定的影響力[3]。借此來分析1978——2006年期間教育水平、物價水平、經濟增長對上海市工資變動的影響。職工工資制度改革作為經濟制度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歷了許多變革：1978年以來，政府逐漸放松對工資制度的行政性調控，頒布了一系列關于國有企業(yè)工資管理的條例，工資的變動更加有彈性；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迅速，私營企業(yè)職工的工資更是與企業(yè)效益和整個市場環(huán)境緊密聯(lián)系。題 目：工資水平與各宏觀因素相關關系的實證分析——來自上海市數(shù)據(jù)的驗證 姓名：汪維維 任萍 溫婷婷院系：經濟學院財政系專業(yè)：08財政專業(yè)日期：2009年7月26號工資水平與各宏觀因素相關關系的實證分析[關鍵詞]工資水平 協(xié)整 粘性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ge and macroeconomic factors in Shanghai Abstract :Using statistical datas of Shanghai province and cointegrated econometrics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wage and macroeconomic factors since 1978 , including education, CPI, GDP. This study indicates these three factors had prominently influenced wage level in Shanghai province. Trace test indicates 1 cointegrating equilibrium at the level among these four variants during 1978—— existed longrun stabile relationship among wage, education, CPI and GDP in that period . However, it also illuminates wage adjusting was sticking and lag .Key Words:wage cointegrated sticking20 / 24目錄 一、引言 1 二、文獻綜述 2 三、工資變動與教育水平的關系 3四、工資與物價水平的關系 5五、工資水平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7六、工資水平與各宏觀變量協(xié)整關系的實證檢驗 8（一）理論框架 8（二）數(shù)據(jù)描述 10（三）單位根檢驗 10（四）協(xié)整檢驗 11（五）結果分析 12七、結論 13參考文獻 15附錄 16一、引言今年是改革開放31周年，自1978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制度環(huán)境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為契機，我國逐漸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工資變動緊密相連的宏觀因素有許多，本文僅選取教育水平、物價水平、經濟增長這三個變量進行研究，以上海市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為依據(jù)，先討論工資變化與每個因素的相關關系，做規(guī)范和實證分析，再用協(xié)整的計量方法對數(shù)據(jù)進行整體分析，考慮到時間序列的非平穩(wěn)性，在單位根檢驗的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分析它們長期穩(wěn)定均衡關系。Christer Thrane（2008）研究了1994——2002年期間挪威旅游業(yè)工人的年薪變化因素，其中教育背景對年薪的影響是顯著的[2]。賴德勝（1998）通過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收入分配與改革課題組對 1995 年全國收入分配狀況所進行的調查數(shù)據(jù)研究了私人教育的收益率。劉麗、任保平（2008）在考慮到開放經濟條件和技術進步影響基礎上對托賓經濟增長模型進行了完善，得出工資水平、物價變動與經濟增長三者關系應協(xié)調，否則會影響經濟社會和諧發(fā)展的結論[9]。他得出的結論是：市場化程度高的美國，在大部分年份中，工資占GDP的份額比重隨著經濟增長波動呈正向調整；而對于計劃經濟體制占主體的中國和蘇聯(lián)，在各自的觀察期間，工資占GDP的份額比重隨著經濟增長波動時而呈正向調整時而呈逆向調整[10]。他主要通過面板數(shù)據(jù)來固定各省份的差別，從而分析1993——2004年期間市場因素對全國各地工資水平的影響，計量分析顯示作為全國市場經濟發(fā)展最強勢的東部沿海地區(qū)的工資市場化并不理想，工資變動沒有完全或及時反映出各個宏觀變量的變動，工資調整存在粘性，這與人們的一般預期不同[11]。人力資本由勞動者知識、技能和體力構成[12]，教育水平是影響人力資本的重要因素，普通教育讓勞動者掌握基礎知識，對繼續(xù)在工作中學習技能有很大幫助；高等教育和職業(yè)技術教育則是進一步地提高勞動者的人力資本中的知識水平和技能，使勞動者在今后的職業(yè)選擇中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