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013年2月社會調查中心（CIS, 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243。 　　此外，年青一代信徒對于天主教會在婚前性行為、性取向和避孕等方面過于保守的道德立場普遍持漠視的態(tài)度和做法。 　　上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移民潮的涌現，導致了外來宗教，尤其是穆斯林人數的激增，據統計，截至目前，％，成為繼天主教之后的第二大宗教。荷蘭的獨立部分地與其宗信仰有關。 　　“二戰(zhàn)”之后，荷蘭各大宗教開始趨向衰落。20世紀80－90年代，荷蘭已成為西歐最為世俗化的國家之一，其國內政策對于墮胎、安樂死、同性戀婚姻和賣淫合法化均持非常自由開放的態(tài)度。具體統計數據詳見表－8。 　　此外，世俗化使得比利時本土居民的宗教信仰陷入持續(xù)的衰落，2006年在比利時佛蘭德斯的一項調查顯示，當地55％的人宣稱自己有宗教信仰，而僅有36％的人認為是上帝創(chuàng)造了世界。1937年，天主教作為大多數人信仰的宗教，在愛爾蘭憲法中被賦予特殊地位。所有的公民均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各宗教間一律平等。從2005年到2011年的統計數據來看，愛爾蘭信仰人口的世俗化可謂有增無減，2005年，自稱持有宗教信仰的人數約占總人口的69％，而到了2011年，這一比例已下降到47％，已穩(wěn)居歐洲世俗化速度最嚴重三甲中的頭牌，下滑趨勢為23％，居全球第二位，僅次于越南。根據2000年的統計數據，%，為第一大宗教，其次為基督新教，占總人口的 %，伊斯蘭教處于第三位，占 %，其次為東正教，%，其他基督宗派占 %，而信仰其他宗教的比例為1%， %，%。[33] 　　三、當代歐洲各國的政教關系——以法、德、英為例 　　若從憲法和相關宗教立法的角度來考慮，歐洲的政教關系一般而言可以分為如下三類，即政教嚴格分離國家，以法國、愛爾蘭和荷蘭為代表；保留國教的國家，以丹麥、英國、希臘、芬蘭、瑞典為代表；和政教合作關系國家，以奧地利、德國、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為代表。 　　政教分離原則體現在“世俗性”（la?cit233。1905年的政教分離法案（Loi relative 224。233。2001年6月12日，法國國民議會以絕對多數通過了一部旨在“對破壞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宗教崇拜活動進行預防和打擊”的N0 2001504號法案[1]，該法案因系國民議會議員阿布（Nicolas About）和比卡爾（Catherine Picard ）起草，因此又稱《阿布－比卡爾法》（About－Picard Loi），該法案含六章24條款。與此同時，國家還肯定良心自由，不允許任何宗教、無神論、不可知論或自由思想凌駕于另一個之上。1648年，“三十年戰(zhàn)爭”結束之后，歐洲各交戰(zhàn)國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重申了《奧格斯堡和約》“教隨國定”的原則，并確認了加爾文宗的合法地位以及各國可在羅馬天主教、路德宗、加爾文宗三者間自行擇定官方宗教的信仰原則。與此同時，新憲法也承認國家和宗教社團之間的合作，穩(wěn)定的、有一定規(guī)模的、遵守憲法的宗教社團被認為是“公共法律團體”，有一定的權利，例如可以在公立學校為信徒的孩子講授宗教知識，可以由稅務所或宗教團體本身向信徒收取費用，如教會稅，一般而言相當于8－9%的所得稅，如果在人口登記時或在稅務報表中承認是信仰某一宗教的信徒，則須交納該教會稅。而民主德國則對宗教施行謹慎的反對政策。不過，相較于法國，德國并未對宗教頒布過單行法。宗教團體按照普通法獨立管理其宗教事務，并不受政府的干涉。 　　上述三原則體現在聯邦憲法第四條（Art 4 GG）當中。 　　 　　歷史上，天主教在英國一直享有至尊的地位，但是，隨著1517年路德宗教改革的影響日益深入，1534年，作為英國宗教改革組成部分的圣公會在英格蘭和威爾士開始被奉為國教，圣公會在英國國會和國會上院享有自己的代表席位。在擁有圣公會四個主教區(qū)的威爾士，政教分離原則于1920年確立。有關慈善機構及慈善信托的普遍法適用于除英格蘭國教會和蘇格蘭長老會以外所有的教會；根據普通的世俗法律，非國教會的財產歸受托人所有，它們類似有組織的志愿團體，沒有特殊的地位。 　　與此同時，按照英國憲法規(guī)定，蘇格蘭長老會在純宗教事務方面享有完全的獨立，不受蘇格蘭政府干涉。英格蘭國教會則與國家的聯系要密切得多。按照法案規(guī)定，圣公會權力歸屬于全體主教大會，后者由三級議會組成，主教議會、神職議會和平信徒議會。 　　由于英國沒有一部成文憲法，因此也就沒有正式的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憲法條款。 　　在英國，有“國家或公共集資學?！保╩aintained schools）和“公立學校”（public schools）之分，前者由國家加以管理，后者則完全獨立。 　　根據2002年通過的《教育法》，每所“國家或公共集資學?！本蛉w學生提供宗教教育。? 　　在整個英國，新婚夫妻可自由選擇宗教或世俗儀式以舉辦婚禮。從歷史上看，歐洲各主要國家均以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為主，而隨著法國大革命以后現代社會在政治、經濟、知識結構、社會生活方式等方面發(fā)生的巨大變遷，世俗化成為一個不可遏止的、普遍的趨勢和特征。 　　在法國，無神論人口已占全國人口的29％，僅次于第一大宗教天主教（WINGallup International，2012年），在德國，無神論者更高達38％（Ipsos Mori，2011年），％（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f UK, 2012年），%（CIS， 2012年）；%（2010年）；比利時為21％（Ipsos MORI，2011年）；而在愛爾蘭這一傳統天主教國家，無神論者的人口比例占全國人口的6％，這一比例雖不及上述幾個國家那么高得嚇人，但也僅次于第一大宗教天主教所占人口比例。 　　近年來，伊斯蘭教作為西歐各國最大的移民宗教，其影響力日益提高，信徒人數日益增長，并在多個國家當中成為僅此于基督宗教的第二大宗教。 　　2. 歐洲宗教形勢對中國的可能影響 　　從上述對于歐洲宗教形勢的剖析不難看出，世俗化、多元共存以及宗教信仰的全球互滲已成為當今歐洲各國宗教發(fā)展及其存在的鮮明的特點，這些勢必對歐盟各國與中國的關系和中國的宗教存在產生多方面的影響和啟發(fā)。 此外，歐盟自1993年以來的艱難整合和2008年之后席卷整個歐美的金融、經濟危機，使得歐盟難以在短時間內成為美國那樣持強硬霸權立場的全球性政治存在，其對世界多極化的發(fā)展訴求需要中國的合作和支持，從而保證了二者在包括宗教治理在內的文化、價值、政治建設等領域有著更為開放、寬容和平等的對話空間。 　　受此啟發(fā)，中國也應當看到伴隨著全球化進程而來的人口流動頻繁、信息交流便利在宗教信仰領域所引起的新的變化，可以說，今天，隨著社會空間的逐步開放，國內道德建設的迫切，國際間交流的頻繁，以及地緣政治利益的考量，都需要我們對許多在國際上活躍、有著廣泛影響的的宗教、信仰群體逐步開放法律和社會空間，如東正教、巴哈伊教、猶太教、臺灣的一貫道，某些基督新教崇拜團體（如摩門教）以及蓬勃發(fā)展的民間宗教（如媽祖崇拜）等。 　　通過比較歐洲三個具有代表性的國家法國、德國和英國的政教關系，不難看出，歐洲各發(fā)達國家所奉行的政教關系既有其共性，亦有巨大差異，而非我們日常所持有的流行印象那樣簡單和片面。與法國不同，德國更為強調國家與教會的合作關系，作為基督宗教的兩大宗派，天主教、德國福音教會享受著其他宗教所不具備的強勢、優(yōu)越地位和價值傾斜，因此，德國的各個宗教在實際政治、經濟和生活生活中呈現出一種差序平等而非抽象平等的關系；此外，天主教和德國福音教會在德國的現行教育、社會文化、公共事務、稅收、軍事管理等許多方面都和政府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這一點和法國有著迥然相異的特點。 　　法國大革命之后，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民主思想的普及，理性主義價值觀之取代信仰主義的價值觀不僅催生了法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普遍世俗化進程，而且將其作為近代以來最偉大的一次人類變革的成果，推廣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到19－20世紀之交，法國已建立其充分世俗化的政教關系，即國家在宗教事務上處于全然超脫態(tài)度，并嚴謹宗教活動滲透和干擾政治事務。英國在二世紀末期至1534年之前，是一個不斷皈依、強化并全然接受天主教信仰的漫長過程；1534年之后，圣公會作為新教的一大宗派，成為英國的“國教”；而到了19－20世紀，圣公會的國教地位則不斷遭到削弱，目前僅在英格蘭地區(qū)仍保留著新教改革以來的特殊地位。 　　就政教關系和宗教治理傳承而言，中國在二千多年的帝制時期，曾長期堅持“政主教從”的政教關系和宗教治理模式，而中國當下的政教關系和宗教治理模式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續(xù)以往的傳統路徑?？偠灾?，即首先讓宗教回歸、復位到宗教所有回到的原來狀態(tài)中去，即對個體身心安頓、群體共善和社會精神價值的優(yōu)化，這一回歸、復位所的過程由下面的提到的法制化道路提供擔保；其次，在撇清和逐步拉大政治和宗教事務之間的距離的同時，其實也是使執(zhí)政黨及其政府回到純政治事務當中，也就是為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轉變創(chuàng)造條件，使宗教在其理應有更大發(fā)揮空間的精神、文化和社會領域，成為執(zhí)政黨和政府在上述領域進行投入與建設時的必要輔助和補充力量。此外，政教關系在法律層面的一般特征是：政教分離程度越深，則其法律對國民主體信仰的偏重和優(yōu)待色彩就越淡化，反之亦然。面對今天中國國內快速發(fā)展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以及日益紛繁復雜的宗教事務，僅僅依賴相關宗教管理部門出臺的行政管理條例來處理宗教事務，其不足和負面影響已引起國內有識之士的嚴重關切，而西歐各發(fā)達國家在處理政教關系和宗教事務方面的立法、司法程序和成熟經驗，勢必對我國探索探索新型、法制化的宗教治理模式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在政教關系方面，其I52條（Article I52）[5]勢必對各國有關宗教的立法產生很大的調整力度，比如在德國，其國內部分法學家和學者已對制訂專門的宗教法給予高度關注[6]。 　　意義三：法、德、英等歐洲國家處理政教關系的原則和手段基于法制而非行政，中國在宗教領域的法制化管理之路日益必要而迫切 　　以英、法、德為代表的歐洲各國一般而言都有關于政教關系，或宗教團體方面的基本法條款或特別法條款。 　　就合作層面而言，作為社會系統，宗教可以成為當今和諧社會的有機構建，如對慈善事業(yè)的參與；作為文化傳承者，宗教可以成為中國弘揚中華文化的積極因素；作為精神信仰，宗教可以成為中國重建精神家園的重要構成部分。 　　法、德、英三國之信仰傳統和政教關系傳承的變遷也從一個層面提示我們，應該以歷時性視野和現實、動態(tài)的態(tài)度來看待中國自身的宗教傳統和宗教治理傳承。1919年的《魏瑪憲法》和1949年的《聯邦德國憲法》成為20世紀延續(xù)至今德國處理分工、合作型政教關系的準則和藍本。 　　可以說，通過對上述三類政教關系的分門別類和個案剖析，有利于我們打破對于政教關系理解的單一、呆板印象，從而客觀地認識西歐各國現行的政教關系，及其基于本國特殊宗教、文化傳統而采取的或保守、或激進的政教關系，這也有助于我們反思中國當下的政教關系及宗教治理措施，將對外在關注和評價的“過度焦慮”轉移到立足自身文化特性、傳統價值和當前發(fā)展的客觀形勢，中立、務實地看待我國自身的政教關系，在開放探討和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