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種幸運、是生逢其時，原因在于我們所面對的是一個在人類歷史上堪稱獨特、擁有最多人口而且對世界格局有著重要影響的社會，而這個社會又正處于它的大轉變時期，正在艱難地探索著自己的生存和發(fā)展之路。其具體表現(xiàn)有：執(zhí)著于傳統(tǒng)的、瑣細的、邊緣的研究對象和研究領域，有時似乎依然在獵奇或“搜神”，絕少觸及社會生活中的重大變化和重要問題，與正在發(fā)生的重大社會變遷似乎并無關聯(lián)；以所謂單純描述文化為主旨，絕少提出和回答社會科學的真問題，缺少理論關懷和創(chuàng)構理論的抱負；自閉于“學術的”象牙塔，自說自話，自娛自樂甚至自大自戀，缺少必要的社會關懷和學術擔當；面對豐富多樣、復雜多變的社會、文化對象缺少開闊的視野和寬厚的胸懷，甚至在學科內(nèi)部對自己的同行都不能理解、難以包容。無論從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科學技術水平還是從政治制度、意識形態(tài)來看，超過六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歷史都應該是一種“文明”的歷史。強調(diào)這一能力的原因在于，我們關注今天的社會轉型，就不能不了解轉型前的社會即超過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社會，同樣不能不關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前的傳統(tǒng)社會——前現(xiàn)代的農(nóng)業(yè)社會是共產(chǎn)主義文明產(chǎn)生的土壤，也是今日社會轉型的基礎與條件?！　∽屛覀冊俅沃販睾脱诱惯@一重要的心智品質：米爾斯認為，現(xiàn)代社會中造成個人煩惱的結構性變遷是個人無法控制的，他們無法了解這個時代對他們自身的生活有什么意義。以中國社會為例，研究者能夠看到什么？注重什么？他們眼中有著怎樣一幅社會圖景？首先就體現(xiàn)了是否具備社會學的想象力。其原因在于，我們要使人們覺察到人類的處境，“如今，舉凡重大問題的一切真實解答都必須仰賴人類覺醒的層次”。這些真正的“中國經(jīng)驗”和“中國特色”，需要我們進行實踐社會學的探索，從而對社會轉型的過程、邏輯、機制和普通人在其中所使用的技術與策略做出解釋。社會變遷與社會轉型改變了成千上萬人們的命運——他們在社會結構中處于何等位置？這些位置如何塑造了他們自身、又如何影響了他們的行動？在改革過程中誰是最大的獲益者？誰又是承擔了最大代價的人？不同的群體如何選擇行動策略從而有利于自身的存在與發(fā)展？他們的行動轉而對整個社會結構有什么樣的影響？是什么因素或力量在決定人們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的整合或沖突？一種獨特的文明在實踐中運作的機制與邏輯是什么？這種文明又是如何演變的？…… 對社會轉型的探索迫切需要一種“心智品質”即“社會學的想象力”（米爾斯，1995），對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的研究尤其需要這種社會學的想象力。 Szelenyi, 2004）。. . . . .從社會學的想象力到民族志的洞察力郭于華2012723 9:38:33　　來源：《清華社會學評論》2012年06月　　我們生活在一個被稱為“社會轉型”的劇烈變動的世界中。與此同時，作為社會學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麥克?布洛維（Michael Burawoy）則繼承波拉尼的觀點,針對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轉型,提出了“第二次大轉變”（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的論斷；他同樣認為蘇東和東亞各社會主義國家急劇轉變的經(jīng)濟形態(tài)對社會學提出了新的任務和挑戰(zhàn):“如果說馬克思、涂爾干和韋伯的古典社會學致力于解釋朝向市場經(jīng)濟的第一次“大轉變”的話,那么我們應當如何使社會學再次投入,以把握第二次“大轉變”的挑戰(zhàn)呢?”(Burawoy, 2000: 693) 對于中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而言，無論是“邀請”還是“挑戰(zhàn)”，我們身處其中的中國改革以及社會轉型過程已然將社會對于社會科學的迫切需求呈現(xiàn)于我們面前?！　≈袊鐣霓D型正如孫立平所指出的，是在一種資源高度壟斷的總體性社會體制的基礎上開始的，這一份獨特的歷史遺產(chǎn)致使中國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呈現(xiàn)為“另一種現(xiàn)代性”、走上獨特的轉型路徑、具有獨特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和“社會不平等的獨特機制”（孫立平，2008）。而完成這一任務或使命迫切地需要“社會學的想象力”。由此米爾斯強烈質疑和批評當時美國社會學的一些傾向：把社會科學當成一套科層技術，以“方法論的”傲慢禁制社會探討，把大量精力耗費在調(diào)查方法與技巧上，謹守著嚴苛而呆板的機械程序；作品中充斥著蒙昧的概念，或者只關心一些和公共議題無關的枝節(jié)問題，瑣碎而無味。在面臨社會結構的斷裂與失衡、貧富分化加劇、社會不公正所導致的社會矛盾沖突凸顯、權力失控、總體性精英形成、底層碎片化和失語等社會諸象之時，主流的社會學界，要么無視這些問題，專心致志地營造自己的宏大理論；要么是用一種過密化的專業(yè)分工方式將問題本身零碎化、去政治化；更有淪為布迪厄所指斥的名為“科學研究”實為“社會巫術”的社會調(diào)查存在。因而人們需要一種能夠幫助他們運用資訊和發(fā)展理智的能力，以使他們清晰扼要地了解這個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們自己又將變成怎樣的人。穿透歷史與現(xiàn)實的能力也是社會記憶的能力，如同米爾斯曾強調(diào)的“所有名符其實的社會學都是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米爾斯，1995）”。而更重要的還在于這一文明相對于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文明的獨特性，這樣一種文明中蘊藏著太多等待破解的謎團——它極強大的動員裹脅勢能，它改造和重建人們精神世界的能力，它促使人們放棄自我和自由服膺于統(tǒng)一的思想和意志的能量，它作為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運作的實踐過程和邏輯，不了解這一切，就無從理解現(xiàn)代中國社會轉型的歷史過程，也無力解釋當代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樣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放逐只能導致學科的日益邊緣化、零碎化、奢侈化，必然無法承擔起生產(chǎn)與積累學術知識，并且將社會科學發(fā)展為“一種公共智識的工具”、說明和解釋“人類的處境”、促使“人類覺醒”的責任與使命。這樣一個社會和這樣一個時代為學術提供了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的重要資源和機遇，也成為研究者重要的靈感來源和知識寶庫。我們在此提倡民族志的宏觀視野，就是強調(diào)在微觀與宏觀之間建立聯(lián)系，或者說細微處入手，宏觀上著眼。不僅如此，馬林諾斯基還進一步指出，從當?shù)厝说囊暯堑玫剿枋鍪挛锏纳鷦有蜗?、他們對事物的看法、他們的世界觀、他們生活于其中的現(xiàn)實，構成其文化獨特的體諒生命和世界的角度，有助于拓寬我們的知識和視野，加深我們對人性的了解。而社區(qū)乃是一地人民實際生活的具體表詞，它有物質的基礎，是可以觀察到的”（吳文藻，1935）。在上個世紀改革開放后學術復興的新時期，王銘銘在“以社區(qū)為中心的地方制度史”的敘述框架中同時展示“社區(qū)的歷程”與民族國家的歷程，將結構功能視角和歷史過程視角有機結合起來：注重在歷史的縱深方向上來看社區(qū)的結構功能；從宏觀的經(jīng)濟、政治、社會、文化結構角度探討社區(qū)的歷史和變遷。這類民族志作品難免給人以“獵奇”、“搜神”之感。具備了這種洞察力，無論研究什么對象、無論在什么地方做研究都不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民族志的歷史向度　　如前所述，社會學的想象力應包含穿透歷史與現(xiàn)實的能力?！　v史學家彼得?伯克曾指出，長期以來，歷史學與社會科學之間一直存在著如布羅代爾所言的“聾子之間的對話”的狀態(tài)——它們被各自的學科范式所訓練或“社會化”，因而操著不同的語言，有各自的價值、心態(tài)和思維方式?！　∵@種學科之間相互隔膜和攻訐的狀況隨著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學科的成長發(fā)展而有所改觀，這種發(fā)展表現(xiàn)為歷史學家的“理論轉向”和理論家的“歷史轉向”，而口述歷史研究恰可成為在這兩端建立起的橋梁。而沒有這一維度的存在，歷史就是不完整和不真實的。湯普遜毫不違言：任何歷史都取決于其歷史目的?？谑鍪房梢愿F(xiàn)實、更公平地重構過去，可以向既定的記述提出挑戰(zhàn)。就實踐來說，人民在重新創(chuàng)造過去的過程中也經(jīng)歷了歷史。這同樣是在微觀事實與宏觀結構之間、細致描述與理論建構之間進行貫通的能力。而研究者與被訪者密切互動和深入訪談的方法原本就是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看家本事。此外，人類學者不一定能夠完全理解觀察所見，他需要聆聽當事人對自己行為的解釋，需要知道對當?shù)厝硕允裁词怯幸饬x的和重要的。故事的講述和解釋也是口述史研究的根本旨趣，由此民族志表述與口述史的內(nèi)在關聯(lián)和一致得以呈現(xiàn)，而呈現(xiàn)方式則是實驗性的歷史民族志（Historical Ethnography ）。由此，對過程的強調(diào)是民族志歷史向度的另一重要方面，這與孫立平所倡導的“過程事件分析”具有同樣的涵義?！　∫浴叭嵛褰y(tǒng)”取消之前農(nóng)村定購糧收購研究為例，研究者真正關心的并不是定購糧的征收這樣一個政策性的問題，而是收糧的過程中，鄉(xiāng)鎮(zhèn)、村莊和農(nóng)民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如果不能關注這種在動態(tài)的事件中才能凸現(xiàn)出來的因素，對中國農(nóng)村中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描述和解釋就只能停留在一種膚淺的、簡單的和僵硬的層次上。傳統(tǒng)人類學研究經(jīng)常因缺少歷史感而受到質疑和攻訐，其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也的確在解釋社會文化變遷時顯得軟弱乏力，更難以面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轉型與劇變過程?！　∪?、民族志的理論抱負　　不知始于何時，民族志作品或者人類學研究被認為單純進行文化對象的描述就夠了，這種描述應該細致而深入，但卻不必生產(chǎn)社會科學的知識和理論。雖然對研究者而言，先入之見在任何學科中都是有害的，但預擬問題卻是科學思考者的主要稟賦；……田野工作者完全依賴理論的激勵，他可能同時既是理論家又是田野工作者（馬林諾斯基，2002，67）。他們的理論貢獻和影響甚至已經(jīng)不限于人類學領域，而是成為整個社會科學理論寶庫中的重要部分。布洛維強調(diào)自己先是從技術走向方法，繼而從方法走向理論。（Burawoy, 1991, 271）　　如前所述，民族志研究過程集中體現(xiàn)著實踐與理論的關系，因而民族志作品中的描述不是目的，描述是為了構建理論。因為論新聞報道和情況介紹我們不如專業(yè)記者和媒體人士，論出謀劃策有各類機構的政策研究室和智囊人員，若論講故事我們可能還比不上民間講述家和專業(yè)作家，那么還要民族志研究者干什么呢？這也是我們強調(diào)民族志研究一定要有問題意識和理論抱負的原因所在。不是先入為主，帶著既有的命題、假設進入田野，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