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關于圣公會議期間應循生活方式及其他諸事之教令”中有言：“要像圣靈那樣，在使徒的教導下，為教宗這位最神圣的主教……進行懇求、禱告、代求和祝謝。我們可以根據(jù)“護主”條文，作一分類考察。從漫長的特蘭特會議進程可以看出，會議之初確定的這一模式具有恒常的效能，即便在教宗保羅三世和皇帝查理五世去世之后，第二、第三階段的特蘭特會議也都遵循著這一會議模式，直至1563年12月會議正式落幕為止，均沒有出現(xiàn)變化。但是，事情總會出現(xiàn)各種“意外”。[19]然而，1545年特蘭特會議召開之時，保羅三世已是78歲高齡。[18]在教會制度改革問題上，特別是在那些事關教宗制度以及羅馬教廷等重要問題上，圣公會議則不必也不應投入過多精力，改革之事應由教宗本人來實施。保羅三世之所以對召開圣公會議頗為熱心，而且并不擔心此次圣公會議演變成反教宗的會議，撇除其自身的宗教情結不論，就現(xiàn)實角度而言，其基本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雖然教廷聲稱“只有教宗有權召開圣公會議”，但新教方面卻認為這種說法純屬無稽之談，因為不論從歷史上還是從教理上，召開圣公會議的權力都不應由教宗壟斷，“我們單憑圣經(jīng)所說就能召開圣公會議”，而且“每一個基督徒”都“有權為圣公會議的召開竭盡全力”；同時，新教方面宣稱，圣公會議的權威高于教宗，如果教宗犯錯，圣公會議有權廢黜之。　　頗具戲劇色彩的是，在特蘭特會議召開之前的很長一段時期，深受各種問題困擾的羅馬教廷對于自身是否能夠主導此類會議并無多大自信。在之后的數(shù)百年中，教宗及教廷也是從這一角度來對這次會議進行宣揚的。二、特蘭特會議對教宗權威的顯性維護　　不過，即便如此，對于與會者而言，教宗制度及教宗特權依舊是非常敏感的問題。在1562年9月之后的10個月中，會議陷入僵局，預定會議被迫暫停，不同派別甚至進行械斗。有些主教雖然主張對教宗制度進行某些改革，但他們的方案遭到了教宗特使的否決；而教宗特使有時也希望對教宗制度進行一些改革，但他們卻又要接受羅馬教宗的遙控?！　√靥m特會議在教宗問題上的態(tài)度雖然顯得非常復雜且充滿矛盾，但是，如果將之置于會議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這一問題就不難理解。從這一總體格局可以看出，在教宗地位及權限問題上，特蘭特會議是頗為矛盾的，其主要表現(xiàn)有二。(詳見表3)　　　　然而，從第23次全體會議(1563年7月15日)開始，原先那種噤若寒蟬的局面出現(xiàn)轉(zhuǎn)折，在這次會議所頒文件中，涉及教宗問題的語句有5處，其中維護性的語句有3處，制約性的語句有2處。就篇幅而言，這一階段所頒文件超過了前兩個階段所頒文件的總和。因此，如果只看會議的前兩個階段，特蘭特會議的確在盡量回避與教宗制度相關的各種問題。在近一年里，先后召開6次全體會議。　　　　在將近兩年里，召開過10次正式全體會議；1547年9月14日，還召開了一次非正式全體會議，宣布無限期休會。特蘭特會議耗時18年方告結束，其間，發(fā)起召開和下令續(xù)開特蘭特會議的先后有3位教宗?！　〉诙?，分類標準。對于這一檢索及分類，需作幾點說明。 如前所述，在教宗特權及教宗制度問題上，特蘭特會議的確顯得相當曖昧，與教宗相關的內(nèi)容幾乎全部隱隱約約地散落在各項教規(guī)教令之中。　　如果把散見在這些教規(guī)教令中與教宗權威問題相關的“隱藏”信息清理出來，并加以歸類分析，即可看出，在教宗權威和教宗制度問題上，特蘭特會議并非通常所說的那樣“毫無作為”。[11]　　對于上述觀點，有必要進行分析。[8]英國學者戴維森認為，“特蘭特會議根本就沒有想過要對位于羅馬的教宗自己的統(tǒng)治機器進行改革”。薩皮(Paolo Sarpi)發(fā)表《特蘭特會議史》以來，各種著作均有或詳或略的描述。[4]　　從基本層面來說，特蘭特會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從教義和制度兩個方面應對新教的質(zhì)疑與挑戰(zhàn)，以重建天主教會的權威地位。 在近代天主教會歷史上，在亞平寧半島小城特蘭特(Trent)召開的、斷斷續(xù)續(xù)長達18年的“特蘭特會議”[1](1545—1563)是具有轉(zhuǎn)折意義的事件，會議制定的教規(guī)教令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近現(xiàn)代天主教會的面貌。關鍵詞：特蘭特會議；教宗制度；教宗權威；天主教；教會史作者簡介：陳文海，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按照當時的境況，飽受詬病的教宗制度及其流弊理應成為特蘭特會議著力解決的問題之一。學術界一般認為，對于教宗制度中存在的各種問題，特蘭特會議并未做出實質(zhì)性的反應?！　h之后，天主教會內(nèi)部的統(tǒng)一格局得到明顯加強，再也沒有出現(xiàn)新的大分裂局面。[5]就制度層面而言，教宗制度、教宗特權是新教猛烈抨擊的核心內(nèi)容之一，[6]因此，就這一問題做出回答理應成為會議的重要議程之一。[7]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9]意大利波倫亞大學教授阿爾貝里格認為，“事實上，你可以看出，在特蘭特會議所頒一切教令中，你幾乎看不到有哪個地方提到過教宗及其權力問題”。從形式上看，與116世紀其他幾次“圣公會議”不同，[12]在特蘭特會議頒布的教規(guī)教令中，的確沒有任何一份文獻全面論述教宗或教宗制度，更沒有用來闡述教宗權威與圣公會議之間的關系。當然，在這一問題上，特蘭特會議顯示出頗為復雜的矛盾特征，對于教宗權威問題，它既有很多顯性的維護，也有不少隱性的制約。一、以特蘭特會議文獻為基礎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　　如果僅從會議所頒文件的標題搜尋該會議在教宗問題上的立場，其結果只能令人大失所望，[14]如果就此得出“特蘭特會議與教宗制度問題無涉”的結論，我們將無法深入理解會議參加者身份的復雜性，也就無法領略在教宗權威問題上的微妙周旋?！　〉谝?，檢索范圍。在檢索范圍內(nèi)，凡是提及教宗的，不論是名詞，還是代詞，抑或是形容詞，也不論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及的，均一并納入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之中；其中，有不少屬于“中性”描述，它們既無維護色彩，又無制約含義。因此，特蘭特會議分成3個階段，實際會期分別是22個月(1545年12月至1547年9月)、12個月(1551年5月至1552年4月)和23個月(1562年1月至1563年12月)，總計約為57個月。在10次正式會議中，有4次(第第第第10次)根本沒有提及教宗權限問題，甚至連“教宗”一詞都沒有出現(xiàn)；另有2次(第第7次)雖提及教宗，但屬于中性表述，不存在任何褒貶問題。與第一階段的情形類似，在教宗制度及教宗特權問題上，第二階段的特蘭特會議也非常審慎。不過，隨著特蘭特會議第三階段的到來，這種相對平靜的狀況發(fā)生明顯改變。 　　第16次全體會議(1552年4月28日)宣布圣公會議暫停之后，特蘭特會議中斷了近10年。在教宗及教宗權限問題上，第三階段會議的前期和后期也存在天壤之別。在特蘭特會議的最后兩次全體會議所頒文件中，涉及教宗問題的語句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直線上升，而且，維護性條文與制約性規(guī)定呈現(xiàn)明顯的膠著狀態(tài)。其一，在會議臨近尾聲之前的絕大部分時間里(即從第1次全體會議直到第22次全體會議)，教宗制度及教宗特權問題總體上一直處于“被回避”狀態(tài)。如前所述，新教派別曾對天主教會的內(nèi)部體制發(fā)起猛烈進攻，而教宗制度便是首要目標，羅馬教廷以及教宗本人對此非常清楚。正因如此，在特蘭特會議中前期，與會者在教宗制度問題上雖然各有主張，但基本未能達成一致意見。期間，教宗的兩位特使又相繼病逝，會議進程被打亂。在各種相關教令中，他們一方面要高舉維護教宗權威的大旗，另一方面又要對教宗特權進行某些制約。[16]特蘭特會議之所以要維護教宗的權威，其原因不難理解，這次會議畢竟由羅馬教宗本人發(fā)起召開，而且會議的本意就在于消除新教對天主教會造成的各種沖擊，進而恢復以教宗為最高領袖的天主教會一統(tǒng)局面。從1517年馬丁[17]因此，教廷方面一直擔心，如果圣公會議的主導權不能由教廷控制的話，圣公會議就有可能變成一次罷免教宗的大會。首先，保羅三世對特蘭特會議的議程有著自己的一套設想。其次，保羅三世認為自己能夠通過適當方式控制會議本身。雖然保羅三世已經(jīng)沒有精力親自與會，但他向會議派出的三位特使都是他的得力親信(其中兩人后來成為教宗)。在特蘭特會議主要議題的選擇上，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主張從制度層面上對天主教會進行嚴格規(guī)范?！　≡谔靥m特會議的第二、第三階段，教宗尤里烏斯三世和庇護四世都沒有親自參加會議，而是委派自己的親信作為教宗特使并讓其擔任會議主席。　　其一，對教宗進行常規(guī)祝福。如果這樣，吾等就可以過上平安無事的生活，就可以享受和平，就可以看到信仰的增強。眾父老回答：啊，教會的至圣至潔之父，上帝將確保您生年長久、延年長壽?！盵22]這類祝福性的語句雖屬常規(guī)且數(shù)量不多，但其定位是明確的，意在表明教宗在人們的心目中依然享有崇高的地位?！痹偃?，1562年9月17日的“關于改革之教令”中規(guī)定：“在過去的歲月中，教宗們……曾不斷制定并頒布各種有益的典章制度，要求教士在生活作風、言行舉止、服飾打扮以及知識學問方面嚴守規(guī)范，而且還要求他們必須杜絕奢華、享樂，不得跳舞、賭博，不得娛樂、消遣，不得犯有任何罪行，不得追逐世俗名利……從今以后，教宗們……制定的那些典章制度必須得到遵守……”又如，1563年12月3日的“關于改革之教令”中規(guī)定：“對于……教宗就保護教會人士、捍衛(wèi)教會自由、懲治侵權者而頒布的其他一切法令，所有人都必須嚴格遵守。例如，在對地方教長進行監(jiān)管方面，特蘭特會議確認教宗享有最高權威。這類案件將移送到教宗那里，由他做出決斷?！庇秩纾诟鞯刂鹘痰腻噙x方面，特蘭特會議認定教宗擁有合法的權威?！背鲜龈鞣N規(guī)定而外，1563年12月4日，特蘭特會議決定，制定“禁書目錄”、“教義問答手冊”以及“彌撒經(jīng)書”等工作將全部“由教宗根據(jù)自己的判斷并運用其權威來完成”，“然后由教宗將結果公布出來”。如果說以上所述的這些比較零散的規(guī)定難以完整體現(xiàn)特蘭特會議在教宗制度問題上的總體思路的話，那么，其他一些條文則可以彌補這一不足。其次，必須一心一意地服從教宗和教廷的領導。[25]可以說，有了以上原則性規(guī)定，教宗的權威形象以及教宗制度的不可動搖性已是呼之欲出。隨著特蘭特會議的落幕，這一問題實際上就已有了明確的答案。　　 處于內(nèi)外交困的16世紀天主教會畢竟不同于中世紀鼎盛期的那一揮斥方遒的天主教會，中世紀晚期以來的羅馬教宗畢竟不能與中世紀鼎盛期那些頤指氣使的教宗同日而語，在這種情形下召開的特蘭特會議實際上也就不可能對教宗及教宗制度進行無條件的頌揚。[26]因此，對于參加特蘭特會議的那些主教和神學家而言，即便沒有讀過馬丁而且信奉“圣公會議至上”、主張教宗權威位于圣公會議之下者一直不乏其人。[29]從會議的實際進程也可看出，在討論和表決會議文件特別是那些事涉主教與教宗權力關系文件的時候，往往有反對意見和反對票出現(xiàn)。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與會者們開始以比較隱晦的方式對教宗濫用特權現(xiàn)象進行批判，而且試圖以多種方式對教宗的權力進行制約，甚至用頗為“體面”的方法對教宗權力實施“分權”，進而將相關條文融進了這次會議所頒的教規(guī)教令之中。很明顯，這種缺乏制約的權力機制很難保證用人的準確有度。隨后，該教令又就樞機選舉問題對教宗提出了忠告：“本圣公會議在其他一些場合還制定過其他各種各樣的條款，對擬被擢升為主教者的生活作風、年齡、學識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條件作了規(guī)定。又如，同樣是在1563年11月11日，特蘭特會議還公布了另外一份教令，請求教宗在修道院的規(guī)范管理問題上恪盡職守：“本圣公會議首先要向至圣至潔的羅馬教宗提出希望，即，出于自身的虔誠與審慎，羅馬教宗必須將下述之事作為自己應該履行的職責，即，對于那些在目前處于代管狀態(tài)的修道院[32]以及那些女修院而言，在向之委派主管問題上，一旦教宗認為時局許可，就應該挑選具備下述資格的圣職人員作為那些修院的主管，即：必須(與上述修院)同屬一個修會，必須已在該修會中公開發(fā)愿，而且要具備帶領并管理屬下羊群之能力。例如，1563年11月11日“關于改革之教令”規(guī)定，事涉主教的嚴重案件只能由教宗審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教宗可以委托專員來審理，但是，教令對教宗的委托事宜做出了嚴格規(guī)定，即，“教宗賦予那些專員們的權力絕對不能超出以下限度，即，他們只是根據(jù)事實收集相關信息材料，草擬訴訟程序，然后迅速將之呈交給羅馬教宗”。因此，不論是那些真意保留書，[37]還是與有俸圣職在未來出缺之事相關的那些恩惠，抑或是與他人之教堂有關或與修道院相關的那些教宗特權，均不得授予任何人，甚至不得被授予神圣羅馬教會的樞機；在此之前所授予的那些真意保留、恩惠或特權將被視為已被廢止”。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教宗憑借自身的獨斷權威向不同的個人或團體賜予各種各樣的特權，而這類特權的泛濫最終成為教會秩序的嚴重禍害?！痹?563年11月11日的“關于改革之教令”中，有著更多的此類條文?！痹偃纾P于教會出租自身權益問題，規(guī)定：“不論是出租教會司法管轄權，還是出租對屬靈事務副手的任命權或委派權，都將是非法的；對于承租人而言，如果他們行使上述這種租借而來的權力……其行為也都是非法的。　　其四，賦予各地主教以“教宗代表”或“教廷代表”的身份，以此分解教宗對地方教會的控制力度。參加特蘭特會議的主教們借“教宗代表”或“教廷代表”的身份，強調(diào)在所轄地區(qū)擁有自主行事的權力，甚至提出主教在各自轄區(qū)擁有“教宗權威”這種說法。”又如，1563年11月11日的“關于改革之教令”中規(guī)定：“在對屬民的道德教化進行懲戒和規(guī)勸的一切事務上……作為羅馬教廷的代表，主教……有權發(fā)布命令、有權進行監(jiān)管、有權進行懲處、有權貫徹實施，這是主教的權利，也是主教的權力。雖然這些條文基本上都是穿插在以其他內(nèi)容為主題的教規(guī)教令之中的，具有一定的“隱蔽性”，但并不會真正影響我們對特蘭特會議在教宗制度問題上的基本判斷，即，對于教宗制度問題，特蘭特會議既無法真正回避，也沒有真正回避，會議之前西歐社會對教宗特權及其流弊所提出的各種批判意見，有許多都能在特蘭特會議所頒教規(guī)教令中找到相應的答案?！　?可見，特蘭特會議(特別是會議的第三階段)對于教宗特權以及教宗制度還是比較關注的，但是，其態(tài)度及處理方式卻明顯處于矛盾境地。然而，由于身在體制之內(nèi)，加之整個會議進程一直受到羅馬教宗的強力遙控，他們終究無法將自己的想法和盤托出，而只能通過比較隱晦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主張。在會議結束之際，有些人公開動議，要求教宗推遲批準會議文件，或者要求教宗對會議文件進行刪減和修正。[48]如果單從這份簡短的確認令來看，特蘭特會議對教宗制度所作的各種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