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科舉制度——前現(xiàn)代世界最合理的政教制度文化爭鳴：可喜還是可憂中國廢除科舉百年祭　　一 　　1905年9月2日，清廷奉上諭：“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xiāng)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1〕中國歷史上延續(xù)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就這樣突然結(jié)束了。 　　詔令既出，舉國上下，有喜有憂。五天以后，上海維新派《時報》發(fā)文，盛贊“革千年沉痼之積弊，新四海臣民之視聽，驅(qū)天下人士使各奮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興中國者，其在斯乎”〔2〕。 　　一個月后，晉中太原縣舉人劉大鵬在日記中寫到：“甫曉起來心若死灰，看見眼前一切，均屬空虛……日來凡出門，見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學堂成效未有驗，則世道人心不知遷流何所，再閱數(shù)年又將變得如何，有可憂可懼之端?！薄?〕 　　可喜可賀還是可憂可懼？一朝一夕，恐怕還難以確定。1905年廢除科舉，不論在中華帝國歷史還是中國現(xiàn)代化歷史上，都是一個重要的轉(zhuǎn)折點或斷裂點。而這次轉(zhuǎn)折或斷裂所影響到的歷史時段，不是以十年甚至百年計的。 　　從隋煬帝大業(yè)元年(605年)設(shè)進士科，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下諭廢止科考，在國朝歷史上，科舉可謂源遠流長；在制度倫理與人文心理上，科舉可謂根深蒂固。問題是，廢止科舉僅僅是廢止一種考試制度或選舉制度，還是由此廢止了一種文明類型？而一紙詔令可以廢除一種千年政教制度，是否也可以廢除該政教制度塑造的人文心理？ 　　中國古代選舉制度，經(jīng)歷了世卿世祿制、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到隋文帝廢除九品中正制，隋煬帝創(chuàng)置進士科，科舉制度出現(xiàn)了〔4〕。隋朝“二科舉人”、“十科舉人”、“四科舉人”，尚未形成制度。而唐代承隋制，開科取士，考試科目分?？?、制科，還有武舉：常科考試的科目有秀才、明經(jīng)、俊士、進士等十余門，制科名目則有八十多種，武舉項目分馬射、步射、馬槍、負重等。考生有來自國子監(jiān)、弘文館、崇文館或州學、縣學的生徒，也有自學成才“投牒自舉”的鄉(xiāng)貢。選舉不僅看考試成績，而且也看名門顯貴推薦，并兼采時望。它上承兩漢魏晉重名重行的察舉薦選古意，下啟兩宋明清純粹以文取士、一考定終身的科舉制。 　　“科舉之制始于隋，盛于唐，經(jīng)宋、元、明、清，至清末方廢除。”〔5〕隋唐是肇始期，兩宋臻于完善，科舉制度的黃金時代到來了。取士不問家世，一切以程文為去留，三歲為一貢，發(fā)解、省、殿三級考試，通過鎖院、糊名、謄錄，分科取士以進士科為主，制度齊備，這都充分體現(xiàn)了科舉的公平合理精神。此后遼、金、元三朝，科舉一度陷入低谷。明洪武三年詔告天下，特設(shè)科舉，稱“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明清兩代科舉承宋元定制，且逐漸僵化腐化。例如，八股文定于明初，備于成化，如果說最初它還仍有積極意義，日久則禁錮人心、窒息社會、愚民誤國了。清末內(nèi)憂外患，朝野有志者，改革圖強，大多發(fā)現(xiàn)了科舉之弊。 窗體頂部窗體底部甲午戰(zhàn)爭、戊戌變法、新政立憲，科舉制似乎已經(jīng)到了不得不廢的地步。 　　千年古制，十年改廢。1895年甲午戰(zhàn)爭失敗，割地賠款，應(yīng)考十九年、剛被賜進士出身的康有為，痛斥科舉使國人閉塞愚盲。過去閉關(guān)自守，愚弄國之百姓，尚可天下太平；如今海道大開，萬國交通，競逐富強，生死存亡之時，再以科舉閉塞民智、窒息人才，亡國滅種，則指日可待?！啊袊畹財”?，非他為之，而八股致之也?！眹挛＜保傲?，所關(guān)至大”，康有為提出了變通科舉、興辦新學、徐廢科舉的主張〔6〕。此時西學出身的嚴復(fù)，也認識到中國不變法則亡國，而不廢八股又不能變法。梁啟超說得更明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薄?〕 　　科舉積陋已久，變科舉、倡新學、開民智、求人才，在當時已有共識。庚子之亂后，清廷變法新政，封疆大吏張之洞(湖廣總督)、劉坤一(兩江總督)、袁世凱(山東巡撫)上奏，要求變通科舉，其中張、劉會奏主張“設(shè)文武學堂”、“酌改文科”、“停罷武科”、“獎勵游學”，袁世凱則疏列十條，建議增實學科并逐年遞減舊科中的歲、科、鄉(xiāng)試名額。廢八股、設(shè)特科、建立新式學堂，從變通科舉到廢除科舉，從漸廢科舉到驟廢科舉，終于到光緒三十一年，直隸總督袁世凱主稿，會同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周馥、兩廣總督岑春煊、湖南巡撫端方同奏，請立廢科舉。待最后一根稻草壓斷了駱駝的脊背后，皇上只得詔諭：“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xiāng)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薄　《?　　科舉是中國的第五大發(fā)明，它塑造了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特征——政教一體化，其中文化與政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而政治，最終也是一種文化秩序。萬歷年間，利瑪竇到中國，一個意外的發(fā)現(xiàn)是，中國的科舉制度實現(xiàn)了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國的“知識階級即‘哲人’對帝國的統(tǒng)治者有著廣泛的影響”，“標志著與西方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nèi)珖际怯芍R階層，即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8〕。當年柏拉圖說過，他的理想國是哲人統(tǒng)治的國家，只有哲學家變成國王或國王變成哲學家時，人類才有太平盛世〔9〕。 　　利瑪竇作為洋教士，雖然不能全面準確地了解科舉制度，卻也的確看出了中國政治制度的特色與科舉制度的優(yōu)越性，比如說，知識政治、道德社會、公平競爭、階層流動等。利瑪竇詳細介紹了中國的科舉與文官制度，稱中國人崇尚道德哲學，國家主持的考試將給每一位有知識的人提供參政的機會。這是一種公平的競爭。中國的哲學學位有三級，秀才相當于學士，舉人相當于碩士，而進士相當于博士。與西方不同的是，在中國，你一旦在考試中獲得高級學位，就有資格出任政府官員：“一生都可確保高級公職。他們享有的地位相當于我們國家的公爵或侯爵的地位，但其頭銜并不世襲傳授?！币粋€靠公平競爭的哲學家治理的國家，要比那些靠驕奢淫逸的世襲貴族治理的國家優(yōu)越得多。在西方只有柏拉圖式理想的制度，在中國則成為制度化現(xiàn)實，皇帝身邊的內(nèi)閣成員都是飽讀詩書的“大學士”，六部的官員都擁有“品行與學術(shù)的榮譽”，翰林院“由經(jīng)過考試選拔的哲學博士組成。這個部門的成員并不參預(yù)朝政，但職位比別的官員更為尊嚴”〔10〕。 　　科舉制度并沒有實現(xiàn)“理想國”，但卻實踐了前現(xiàn)代世界最合理的政教制度?？婆e千年，以人文化天下，朝廷立國，文人立命，社會長治久安，個人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