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元，并在其50歲生日時宣布：他還將向社會捐出數百億美元個人財產，而不會將它作為遺產留給子孫。20世紀美國工業(yè)巨頭安德魯卡內基在1889年發(fā)表的《財富的福音》一書中說，“擁巨富而死者以恥辱終”，只有將自己的剩余財富用于造福社會公眾的事業(yè)，才是最為明智的安排?！　》菭I利組織中從事慈善事業(yè)的基金會，最初是作為某一筆公益信托財產的受托人而存在的，它并不向公眾募捐，是典型的非公募基金會。例如，創(chuàng)始于1936年，并在1950年以后發(fā)展成全國性和國際性基金會的福特基金會，其資金最初來源于一項遺產信托——亨利和愛德瑟爾福特作為贈與和遺產而提供的福特汽車公司股票，后通過經營多種多樣的投資組合而發(fā)展起來的。與此相比較，主要靠公眾募捐而建立起來的公募基金會則一般規(guī)模較小?！　‰m然從事慈善事業(yè)的基金會萌生于基督教神學的恩寵論和感恩思想，但它在現實生活中的發(fā)展節(jié)律，卻同社會生產力的增長，特別是社會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動緊密聯(lián)系著。以20世紀為例，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fā)以前，占主導地位的自由放任主義經濟理論認為，通過市場機制，市場供求關系會自動達到充分就業(yè)的均衡狀態(tài)，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不必要的。時任美國總統(tǒng)的胡佛就極力反對向救濟事業(yè)發(fā)放貸款，反對聯(lián)邦政府對失業(yè)工人實施救濟，而主張僅由地方機構、私人團體進行救濟。在發(fā)生經濟危機，社會出現劇烈動蕩緊急關頭就任美國總統(tǒng)的羅斯福，及時改弦更張，不僅提供財政援助救濟失業(yè)者，還出臺了公共工程和保護自然資源法，社會安全和社會保障法，等等，適當縮小社會財富分配差距，以維持社會穩(wěn)定。然而，從那時開始，直到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主義盛行期間，政府越來越成為社會福利事業(yè)的主體，政府撥款也成為數量巨大、類型眾多、以提供某種形式的社會服務為主要目標的公共非營利機構的主要財政來源，私人捐贈的絕對數量雖然也有所增長，但在整個公益事業(yè)的捐贈中所占比例卻日益縮小。與此相適應，在1950年時，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大約只有5萬個?！　?0世紀80年代前后，在一場“全球性的社團革命”中，非營利組織迅猛地發(fā)展起來。仍以美國為例，在1975—1995年間，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在數量上大幅躍升，達120萬個，收入近8990億美元。在此期間，非營利組織312％的資產增長率和380％的收入增長率，遠遠高于同期美國全國GDP74％的增長率。1995年以后，美國的非營利組織仍以同樣驚人的速度增長著。例如，在21世紀初的幾年里，美國人向非營利組織的捐款每年都在2400億美元左右，非營利組織的數量現在已達到180萬個。 美國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甚至把非營利組織說成是“一種將要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形式”。與此同時，非營利組織在結構與功能上也發(fā)生明顯變化，表現出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日益增長?！　。ㄈ┯嘘P的理論　　在西方國家，使非營利部門獲得如此巨大而迅猛發(fā)展的理論支撐，又是什么呢？　　、志愿精神　　中國歷史上曾經涌現過許多以個人名義施善的義舉，也有許多以個人資產資助貧困和孤病的民間慈善家，其中的代表人物從春秋戰(zhàn)國的范蠡，到清代的林則徐，歷代絡繹不絕。但與一些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現代公益事業(yè)還剛剛開始，而且起點很低。有些研究者認為，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中國文化中雖有助人為樂、樂善好施、扶貧濟困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但卻缺少現代公益的基因。具體地說來，中國傳統(tǒng)倫理社會中形成的具體人倫道德及引申五倫，幾乎都是與己有一對一具體關系的人的道德承擔；而植根于西方文化中的志愿道德，卻主要是與己無直接關聯(lián)的他人的利他貢獻，是普世主義和抽象的博愛原則。這就是說，中國的慈善觀是由血緣人倫向外推及的慈善，它使人難以產生對素不相識的人、被認為對他沒有行為道德責任的人的關懷；而西方的慈善卻是在“眾生平等”的底線原則上給人的生命的一種關懷，它超越了由血緣形成的親屬關系和由實質價值形成的善惡分際，其核心理念是普遍的人文關懷和人道主義，而尋求和實現生命意義的內在必然性，則是點燃志愿精神的不竭的能源。志愿行為的維系和堅持，在于在志愿工作中人的生命價值得到充分肯定：被人尊重、被人需要、被人喜愛和感激，又反過來激發(fā)人對自我生命的愉悅、欣賞與肯定?！　　　‰m然由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志愿部門、第三部門等等所構成的公民社會，同政府的關系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既可以是公民社會制衡、對抗政府的關系，也可以是公民社會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或同政府合作互補、共生共強，成為政府處理社會問題的伙伴。當代西方國家大多爭取使非營利組織成為其處理社會問題的伙伴，或者至少使之向這方面發(fā)展。它們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原因在于，在現代社會，與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市場之手無所不能的觀點相反，在社會公共物品和一些特殊服務的提供上（主要是公益性質），會出現市場本身的疲軟、“市場失靈”。在社會主體日益分化和多樣化的情況下，政府不可能使所有人的所有需求都得到滿足，總有一部分人對公共物品的過度需求得不到滿足，出現“政府失靈”的現象。正是在這里，非營利組織可以去填補由市場與政府遺留下來的空白地帶，使整個社會的多樣化需求得到有效的滿足，多元性的文化得到保留和發(fā)展。非營利組織來自民間、扎根社區(qū)，能夠更敏感地回應來自民間和弱勢群體的需求?！　?998年，英國發(fā)表了政府同資源部門之間的契約，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隨后，在經過長期醞釀和準備，加拿大政府與資源部門在2001年12月簽訂了《協(xié)議》；在2003年12月，又簽訂了《良好實踐準則》，來規(guī)范雙方的行動?！秴f(xié)議》列舉的相互關聯(lián)、共同改善和提高加拿大人的生活氣氛等六條價值是：民主、積極的公民性、平等、多樣性、包容和社會正義；簽訂《協(xié)議》的指導原則是獨立、相互依存、對話、合作與協(xié)作以及對加拿大人負責。而《良好實踐準則》則在一個較為實際的層面上，提供如何把《協(xié)議》帶進生活，使之成為各部門協(xié)調工作的方式。制定《良好實踐準則》的指導原則是：志愿部門由于其同社區(qū)的聯(lián)系而把特殊的觀點帶到其行動中去的價值、相互尊重、包含性、可理解性、慈善性、透明性、責任和可說明性。　　“第三次分配”　　通常認為，在實行市場經濟的社會里，分配社會財富的層次是：第一次分配講效率，它是通過市場，按照競爭性原則來進行的，結果就會出現貧富差距，乃至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于是，就得進行尋求公平的第二次分配，它通過政府，按強制性原則，以稅收和社會政策進行調節(jié)來縮小貧富差距。但在事實上，為了使社會資源分配趨于公平，僅有這兩次分配還是不夠的，還得進行第三次分配，即通過社會按照志愿性原則進行公益捐贈，實行“富幫窮”。實際上，除此之外，還存在著一些個人和集團，使用竊據的部分權力貪污腐敗，沒有掌握權力的人則通過偷盜搶掠，用非法手段謀取不義之財。一個健康社會的良好的分配機制應該是：采取措施激勵第一次分配，協(xié)調第二次分配，推動第三次分配，遏制第四次分配?！　　　≡缙诘姆菭I利組織主要由傳統(tǒng)的慈善組織所構成，在后來的發(fā)展進程中，它的結構、形態(tài)越來越復雜，經費來源日益多樣化。20世紀60年代末，非營利組織表現出對公共政策的影響日益明顯；20世紀80年代以來，非營利組織更致力于各種社會問題的解決，它們積極參加社區(qū)建設、地方自治、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等公共管理過程。這樣，非營利組織就逐漸具有了積極參與政策過程的基本功能。　　致力于非營利組織研究的美國阿斯平研究所認為，非營利組織參加政策的制定，可以提高社會應對多樣性聲音的質量，還可以使政府利用非營利組織的特殊見識和能力，因為它們卷入到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中，并且與不同的社會集團（其中包括可能被排除在公共事物之外的許多集團）保持著廣泛聯(lián)系。阿斯平研究所歸納出由此而出現的六個方面好處：一是使公共的注意力集中到關鍵社會問題及其解決辦法上面去；二是增進形成健全、革新的政策所據以形成的知識的基礎；三是為新的、未曾聽到過的聲音開放通道；四是培育政府對公民的負責任性；五是促進諸如言論自由、多元主義以及由對公益的建設所形成的自我犧牲等民主價值；六是給予公民以作為民主進程中的角色對效能的個人感覺，并增進其隸屬于社會的感覺。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美國著名的城市研究所主席弗萊希曼說，他“長期以來都認為非營利部門是美國對民主所作出的最大貢獻之一”。　　　　非營利組織還是一個充滿就業(yè)機會的領域。以美國馬里蘭州為例，1999年，該州共有202635人在非營利部門工作，占該州總就業(yè)人口的85％，高于美國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在這一年，馬里蘭州非營利部門的就業(yè)增長率為37％，企業(yè)等營利部門的就業(yè)增長率為30％，政府部門的就業(yè)增長率為20％。當然，美國其他各州的情況不盡相同，有的州非營利部門的就業(yè)率和就業(yè)增長率高一些，有的則低一些。再從1990—1995年世界上八個主要發(fā)達國家的情況來看，這些國家的非營利組織吸納就業(yè)人員的速度為244％，年均增速4％多，相比之下，其全部經濟部門吸納就業(yè)人員的速度為81％，年均增速不足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