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譯研究,到后來也不可局限在純粹的語言轉(zhuǎn)換層面而不進入到文化研究層面。文藝派理論翻譯的文化研究,和語言學派一樣,比較成規(guī)模的研究同樣其始于20世紀的后半葉。5 1957年西奧多薩沃里(Theodore Horace Savory)的《翻譯的藝術(shù)》(The Art of Translation)一書出版,書中提出了12條(實際上是六組相互矛盾的)原則。這本書后來在西方一版再版,影響很大。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該書可以視作當代西方譯學研究者重視文學翻譯的理論問題的先兆。雅式文章《論翻語問》對意大利諺語“traduttore,traditore(翻譯即叛逆)”的分析啟發(fā)了從文學和文化層面研究翻譯的后來者。1961年,西方譯學界有兩篇論文值得注目。1. 美國學者讓帕里斯撰寫的《翻譯與創(chuàng)造》(Translation and Creation)2. 法國文學社會學家羅貝爾埃斯卡皮發(fā)表在《總體文學與比較文學年鑒》上的論文“文學的關(guān)鍵問題—‘創(chuàng)造性叛逆’”(39。Creative Treason39。 as a Key to Literature)。6讓帕里斯的觀點:揭示了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價值譯者用他自己的語言做詩人同樣的工作,要花同樣的努力去塑造同樣的形象,構(gòu)建同樣的韻律。努力的結(jié)果有時候并不盡人意,但我們畢竟從中可以看到,翻譯不是一件雕蟲小技,它確實是一種創(chuàng)造。7羅貝爾埃斯卡皮的觀點:論證文學交際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價值。羅貝爾埃斯卡皮從一個非常廣闊的背景上考察文學交際中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他認為,任何一個概念一旦被表達、傳達,它就被“叛逆”了,對于文學作品來說尤其如此,因為文學作品使用的是通用的交際語言,這種語言帶有一整套的象征,包含著約定俗成的價值觀,所以它不能保證每一個創(chuàng)作者都能正確無誤地表達他所要表達的生動的現(xiàn)實。從這個角度看,文學翻譯中的“叛逆”就更是不可避免了。埃斯卡皮把文學翻譯中的這種“叛逆”稱為“創(chuàng)造性叛逆”,因為這種“叛逆”給原作注入了新的生命。盡管埃斯卡皮這篇文章沒有專門論述翻譯,但是他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觀點給我們深入思考、理解文學翻譯的性質(zhì)提供了很好的視角。其實作者本人也已經(jīng)從這個角度出發(fā),另外在其著名的專著《文學社會學》中對文學翻譯展開了討論,并提出:“如果大家愿意接受翻譯總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叛逆這一說法的話,那么,翻譯這個帶刺激性的問題也許能獲得解決?!狈g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意義是巨大的,正如埃斯卡皮所說:”說翻譯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于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參照體系里(指語言);說翻譯是創(chuàng)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 翻譯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是譯介學的理論基礎(chǔ)?!?0世紀70年代是當代西方翻譯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時期8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這一時期的著作可首推英國學者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的專著《通天塔之后——語言與翻譯面面觀》(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這本書引人注目地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譯”的觀點。喬治斯坦納認為,每當我們讀或聽一段過去的話,我們都是在進行翻譯。文學作品具有多方面的聯(lián)系,文學翻譯要做到“透徹的理解”,“從理論上說是沒有止境的”。但這番話并不意味著斯坦納對文學翻譯持悲觀論點,恰恰相反,他認為,“反對可譯性的觀點所依據(jù)的往往不過是一種片面的、只看一時而缺乏遠見的見解?!彼固辜{高度評價了翻譯的功績,他說:“文學藝術(shù)的存在,一個社會的歷史真實感,有賴于沒完沒了的同一語言內(nèi)部的翻譯,盡管我們往往并不意識到我們是在進行翻譯。我們之所以能夠保持我們的文明,就因為我們學會了翻譯過去的東西?!迸c語言學派的觀點相比,斯坦納顯然進一步拓寬了翻譯研究的思路。20世紀70年代,在當代西方譯學界還活躍著另一批學者,他們雖然來自不同的國度,但是從文化層面研究翻譯的共同主張、觀點和方法論把他們連在了一起,形成了比較完整、比較獨特的翻譯研究理論。其代表人物包括:詹姆斯霍爾姆斯(James S. Holmes)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吉迪恩圖里(Gideon Toury)勒菲弗爾(Andre39。 Lefevere)蘇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朗貝爾(Jos233。 Lambert)梵登勃魯克(R. van den Broeck)這批學者竭力想打破文學翻譯研究中業(yè)已存在的禁錮,試圖以有別于大多數(shù)傳統(tǒng)的文學翻譯研究的方法,探索在綜合理論(prehensive theory)和不斷發(fā)展的對翻譯實踐研究的基礎(chǔ)上,建立文學翻譯研究的新模式。雖然,他們從各自的立場出發(fā),對文學翻譯作出了各自不同的描述和詮釋,但人們?nèi)圆浑y發(fā)現(xiàn)他們的研究中存在著許多相同點,這些相同點可以簡單地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1)都把翻譯理解為一個綜合體,一個動態(tài)的體系;2)認為翻譯研究的理論模式與具體的翻譯研究應(yīng)相互借鑒;3)對翻譯的研究都屬于描述性的,重點放在翻譯的結(jié)果、功能和體系上;4)都對制約和決定翻譯成果的因素、翻譯與各種譯本類型之間的關(guān)系、翻譯在特定民族或國別文學內(nèi)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譯對民族文學間的相互影響所起的作用感到興趣?;魻柲匪菇沂痉g研究中的語言學派和文藝學派之間的區(qū)別:文藝學派的主要興趣在翻譯產(chǎn)品,重在研究譯作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文本;語言學派的主要興趣在于用一種語言輸入的句子與另一種語言輸出的句子之間發(fā)生了什么變化。它是從原作到譯作的探討,而不是從譯作即結(jié)果再返回原作進行研究。語言學派理論的最大優(yōu)勢表現(xiàn)在研究高度規(guī)范化的語言方面,提供許多規(guī)范式以及使用標準形式的術(shù)語。但其嚴重缺陷為只研究句子層面以下的句子和語言現(xiàn)象,未走出句子層面,而翻譯是翻譯一個由一系列句子組成的文本。所有語言學派理論的缺點即不能觸及翻譯的文本層面。9 埃文—佐哈爾(Itamar EvenZohar)(以色列學者)多元系統(tǒng)理論(The Polysystem Theory,20世紀7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