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其蟊賊，無害我田穉。有?{萋萋，興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馌彼南畝，田畯至喜。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駿發(fā)爾私，終三十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于皇來牟，將受厥明。命我眾人，庤乃錢镈，奄觀铚艾。 ?載芟?原文千耦其耘，徂隰徂畛。有{K23845}其馌，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播厥百谷，實函斯活。厭厭其苗，綿綿其麃。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噫嘻?所描寫的奴隸是“十千維耦〞，而?載芟?那么云“千耦其耘〞。但假如我們把?噫嘻?的“駿發(fā)爾私〞的“私〞釋作是“禾〞〔?說文?：私，禾也〕，這里就是種子的意思，根本不是什么私田；把?載芟?的“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等這些貴族和其隨員，不強解為勞動者，那么爭論的問題也就解決大半了。?大田篇?“遂及我私〞的私之所以為私田，那是因為其上文是“雨我公田〞。但?噫嘻篇?這個私字并沒有公田和它對稱，它的上文是“率時〔是〕農(nóng)夫，播厥百谷〞〔釋義為：率領(lǐng)這些農(nóng)夫去播種吧〕，而下文即是“駿發(fā)爾私，終三十里〞〔釋義為：大發(fā)你的“私〞，到三十里完了為止〕。他們在田頭的情形是：有的嚼嚼的吃東西，討討老婆的歡喜；有的女子靠著丈夫，有的搞搞鋤頭，到田里去干干〔原文是：“有{K23845}其馌，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大概“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是年輕的侯亞侯旅之類的事情，而“有略其耜〞那么應(yīng)是隨員侯彊侯以之類的事情〕，就是這樣吊兒郎當?shù)模静皇鞘裁磩趧拥臉幼?。〞〕。所以把侯主侯伯等解為勞動者，這是沒有根據(jù)的。假設(shè)把這種情形和金文里的資料加以對證，那么我們敢說這個結(jié)論是決不會有缺點的。 金文里固然沒有描寫農(nóng)業(yè)活動的記錄，但那里卻從另一角度說明了當時農(nóng)業(yè)消費的性質(zhì)。王射，有{K23848}眔〔及〕師氏小子合射。 大家都知道：周代有所謂籍田制度，其實從上述農(nóng)事詩和金文里所載的情形來看，那么所謂籍田，不過是周貴族自己所經(jīng)營的莊園，或者其中指定一處專門在那里來舉行籍禮罷了。這只要看?國語在虢文公口中所說的籍禮，也無非是在某個田莊上，耕種時周王帶著大臣們到那里去破一破土而已。所謂庶民，依韋昭原注就是?周禮?“甸師氏所掌之民也，主耕耨王之籍田者〞。所以籍田也不過是使用奴隸來耕種的農(nóng)莊罷了。 確實，周代的貴族，無不是剝削奴隸過活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周代青銅器的銘文里看得非常清楚。這種記載是很多的。 一、?令{K23841}?〔成王時器〕：“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 {K23849}……錫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K23850}自氒土。 {K23851}?時代亦按原考排列?！尺@也就是說：不僅周王與諸侯是大奴隸主，而且其臣屬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奴隸主。由此可知，周代的大小貴族，即全部統(tǒng)治者實無不是奴隸主。同時他們所屬的武裝力量，也就是以這種奴隸為根底來組織的。 前面所說的奴隸，除了其中下面還要另作說明的外，都是在周王和大小貴族自己所經(jīng)營的土地上從事勞動的。平時他們有軍事性的編制，戰(zhàn)時就當根本部隊使用。他們有家屬，但沒有財產(chǎn)。商代的“眾〞應(yīng)該就是他們這種人〔西周?舀鼎?銘文里也有稱之為眾的〕。 　　三、周代奴隸狀況〔二〕換言之，前一種奴隸是隨著主人移住于宜而被帶到宜去的，而后一種那么就就宜這個地方的士著〔注：周人術(shù)語，凡周王給其臣屬之人或物都謂之賜?！?。 由此可見，西周確有這樣一種奴隸，他們是當?shù)氐氖恐?，或即所謂原住民。那么這里我們就可明白，在周代，周王和諸侯，不僅在他們自己的莊園里有大量的、如?七月篇?所描寫的那種奴隸；并且除此之外，還有這樣一種奴隸：他們是分布在全國各處，族居于普通鄉(xiāng)村里的原住民，既可和土地一道恩賜給其臣屬〔如{K23856}所載的那樣〕，也可把他們和土地別離單獨拿去賞人〔如?周公{K23841}?所載的那樣〕，換句話說，他們的性質(zhì)是和當時的土地一樣，同為周王或諸侯所有之物。因為周王和諸侯是代表國家的主權(quán)人，所以周王與諸侯也即是他們的實際上所有人，有權(quán)來處置他們。 或者有人要問：這些州、{K23857}人以及所謂宜庶人、{K23855}之民人等等，是否就是和?七月篇?里農(nóng)夫一樣的奴隸呢？顯然不是這樣的。假設(shè)他們出身是原住民〔確實，他們絕大多數(shù)也是原住民出身的〕，那么自從進了周王或某諸侯的莊園之后，他們的情形就改變了，他們不可能再以原來的村或族的形式存在，而是變成周王或某諸侯的族屬，按照農(nóng)莊的格式被編組了，即須被編得相當齊整而與軍事上的需要相適應(yīng)，并且他們的生活也變成直接向主人領(lǐng)取衣食〔原住民式的奴隸并不這樣，這點下面再說明〕。庶人是奴隸，這已由前引?大盂鼎?和{K23858}的銘文可作直接證明，這里用不到多說〔雖然它到春秋時期，涵義漸起變化了〕。但?國語至于仆庸，它的情形全與庶人一樣，只是用的場合稍有不同而已。魯頌?里的“土田附庸〞和?左傳?定公四年祝佗所說的“土田陪敦〞之后，在周代文獻中，這樣專門名詞已有三見了。舊說以為仆庸是封土“不能五十里，不達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見?孟子?禮論這一說法，不但由于五等諸侯之說已被證明不是周初的制度而站不住腳，并且?召伯虎{K23841}?銘文的本身也直接了當?shù)胤裾J了它。庸字的原始意義固然是城，而周人封國時也確實往往筑城。但是我們假設(shè)細看一下?召伯虎{K23841}?所載的是積欠仆庸土田的歲貢，那么根本不屬財產(chǎn)性質(zhì)的城垣與歲貢又有什么關(guān)系呢？這就很不好解釋了。{K23859}宮?那樣寫當初封國時，周王所賜予的只有“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仆庸〕八個大宇，假設(shè)把仆庸解釋為城垣，于理亦覺欠妥。事實上仆庸也確實是人而不是城。祝佗說：用即命于周。分之土田陪敦〔仆庸〕，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皆啟以商政，彊以周索。 我們從這段話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所謂土田，自然就是魯國的田地，而陪敦〔仆庸〕當然也只能是原住在那里從事耕種的商奄之民。如所周知，祝佗講到分封康叔唐叔時，都特別指出了封給他們的當?shù)厝嗣?。而所謂商奄之民，自不用說就是本來在商王統(tǒng)治下那里的原住民了〔殷民六族是從外面遷到魯國去，在魯公監(jiān)視下去幫魯公做事的。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至于他們所帶著去的丑類，那么亦類似{K23858} “王人〞項下的“奠七伯〞與“厥甿{K23822}〞多少夫，與當?shù)赝林煌摹?。理解了這點，那么可知?大雅詩說：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其原意是周王封申伯于謝這個地方，而把謝的原住民作為他的仆庸，替他耕種土田。雖然這個庸字也是有爭執(zhí)的。但鄭玄不作此解，以為“庸，功也〞，就作工作或勞動來講。至于這里所謂命傅御遷到謝去的“私人〞，那么亦就是祝佗之所謂“丑類〞之類，即申伯所私有的奴隸了。但仆庸是否即如我們所說的國有奴隸，可能還會有人不同意的。而國家主權(quán)的代表者，并且也只有國家主權(quán)的代表者，才可把他們連同土田恩賜給其臣屬，那么這種奴隸除了國有之外，又何能作其他解釋呢？假如以庶人、仆庸等等見稱的原住民都是奴隸，那么這不就是說周代的人民根本上都是奴隸了嗎？不錯，事情也確實是這樣。不然的話，周初就不可能用仆庸土田制度來進展封賜。甲骨文里所稱的“眾人〞正是他們，這一點在前面也曾提到過了。臣工篇?〕，我們也曾見對他們有以“眾人〞相稱的。一一但是我們敢肯定說：“眾人〞確是商代原住民式的國有奴隸。但商王要眾人去服徭役，卻要經(jīng)過一番臨時征集，不如“眾〞那樣根本沒有見要“{K23827}〞過。這種情況，假設(shè)不是原住民形式的國有奴隸，那就無法解釋。從而這里我們也就可以看到：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他們被統(tǒng)治者貶為奴隸之后，就世世代代成了奴隸主國家的“活的消費資料〞。雖然他們曾有過種種對抗〔例如卜辭的“王途眾人〞〕，但總沒有逃出這種悲慘的命運。冷酷的事實就是這樣。 ?漢書?食貨志?說：七十以上，上所養(yǎng)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 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后歸，夕亦如之。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風俗也。 這里班氏說的是“殷周之盛〞時的農(nóng)村情況。假如我們注意一下他所說的內(nèi)容，那么只要揭掉他的一層稱頌的外衣，馬上就可看到原住民形式國有奴隸的生活真象： 〔二〕“上所長也〞、“上所養(yǎng)也〞云云，不僅說明奴隸的人身世世代代都是國家〔國王〕所有，在那里家庭不過是這種奴隸的再消費機關(guān)，而且也說明他們沒有私有財產(chǎn)，消費物統(tǒng)統(tǒng)歸國家所有。所謂里胥，看來就是國家所派的最基層的官吏，而鄰長可能就是國家所委任的當?shù)厝耍暂o佐里胥的。 〔四〕從“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和紡織物需要“同巧拙〞、“合風俗〞，薪樵之有些多少亦須監(jiān)視等種種情形來看，那么不僅知其勞動時間很長，一切事情監(jiān)視得非常之嚴，而且還說明了這里的“里〞是一個奴隸組成的共同體，有著某種共同生活。只有當他們是共同生活著的，譬如共廚灶的時候，這樣的監(jiān)視才成為必要〔事實上紡織品之必需同巧拙也含有這種意義。既是共同消費，自亦需要同巧拙，否那么就不好辦〕。 所以?漢書?這些資料，不但再次證明了土地與人身的國有，并且還證明了“民〞所消費的財富，包括他們自己的生活資料在內(nèi)，也都是國有的。一方面國家按村委派下級官吏來統(tǒng)治管理他們；而另一方面，各村的奴隸還有著一定的共同關(guān)系的束縛，也就是說，還有著類似“村社〞那種舊時代的剩余形式〔看來“受田〞“歸田〞，可能是“里〞范圍內(nèi)來進展的〕。 奴隸而又有類似村社那種關(guān)系，這兩者之間，好象是太不協(xié)調(diào)了吧。因為這種類似村社的關(guān)系或形式，不但便于奴隸主的管理監(jiān)視，并且還對奴隸有很大的制約、互相監(jiān)視作用和精神上的奴役、束縛作用。自然隨著社會性質(zhì)的變化，這種共同體的性質(zhì)也根本變化了，它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村社，而是奴隸主奴役原住民式國有奴隸的組織形式。廣闊的農(nóng)村就被無數(shù)個這樣的基層單位或基層組織所覆蓋著。雖然西雙版納的寨子，從其性質(zhì)上來說已經(jīng)是封建剝削制度了，但是在他們的法律上，我們?nèi)匀豢梢钥吹竭@些寨子原來是奴隸組織的痕跡。〞這里使用奴隸與財產(chǎn)等名稱，當然不能看作偶爾。〕。 ?漢書?所提供的這些資料是很可珍貴的。但可以相信決不致是他憑空所想像的〔注：關(guān)于“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云云，類似的記載，也見于?尚書大傳?及?公羊傳?宣公十五年的何休注中。?尚書大傳?看來也不可靠，如說“民〞在左右塾出入時須“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逾〞等等，顯然是儒家造作之說，其書很可能成于?漢書?之后，不象是?食貨志?這段話之所由出的。以班氏這樣的一位歷史家，誤用資料，自所難免〔譬如前引這些資料，他把它看作是與井田制相聯(lián)絡(luò)的“仁政〞就是證明〕，但如許多經(jīng)學家那樣來一套托古改制，捏造事實，這是決不會的。尤其是班氏把它錯解了，更使我們可以相信他原來是確有所據(jù)的。 原住民式國有奴隸的情形，經(jīng)過?漢書?這些資料說明之后，大體上已可弄清楚了。費誓?的情況來看，我們知道在這種國有奴隸手中，似乎還有一些財產(chǎn)，而與前面所說生活手段也是國有的情形有些矛盾。 我們知道，?費誓?是個軍事發(fā)動令，它的最后兩條是針對三郊三遂的魯人說的。那么?費誓?怎么說呢？甲戌，我惟筑，無敢不供，汝那么有無余刑，非殺〔除了殺之外的最重刑罰〕。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藁〕，無敢不多，汝那么有大刑〔死刑〕。 這就是說，伯禽要他們提供楨{K23861}〔建筑工事用的板和樁子〕和芻藁〔喂牲用的草料〕。而從他們之有草料，也可推想到他們有某些家畜。我們知道，他們是國有奴隸，人數(shù)既多，又是村村落落地分居于廣闊的農(nóng)村里，雖然國家有里胥鄰長之類去管理他們，但如要對他們也用對農(nóng)莊里奴隸的那種方式來辦理，即將所有勞動消費物統(tǒng)統(tǒng)上交給主人，而他們的生活需要又向主人去領(lǐng)取，這是不可能的。這里他們的上交終究用怎樣的形式，我們且暫不管它，等到下面再說，但有一點先可肯定，那就是一定留有一部分以所謂“上所養(yǎng)也〞的形式作為他們生活之用。而從他們還是共同體，生活上不完全獨立的這一點來看，那么作為他們生活資料的這一部分消費物，只恐還該留在村的組織里，由里胥之類再發(fā)給他們才能用的。 由此可見，從?費誓?里所看到的原住民式國有奴隸的財產(chǎn)，并不是什么奴隸的私有財產(chǎn)，它不過是奴隸主留給他們的，歸他們村組織所支配的生活資料而已，它和通常的所謂私有財產(chǎn)或私人經(jīng)濟是完全不一樣的。 或者有人會問：前述這種奴隸是否叫他們是農(nóng)奴來得更妥當些呢？恩格斯不是曾說么：“農(nóng)奴制和隸屬狀態(tài)確實不是特別中古封建的形態(tài)，到處或幾乎到處都有，即在征服者讓故居民替自己耕種土地之處也都如此。恩格斯在這段話中只是說，征服者讓故居民替自己耕種土地的地方也到處都有農(nóng)奴，而并不是說在那種地方只有農(nóng)奴?？芍窃捓锿耆珱]有排除這種地方有奴隸存在的事實與可能。本來“農(nóng)民〔指農(nóng)奴〕的地位與奴隸占有制國家內(nèi)奴隸的地位沒有多大區(qū)別〞〔列寧語——?論國家?〕，而其區(qū)別只在于人身被占有的完全與否。這個標準在西方來說，自很適切，那是不須說了，但在中國的奴隸制時代，由于奴隸根本就是人民，都是國王封君等握有絕對統(tǒng)治權(quán)利的人所有的，那么奴隸不但一般地不作買賣，并且是否可以屠殺也很難作為區(qū)分奴隸與農(nóng)奴的標準了。所以在這里區(qū)分某些人是奴隸還是農(nóng)奴，就不能不借重于這么一點，即他們有沒有私有財產(chǎn)，用這點來區(qū)別他們的人身終究是完全被占有了還是沒有。 有人說，商代的奴隸被虐殺的很厲害，這在地下開掘的資料中有事實根據(jù)。但是周代不然。從地下開掘的資料來看，商代對奴隸的任意虐殺也是在盤庚遷殷以前的事情，譬如在鄭州等處的開掘中，我們可以看到隨處都有殺頭的亂葬與人畜的同葬〔開掘者證明這些亂葬時間上亦早于小屯文化〕，但在安陽許許多多商人的居住基址和一般小墓葬的開掘里，就沒有看到這樣情形了。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任意虐殺奴隸，即在商代也已隨著消費開展與穩(wěn)固奴隸主政權(quán)的需要而停頓了〔可能這就是盤庚的功績，從而使商代社會有了開展，所以商人在祭祀上很重視盤庚〕。總之，在這方面，周人確比商人來得文明些。因為周人沒有濫殺奴隸，這并不就是說奴隸不能如家畜一樣來屠殺。只是因為牛肉可吃、牛皮可用，所以到頭它總要被殺罷了。何況斯大林的話的重心，根本是在人身是否被占有這一點上，可不可以屠殺，那么不過是人身是否全被占有的一種現(xiàn)象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