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選擇；例如人民公社制也曾進入憲法和法律，但終究被公眾否棄了。因此，即使是一些表面看來重大的法律規(guī)定的變革，就其對社會生活的實際規(guī)范作用來看，意義也未必那么重大(其意義往往是成為一種符號或標志)。而且，現代法治的一項最重要的原則就是，法律不能規(guī)定人們做不到的事；其中的隱含義即任何法律規(guī)定都必須不能太脫離實際的“新穎”。的確如此，首先，就總體而言，只有在社會秩序基本形成之后，才會逐步形成一些社會普遍遵循的規(guī)則，也才有必要將這種秩序以法律固定起來，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法學的研究才發(fā)展起來。即使人為努力制定法律來保持秩序，也未必能夠成功；相反倒可能出現莊子所說的“法令滋張，盜賊多有”的悖論。一般說來，只有當社會多數人的行為方式以及相應的社會生活的實際規(guī)則都發(fā)生變化時，法律的變化才“千呼萬喚始出來”?！?《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 因此，法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務實和世俗。在這個意義上，法學是一種非常講求功利的學問。它有時甚至不要求理論，而只要求人們懂得如何做。對文學藝術作品甚至要求其“在似與不似之間”(齊白石語)，甚至可以別人都看不懂；一個理論也可以天花亂墜，只要其足以自洽就可以成立，對于社會的其他人來說，并沒有太大關系，最多是小說和著作無法出版，或讀者很少，出版商賠本。而法律家的事業(yè)有很大不同，他／她并不僅僅是在從事一個僅僅關系自己個人收入的工作，而是其一言一行都可能決定別人官司的輸贏，決定別人的身家性命，決定著別人的一筆財產的歸屬，一句話，他／她直接決定著別人的命運。但是，法學的研究也仍然不可能脫離這個知識體系和知識制度乃至社會制約的約束。也許，這就是為什么，像馬克思、韋伯這樣的具有天才的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家，盡管畢業(yè)于法學院并且都有家學淵源(馬克思父親是律師，韋伯父親曾是法官)，卻最終都走上了社會思想家這條不歸路的原因之一。這就是學科的知識制度的制約。一個小說家，一般說來，可以不寫他不喜歡的題材，一個經濟學家也可以不研究他沒有把握的問題；而一個法官不能說，“這個案件太難了(或我不喜歡)，你撤訴吧”，或者說，“法律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現在我也拿不定主意，你們等一等，等我想清楚了，再作決斷”；一個律師，也不能因為僅僅被告罪惡累累或欺詐成性而拒絕為被告辯護。至少美國的律師職業(yè)倫理(實際上也是法律，盡管稱之為“倫理”)也對律師拒絕辯護作出非常嚴格的限制。因此，法學其實并不像常人想像的那樣，是一門僅僅熟悉法條加秉公執(zhí)法就能完成的精確的或形式化的“科學”(未來是否能夠精確起來，我也很懷疑)，而必須以一種似乎很精確的方式來處理一些實際上無法精確處理的問題。法學實際上是一個很難形式化、條文化的學科(因此霍姆斯稱法律的生命從來都是經驗，而不是邏輯)，盡管人們的想像中的法學面目卻恰恰相反。但我想，這幾點感受也許有助于法學圈外的人們理解法學，而不至于對法學或法律在社會中的可能作用有一種不切實際的期望；也有助于我們法學家理解自身的局限和長處，而不至于在“依法治國”的口號中突然自我膨脹起來，真以為自己或那幾本書中真有什么創(chuàng)造秩序的能力。 　 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于北大蔚秀園蘇力北京三聯書店讀者服務系統(tǒng) 地址：北京東城區(qū)美術館東街22號三聯書店，郵編：100010 電話：(010)64001122轉3042 　 精兵簡政——經營新挑戰(zhàn) 日經商務編 鐵鷹等譯 日本經濟史(六)——雙重結構 中村隆英等編 許向東等譯 憲政與民主——理論與社會變遷研究 (美)埃爾斯特等著、藩勤等譯 圖騰柱下——北美印地安文化漫記 高小剛 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一輯) 陳鼓應主編 西方人文主義傳統(tǒng) (英)阿倫阿倫 與成功有約——全面造就自己 柯 維 書和人和我(以書為話題的散文隨筆作品集) 陳 原 寫給大家的中國美術史(平／精) 蔣勛編 88／ 讓盧梭明信片(他的生平和著作)(瑞士)讓馬奈著 吳岳添譯 所思(哲學家的格言式論述) 張申府 玄圃論學集——熊十力生平與學術 哲人小語——人與自然 (德)狄特富爾特等編 吳宓自編年譜 風聲讀書聲 朱學勤 何處尋求大智慧 吳敬璉 隨無涯之旅 周振鶴 分析心理學的理論與實踐 (瑞士)榮格著 在約伯的天平上 (俄)列夫郵掛費：書價10％(最低1元，最高10元)，余款購書者，只收1元郵掛費。廣告難得明白 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情拿起王小波的著作，原來接觸過他的個把篇論文字，印象不錯，但是現在熱到 這般地步，已經有“炒死人”之譏在報端出現。 王小波當然很聰明(以至有人說，他沒法不死，大概是人至清則無魚而且無壽的意思)，當然很有文學 才華，當然也還有所積累，博聞強記。他的文風自成一路。 十多年前，北京市經濟工作的領導人提出，企業(yè)需要一些“明白人”。而明白的意思就是不但讀書，而且明理，或曰明白事理，能用書本上的知識廓清實際生活中的太多的糊涂，明白真實的而不是臆想的人生世界，如同毛澤東講王明時講的，需要明白打仗是會死人的，人是要吃飯的，路要一步一步走的。蓋人們在發(fā)明和運用概念、發(fā)明和運用知識的時候也為自己設立了許多孽障，動不動用一個抽象的概念抽象的教條嚇唬自己也嚇唬旁人或迎合旁人，非把一個明白人訓練成糊涂人才罷休。 要說王是夠諷刺的。他先說“假如我說我在那里看到了人文精神的討論，你肯定不相信”(唉！)“但國外也有高層次的問題”，說那里的四壁上寫著種族問題、環(huán)境問題、讓世界充滿愛、如今我有一個夢想、禁止核武器。“這些留言都用了祈使句式，主要是促成做一些事的動機，但這些事到底是什么，由誰來做，通通沒有說明?！? 認真讀讀這一段，人們就笑不出來了，除非是笑自己。呼吁，總也要人做的。你說得再好，他要從操作的層面考慮考慮。 王說：“假如你遇到一種可疑的說法，這種說法對自己又過于有利，這種說法準不對，因為它是編出來自己騙自己的！”完全對。)的習慣說法就是“凡把復雜的問題說得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者，凡把困難的任務說的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者，皆不可信。一個自然科學家要是這種脾氣，準保一事無成——說不定他不得不改行寫呼吁性散文雜文和文學短評。王稱這種牛皮癖為“極端體驗”——恰如唐朝崇拜李白至極的李赤之喜歡往糞坑里跳。王說：“我這個庸人又有種見解，太平年月比亂世要好?！彼尤贿@樣俗話俗說，蒙為他捏一把汗。對于“瞎浪漫”、“意淫全世界”說了很不客氣的話。當某一種“瞎浪漫”的語言氛圍成了氣候成了“現實”以后，一個敢于直面人生直面現實講常識講邏輯的人反而顯得特立獨行，乃至相當“浪漫”相當“不現實”了。當一九五八年畝產八十萬斤紅薯的任務勢如破竹地壓下來的時候，一個生產隊長提出他這個隊的指標是畝產三千斤，他也就成了浪漫騎士乃至金剛烈士了。王說：“我年輕時所見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淺(且不說是荒謬)的原則。對世界妄加判斷……”王說他下了決心，無論如何不要做一個什么學問都沒有但是專門“明辨是非”的人。這種明辨是非的刺激性與吸引力還與中國的文化的泛道德化傳統(tǒng)有關，德育第一，選拔人才也是以德為主。單一道德標準使許多人無法說話，因為誰也不愿意出言不同不妥就背上不道德的惡名。) 何況這種明辨是非(常常是專門教給別人特別是有專長的人明辨是非)的行家里手明辨的并不僅僅是是非。問題是專門明辨是非的人特別擅長論證“非”就是不道德的，誰非誰就十惡不赦，就該死。蒙按，這意味著，我們不但擅長明辨是非而且擅長誅心。這樣觀點之爭知識之爭動輒變成狗屎之爭。他說他明知這樣不對，但也顧不得許多。 王說：“現在，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認為，討論問題的正當方式是把對方說成反動派、毒蛇，并且設法去捉他們的奸：然而假如是有關誰好誰壞的爭論……就會得到這種結果”；王認為現在雖然沒有搞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但人們還是在那里爭誰好誰壞，在這方面，人們并沒有進步。王認為當是非之爭進一步變?yōu)楹脡闹疇幒?，“每一句辯駁都會加深惡意，”“假如你有權力，就給對方組織處理，就讓對方頭破血流；什么都沒有的也會恫嚇檢舉?？纯措S時可見的與人為惡與出口傷人吧，對于同行的那種兇蠻的敵意，難道能表現出自己的本事？更不要說偉大了。王說，這樣一來，“他就像天兄下凡的楊秀清”。王明白地指出，別的行業(yè)，競爭的是聰明才智、辛勤勞動(哪怕是競爭關系多，路子野，花招花式，蒙注)，“唯獨在文化界賭的是人品：愛國心、羞恥心。”他說得何等慘痛！何等明晰！何等透徹！他也一語道破了那種動不動把某種概念學理、與主張該種概念學理的人神圣化的糊涂人的危險。王對于神圣化的批評也是如此。如果反對一切神圣化，也就等于把反神圣化神圣化。抓到了我們的文藝論爭動不動爛泥化狗屎化的要害。但是他的最刻薄的說法也不是針對哪一個具體人或具體圈子，他的評論里絕無人身攻擊。如果是英雄，這“兇蠻”的口氣像么？)。王特別喜愛引用羅素的話，大意是人本來是生來平等的，但人的智力是有高有低的，這就是最大的不平等，這就是問題之所在。笨人總是要想法使聰明人與他一樣地笨。因此更常用的辦法是當聰明人和笨人爭起來的時候大家都說笨人有理而聰明人無理——最后使聰明人也笨得與笨人拉平，也就天下太平了。在我們這里，某些人認為過于聰明就是狡滑、善變、不忠不孝、不可靠、可能今后叛變的同義語。誰敢承認自己聰明？誰敢練聰明功？文革當中有多少人(還有知識分子呢)以大學沒畢業(yè)，不能使用任何外語來證明自己尚可救藥，來求一個高抬貴手。 而王對自己的智力充滿信心，他在《我為什么要寫作》一文中說：“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學才能。更應該尊重這些遺產的來源——就是活人的智慧。他提倡好好地用智，他說：“人類僥幸擁有了智慧，就應該善用它。他從來沒有表示過叫賣過自己的道德優(yōu)勢，沒有把自己看作圣者、英雄、救世者、偉人、教主、哲人王，也就沒有把與自己意見不和的人看成流氓地痞漢奸賣國賊車匪路霸妖魔丑八怪?！碧袅?，一個人能這樣開明地對待自己，對待自己深信不疑的長處，對待自己的破釜沉舟的選擇(要知道他為了寫作辭去了那么體面的職務)，也對待別人對他的尚未認可；他還對什么不能合情合理地開明地對待呢？注意，蒙的經驗是，不要和絲毫沒有幽默感的人交往，不要和從不自嘲的人合作，那種人是危險的，一旦他不再是你的朋友，他也許就會反目成仇，怒目橫眉，偏激執(zhí)拗。他不會把自己也把旁人封死，他不會宣布自己已經到了頭：你即使與他意見相左、如不承認他有文學才能至少他也不可能宣布你是壞蛋仇敵。人應該盡可能地聰明和有趣，我不知道我概括的王的這個基本命題是否準確。趣味是一種活力，一種對于活生生的人生與世界的興趣、叫做津津有味，是一種美麗的光澤，是一種正常的生活欲望，是一種健康的身心狀態(tài)。我們無法要求一個一臉路線斗爭一肚子陰謀詭計的人有趣，我們也無法要求一個蓋世太保一個劊子手太有趣味。王認為開初孔子是滿有趣味的，后來被解釋得生氣全無——這當然不是創(chuàng)見而差不多是許多學人的共識——孔學的這個發(fā)展過程就很給明白人以教益，也不免使孔夫子的同胞與徒子徒孫痛心。 所以，王在談到近年我國的“文化熱”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前兩次文化熱還有點正經，后一次最不行，主要在發(fā)牢騷，說社會對人文知識分子態(tài)度不對，知識分子自己態(tài)度也不正，還有就是文化這種門庭決不容痞子插足。王說，如此看來，文化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還有點黨同伐異(！)的意思。王進一步指出文化要有多方面的貨色，是創(chuàng)造性勞動的成果，例如你可以去佛羅倫薩看看，看看人家的文化果實(蒙按那可不僅僅是唐僧坐懷不亂的功夫)，王說，把文化說成一種操守，就如把蔬菜只說成一種——胡蘿卜；“這次文化熱正說到這個地步，下一次就要說蔬菜是胡蘿卜纓子，讓我們徹底沒菜吃?！? 也許事情遠遠沒有這樣糟，也許這只是王的內心恐懼，杞人憂天？但愿如此。 我們知道難得糊涂了。什么叫明白呢？第一很實在，書本聯系現實，理論聯系經驗，不是云端空談，不是空對空，模糊對模糊；第二尊重常識和理性，不是一煽就熱，也不是你熱我就熱，不生文化傳染病。于是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的人明明被他批駁了也還在若無其事地夸他。第四他深入淺出，樸素鮮活，幾句話說明一個道理，不用發(fā)功，不用念咒，不用做秀表演豪邁悲壯孤獨一個人與全世界全中國血戰(zhàn)到底。用陳建功當年的一句話就是他絕對“不裝?？戳怂男≌f不是像看完有些人的小說那樣，你主要是會懷疑作者他是否當真那么偉大。如果說你在某些人的作品中常常看到感到假面的阻隔，那么他的小說使你覺得他常常戴起鬼臉。但是他有學問呀，他不嘲笑智力和知識，不嘲笑理性和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