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獲，如程紅兵的《做一個書生校長》、李希貴的《學生第二》《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彼得逛了一大圈，又回到蘇霍姆林斯基這里，還是覺得這位教育家和我的心貼得最近。最近我又讀了目前比較流行的《教學勇氣――教師心靈漫步》，還是說實話，我是讀懂了的，也同意書中的觀點，但這本書句法比較別扭，甚至還有病句，當然，我估計是翻譯者的水平所致。范梅南的《生活體驗研究――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教育學》和《教學機智――教育智慧的意蘊》――對最后一本書，我贊口不絕，逢人便推薦。史密斯的《全球化與后現(xiàn)代教育學》、保羅最近幾年讀過大衛(wèi)印象中，我主要讀了這些著作：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杜威的《新舊個人主義》、霍布斯的《利維坦》、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孟德鳩斯的《論法的精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羅素《西方哲學史》、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哈維爾的《哈維爾文集》、顧肅的《自由主義基本理念》、王炎《自由主義與當代世界》、李慎之與何家棟的《中國的道路》、王元化的《思辨隨筆》、秦暉的《問題與主義》、朱學勤的《書齋里的革命》，徐友漁的《自由的言說》等等著作。于是對自由主義有了比過去更深入的了解――當然仍然談不上理解乃至精通。沒有對自由主義大師們原著（至少是中譯本）的直接閱讀，簡單地贊美和指責都是不科學的，也是不嚴肅的。從八十年代開始，我對自由主義產(chǎn)生了興趣，因而零碎地讀過一些相關(guān)的書；但我從來沒有相對系統(tǒng)地讀過自由主義大師們的著作。當今中國，沒有什么思想學說能夠比自由主義更能引起人們真誠的追求、狂熱的崇拜、無知的誤解和理性的質(zhì)疑的了。我又開始了自由閱讀（相對來說，讀博閱讀不是那么“自由”，是課程的迫使）。第一篇：李鎮(zhèn)西老師的讀書經(jīng)李鎮(zhèn)西老師的讀書經(jīng)[ 2009910 10:44:00 | By: 維勝工作室 ]推薦轉(zhuǎn)帖自“與青春同行”博士畢業(yè)后到現(xiàn)在，時間的腳步漸漸走到了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盡頭。這六年多里，我除了有近兩年時間在成都市教科所，其余時間都在學校。我的閱讀越來越集中于三個方面，一是歷史著作，主要是中國近代、現(xiàn)代和當代史和國際共運史，如麥天樞的《昨天――中英鴉片戰(zhàn)爭紀實》、張建偉《世紀晚鐘――紫禁城里的最后改革》、袁南生的《斯大林、毛澤東與蔣介石》、笑蜀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胡平《禪機――1957苦難的祭壇》、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重讀）、馬立誠的《交鋒三十年――改革開放四次大爭論親歷記》等等；一是反映中國現(xiàn)代和當代知識分子命運的著作，包括報告文學、人物傳記、回憶錄等等，比如瞿秋白的《瞿秋白寫作生涯》、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萬同林的《殉道者――胡風及其同仁們》、老鬼的《母親楊沫》、余英時的《重尋胡適的歷程》、孫郁的《魯迅與胡適》、陸建東的《陳寅恪的最后20年》、鄧超麟的《鄧超麟回憶錄》、丁東的《反思郭沫若》、李輝的《滄?？丛啤?、陳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郭小川的《郭小川1957年日記》、謝泳的《血色聞一多》、傅國涌的《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傅光明的《口述歷史下的老舍之死》等等著作；一是關(guān)于自由主義思想的著作，對此我得多說幾句。但“自由主義”究竟是什么？包括許多擁護者和反對者在內(nèi)的人恐怕都沒有認真地了解過，包括我――在少年時代，心目中的“自由主義”就是毛澤東著名文章《反對自由主義》中所批評的那種“自由主義”：“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做”之類。盡管憑著一些感性的了解，我對自由主義有著情感的向往；但我承認，我對自由主義的了解往往是只言片語一知半解，因而是非常膚淺的。讀博期間，開始接觸自由主義學者的一些原著；博士畢業(yè)后的一段時間，我又比較集中地閱讀一批自由主義理論家的著作。不過，在閱讀的過程中有一些感想，邊讀邊抄邊寫，做了幾萬字的讀書札記。我時不時也讀一些教育學著作，但讀得不多了。杰弗里傅萊葉的《被壓迫者的教育學》馬克斯記不清是05年還是06年，在鐵皮鼓的推薦下，我讀過科爾伯格的《道德教育的哲學》，還寫下了萬字長篇讀書筆記，雖然我基本上不同意作者的觀點（我得實話實說），不過這本書對于拓寬我對德育的思考還是不無裨益的。我重讀了蘇霍姆林斯基的《給教師的建議》《把整個心靈獻給孩子》《和青年校長的談話》《帕夫雷什中學》，這些書上再次留下了我的筆記。按道理說，我已經(jīng)做了校長了，應該看一些管理方面的著作，但我的確很少讀關(guān)于管理的書。諾斯豪斯的《領(lǐng)導學：理論與實踐》我翻了翻，印象不深。不少人給我推薦一些企業(yè)管理的書――這方面書很多很暢銷，但我有一種不講道理的排斥，我固執(zhí)地認為，學校不是企業(yè)，教師不是工人，管理學校和教師應該按知識分子的特點來管理。王蒙的“季節(jié)系列”和三卷本自傳我讀完了――我對王蒙的作品依然關(guān)注，但因為王蒙過于“機智”過于長袖善舞，也因為他在自傳中的一些言論，我對他的敬意已經(jīng)大大減弱。對了，說到文學作品，這里我得談?wù)勆驈奈暮蛷垚哿?。更多的是因為受某種時尚的影響，我開始關(guān)注了沈從文和張愛玲。但對張愛玲，我很難有許多讀者那么高的評價。有人說，張愛玲以其靈動飛揚的想象開創(chuàng)了一個美不勝收的語言世界。就以很多人所贊賞的張愛玲的一篇“美文”《夜營的喇叭》為例。幾個簡 單的音階，緩緩的上去又下來，在這鼎沸的大城市里難得有這樣的簡單的心。我突然站起身，充滿喜悅與同情，奔到窗口去??”孤立地看這些文字，很美呀，但是，這篇文章發(fā)表于1944年5月5日，敵偽《新中國報》以大塊的文章歡呼日軍在我國河南“大獲全勝”，而在同一天的這張報紙上，就赫然刊登著張愛玲特為該報寫的一篇散文，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夜營的喇叭》。她與胡蘭成的關(guān)系，我就不多說了。不要給我說什么“別‘因人廢言’”呀，什么“別‘因人廢文’”呀，抱歉！對張愛玲，我做不到――國難當頭，你可以不發(fā)出激越的吶喊，你可以沉默，但你不可以公開歌頌侵略者！也許在現(xiàn)在一些“思想前衛(wèi)”的人看來，張愛玲不過是寫出了她的真實感受而已，是“說真話”而已，但我認為，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要太無恥；或者再退一步，人可以無恥――那是你的“自由”，但請不要宣揚無恥，而且用精美的語言宣揚齷齪的無恥！正因為如此，我特別贊賞哥倫比亞大學唐德剛教授1995年寫的一段評論：“一個社會，縱在異族和暴君統(tǒng)治之下，也不能無文藝，因此在敵人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