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四世同堂中祁瑞宣的長子形象[1]-文庫吧資料
2025-07-04 23:06本頁面
【正文】 孝，他一再容忍瑞豐夫婦的責任與挑釁，遲遲不肯分家。他想兩樣兼顧，可現(xiàn)實卻給了他只能二選一的機會。國難當頭，公民上戰(zhàn)場殺敵報國是理所應當?shù)氖虑椋B(yǎng)家糊口的家庭責任，卻讓他的為國盡忠只能停留在對別人的鼓勵上面；北平淪陷了，他知道在侵略者面前保持中國人的尊嚴，看不慣冠家的漢奸行徑，對瑞豐夫婦的趨炎附勢也極其反感，但在“家庭和諧、鄰里和睦”驅(qū)使下，最終敷衍了事，忍耐順從?！? 但不幸的是，瑞宣的內(nèi)心所想和現(xiàn)實之間，總是有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沖突。作為一個受過現(xiàn)代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瑞宣接受過新思想、新文化，懂得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神圣，也知道公民對于國家的責任，更知道在侵略者面前保持一個中國人的尊嚴是何等重要。（五）外表順從卻內(nèi)心痛苦 作為社會轉(zhuǎn)型的產(chǎn)物和文化沖突的復合物，瑞宣具有極為明顯的雙重性格。這種被宗法制度所先天賦予的文化角色，要求瑞宣必須無條件的地承擔起兒子和父親的雙重角色。從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很多事情便已經(jīng)由不得他了。父親的店鋪半死不活，讓他在教書的工資成了成了祁家唯一的收入來源；為了維持爺爺家庭完滿的理想，雖然很愿意，卻遲遲不肯與瑞豐夫婦分家；鼓勵和幫助弟弟瑞全逃出淪陷的北平為國盡忠，自己卻留了下來盡孝。而與“儲君”的權(quán)威相對應的，則是他對整個家族的責任和義務(wù)。作為文化沖突的復合物，瑞宣的選擇無疑是艱難而痛苦的。因此，在國與家的艱難選擇中，瑞宣最終選擇了后者。但理智上的否定，并不能替代情感上的眷戀和不舍。但傳統(tǒng)的家族文化卻要求他這個長房長孫只能將其視為理想而已。作為長子長孫，他要盡孝，要對父母長輩做到“無違”，所以只能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tǒng)婚姻，把自己的幸福栓在了一個與自己毫無感情的“韻梅”身上；他是未來的一家之主，為了一家老小不至于餓死，還是違心地做著教書的差事，為侵略者培養(yǎng)著“第二代的亡國奴”；中國人的尊嚴讓他看不慣冠曉荷之流的漢奸嘴臉，恨不能在他們臉上啐上一口唾沫，可人家登門拜訪的時候，除了不痛不癢的敷衍，他什么也不敢做?！ ∪鹦谖鞣浆F(xiàn)代文明的影響下，知道婚姻自主、戀愛自由的寶貴，也懂得一個公民在國家生死存亡的時候該盡的義務(wù)，更知道在侵略者的面前保持一個中國人的尊嚴是何等重要。強調(diào)家族利益至上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推崇個體自由的西方文化，是兩種完全不同質(zhì)的文明，它們一旦發(fā)生沖突，勢必對社會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個人產(chǎn)生極為重要的影響。（三）文化沖突的的復合物 前面已經(jīng)說過，近代中國是一個由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時期。這樣一個游離在“新”與“舊”之間的邊緣式人物，無時無刻不在承受著“歷史中間物”的尷尬：“既反傳統(tǒng)又在傳統(tǒng)之中，既追求光明又不屬于光明”⑧。但不幸的是，他卻偏偏趕上了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為了求得全盤的體諒，瑞宣必須像個鐘擺一樣“左右擺均，才能使時刻進行的平穩(wěn)準確”⑥：他知道戀愛神圣、婚姻自由，卻不忍看到“祖父，父母的淚眼與愁容”⑦，選擇了與自己毫無感情的“韻梅”；國家民族危亡之時，他也懂得一個“有些知識與能力的公民，應當去給國家做點什么”，但一家老小的生計，卻讓他不得不在“背叛”的自責中去英國府謀份差事。那個“頭腦里涌動著新的思想，兩腳卻深深地陷在舊生活泥淖之中”⑤的祁瑞宣，當然也不會是個例外。在這樣一個“說新不新，說舊不舊”的轉(zhuǎn)型社會里，矛盾幾乎無處不在。新舊歷史的交替，一方面沖擊著原有的社會秩序，改變著人們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讓傳統(tǒng)文化感受到了外來思想的威脅，繼而表現(xiàn)出了前所未有的抵抗。時代環(huán)境和成長環(huán)境交織在一起，最終造成了瑞宣“本我”與“超我”的分裂，從而形成了明顯的雙重性格。祁家所在的小羊圈，是名副其實的天子腳下，北平城所特有的“順民文化”，自然會影響到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從大的方面來說，那個時代的青年從新文化運動中所得到的，不僅僅是各種各樣的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們學會了用一種批判的眼光去觀察周圍的世界，繼而表現(xiàn)出了一種對現(xiàn)狀的強烈不滿和對未來的無限憧憬。這種理智和情感的沖突，對于祁瑞宣來說，無疑是極其痛苦的。情感和理智的沖突，必然會造成“本我”與“超我”的嚴重分裂，從而造就他的雙重性格。理智告訴他，應該承擔起救國救民的歷史重任，但感情上的不舍，又叫他陷于家庭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其中，“本我”由先天的各種本能和欲望組成，奉行快樂原則；而“超我”則是一種理想化、道德化的“自我”，奉行理想原則。這種狀況，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才有所改變。和其他子弟相比，長子必須以身作則，成為“孝悌” 的典范：所謂“孝”，便是以子孫的義務(w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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