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集刊》第 1 集，復旦大學出版社 1984 年版。劉志琴：《商人資本與晚明社會》，載《中國史研究 ))1983 年第 2 期。暴鴻昌：《論晚明社會的奢靡之風》，載《明史研究》第 3 輯，黃山書社 1993 年版。 [4]王翔：《明清商品經(jīng)濟與江南市民生活》，載《蘇州大學學報》 1993 年第 3 期。 [3]陳學文：《略論明中 葉的生產(chǎn)觀與消費觀》，載《浙江社會科學》 1994 年第 6 期。徐亂：《明代社會風氣的變遷 —— 以江、浙地區(qū)為例》，載《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朱子彥、張潔明：《明清時期烏青鎮(zhèn)的經(jīng)濟文化與社會風尚》，載《學術月刊》 1988 年第 12 期。[8] [1]劉志琴：《晚明城市風尚初探》，載《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 1集，復旦大學出版社 1984 年版。鈔曉鴻認為，就“陜西商人”所謂的奢靡問題而言，他們中間并非沒有衣食節(jié)儉之輩，但應該承認相對的豪華生活是陜商群體的一般特征，在婚嫁喪娶方面的某些形式與內(nèi)容也會波及普通百姓。 [7] 不過，也有一些研究者更加突出奢華之風在不同方面表現(xiàn)出的趨同性 與差異性。 [6]另一種意見是承認其普遍性。牛建強、汪維真認為，就某一地域而言，奢侈之風起初存在于城市，后傳至城郊，由城市衣冠之家而至城市一般市民，然后再至“城郊”農(nóng)民。其中一種意見認為，這種風氣僅存在于部分“點”上。 [4]而林麗月認為，到了明末，奢僭是上下普遍的社會習尚。 [3]第二種主要是以階級或階層來區(qū)分的。但華北與江南程度有別。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會風氣變遷 — 禮制與價值觀的改變》，載《大陸雜志》第 88 卷第 3 期， 1994 年 3 月 三、關于“奢靡”風習的波及范圍 學術界對此問題的討論大致從以下三個視角展開： 第一種主要是從地域上來區(qū)分的。張仁善：《論清朝中期以后社會生活的反禮法趨勢》，載《中國史研究》 1992 年第 2 期。 [7]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費風氣與消費結構描述》，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 1988 年第 2 期。王翔：《明清商品經(jīng)濟與江南市民生活》，載《蘇州大學學報》1993 年第 3 期。傅衣凌主編、楊國禎、陳支平著 ：《明史新編》，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9 頁。陳茂山：《淺談明代中后期南京社會風氣的轉變》，載《民俗研究 )1991 年第 1 期。明清近代史組》，“中央研究院” 1989 年版，第 137— 159 頁；《明代后期華北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與社會風氣的變遷》，載《第二次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會議論文集》，“中央研究院”經(jīng)濟研究所 1989 年版，第 107— 173 頁。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風述論》，載《清史研究》 1997 年第 2 期；《清前期社會風氣的變化及其影響》，載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史論叢》第 2 輯，紫禁城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79— 385 頁。王衛(wèi)平：《明清蘇州社會風尚的變遷 — 吳地民風擅變研究之二》，載《歷史教學問題》 1993 年第 4 期；《清代吳地賭風述論》，載《蘇州大學學報》 1993 年第 3 期。朱子彥、張潔明：《明清時期烏青鎮(zhèn)的經(jīng)濟文化與社會風尚》，載《學術月刊》 1988 年第 12 期。王興亞：《明代中后期河南社會風尚的變化》，載《中州學刊》 1989 年第 4 期。 [8] [1]湯綱、南炳文：《明史》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531— 532 頁。持此說的學者，或認為在康熙前期，或認為在康熙中期，或乾隆中期。 [5]與以上使用中國傳統(tǒng)的年號紀年作為區(qū)分標志不同，有的研究者以公元紀年的形式作為劃分界限，或認為出現(xiàn)于十六世紀或十六世紀二十年代，或認為江南地區(qū)十五世紀五十年代已經(jīng)開始。臺灣學者徐泓對明代江浙、華北地區(qū)社會風氣的研究頗見功力，他認為正統(tǒng)至正德的明代中期，一些地區(qū)的社會風氣漸趨奢靡，嘉靖以后更甚，不過社會風氣轉變的時間與程度是有差別的。 [3] 一些研究者對“奢靡”風習的出現(xiàn)時間及其演變進行了具體考察： （一）明朝說。其中清初有所收斂。社會風尚以侈奢相高。 [10]陳國棟：《經(jīng)濟發(fā)展、奢侈風氣與傳統(tǒng)手工藝的發(fā)展 — 以明代為中心的例證》，載曹添旺、賴景昌、楊建成主編：《經(jīng)濟成長、所得分配與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 年 8 月版。 [8]余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 —— 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 相》，載《近世中國之傳統(tǒng)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98 年版，第 3— 52 頁。 [7]林麗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載《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第 22 期， 1994 年 6 月。張仁善：《論清朝中期以后社會生活的反禮法趨勢》，載《中國史研究》 1992 年第 2期。陳學文：《略論明中葉的生產(chǎn)觀與消費觀》，載《浙江社會科學 1994 年第 6 期。唐文基：《試論明代統(tǒng)治集團的消費問題》，載《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 1988 年第 2 期。[2]一李景屏：《清前期社會風氣的變化及其影響》，載朱誠如、王天有主編 ：《明清史論叢》第 2 輯，紫禁城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79— 385頁。陳茂山：《淺談明代中后期南京社會風氣的轉變》，載《民俗研究》 1991 年第 1 期。[10] [1]朱子彥、張潔明：《明清時期烏青鎮(zhèn)的經(jīng)濟文化與社會風尚》，載《學術月刊 。 [8]歐陽衛(wèi)民認為，中國古代奢儉的劃分有兩種基本標準，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級的標準，二是消費品對主體是否絕對需要。 在關于明清時期“奢靡”問題的研究中，也有個別學者討論到“奢靡”一詞的概念。 [5]其中或把奢靡與逾制作為對等的概念，認為追逐時髦和違禮逾制在相當程度上是以奢靡為基礎的，奢靡往往導致違禮逾制和追逐時髦； [6]或強調兩者之間的一致性，臺灣學者即持如是看法，例如林麗月指出，探討傳統(tǒng)社會的禁奢政策，除了“奢”的字面意義即“奢侈”或“浪費”之外，其政治與法制上的制約意義不容忽視；邱仲麟亦從禮制與價值觀改變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的社會風氣變遷。 [3] 有的學者認為“奢靡”與高消費有別，只是高消費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 [1]也有人認為，“奢靡”是一種病態(tài)的消費?！?1552）崇奢思想再探 —— 兼論近年明清經(jīng)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題》，載《新史學》 5 卷 1 期， 1994 年 3 月。 [2]趙靖：《中國古代經(jīng)濟思想名著選》，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4 頁。傅衣凌主編、楊國禎、陳支平著：《明史新編》，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1]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jīng)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6— 109 頁，及《后記》；《明清社會經(jīng)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86 頁；《明清社會經(jīng)濟變遷論》，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2— 15 頁，第 177— 178 頁。清朝滅亡是 20 世紀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對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顧，所以只好遵從研究習慣，大致以鴉片戰(zhàn)爭為下限。此外，處理好生產(chǎn)與消費的辯證關系，不僅是對改革開放二十余年來經(jīng)驗教訓的總結與反思，也是我們今天和將來需要正確處理的問題之一。文化史研究領域，圍繞著所謂的中國封建社會晚期 是否呈現(xiàn)近代化的曙光的討論，也往往涉及明清時期社會風尚，包括民情世態(tài)的變化問題。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學派一向以利用地方資料、研究民間社會、重視基層變化、強調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互動關系及其地域特色與不平衡性而著稱，時而涉及明清時期地方志、私人文集中頻頻出現(xiàn)的，與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變化、頑固紛呈的民間習慣等糾纏在一起的“奢靡”問題。在史學界，“年鑒學派”的影響日趨加深，強調長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顯著的特點，與社會習俗、消費心理密切相關的“奢靡”問題當然需要認真考察。隨著制度經(jīng)濟學的勃興，拓展了人們的研究視野，更新了人們的固有觀念，深化了經(jīng)濟學及其相關學科的研究，研究者不僅從成文法等正式規(guī)章制度，而且從道德倫理等非正式的規(guī)章 制度方面重新審視經(jīng)濟史上的各種問題，與制度、倫理有緊密聯(lián)系的“奢靡”等問題自然成為關注的對象之一。 [2]不過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大陸學術界圍繞著明清時期所謂的“奢靡”（或謂“奢華”、“侈靡”等等）之風的研究相當突出，再次涉及了陸楫的經(jīng)濟思想問題，這一局面的出現(xiàn)有著深刻的學術與現(xiàn)實背景。后來經(jīng)他審定提綱的《明史新編》中，對有明一代社會風尚的關注也是該書的顯著特色之一。既承認這一“社會風氣的變化，出現(xiàn)一股活潑、開朗、新鮮的時代氣息”，又指出“消費和積累的不平衡”對擴大再生產(chǎn)的負面影響。傅先生后來在 1979 年赴美講學期間，也繼續(xù)留意于明代的“崇奢黜儉”等問題。傅先生指出，陸 氏關于奢侈不足以貧天下，而“其地儉，反不易為生”的主張，與后來英國古典經(jīng)濟學先驅者之一的曼德維（ BernarddeMandeville）的思想相類似。 匯報人： 第三篇：奢靡之風 [定稿 ] 早在 20 世紀 50 年代，傅衣凌先生已經(jīng)論及“俗尚奢靡”問題。要時刻注意個人形象，謹言慎行，規(guī)范個人行為 。要嚴格遵守中央“八項規(guī)定”，從思想上筑起抵御腐朽思想侵蝕的堅固防線，增強拒腐防變的責任感和緊迫感 。 (四 )要進一步強化黨性修養(yǎng)。要迎難而上，積極想辦法、謀思路，在謀求盡早解決新校區(qū)的土地證問題、游泳館建設問題、安居工程工作推進問題等困難問題上，盡心盡力的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 。要深入聽取廣大師生意見、建議，進一步提高心系師生、服務師生的思想意識，建立上下溝通渠道，堅持“以教學工作為中心，以建設工程質量為核心，突出質量，抓文明，保工期，求效益，出精品，上臺階”為基建管理工作的指導思想，堅持服務教學、科研需要的原則，堅持實用節(jié)約、量力而 行原則，堅持校園可持續(xù)發(fā)展原則，為實現(xiàn)學校發(fā)展的總體目標提供良好的校園環(huán)境和條件支撐 。要進一步增強改革意識，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要努力做到善于克服消極思維、模糊認識所造成的各種束縛，破除急躁情緒， 迎難而上，積極工作，善于從政治、全局的高度認識事物，不斷完善和提高自己，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通過實現(xiàn)學習方式、工作理念、工作手段和工作機制的創(chuàng)新，不斷總結和完善工作經(jīng)驗。要以解決“四風”存在的突出問題為出發(fā)點，以改進自己的工作作風和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成效為落腳點，要以廣大師生是否答應、是否高興、是否滿意，作為檢驗和衡量是否把好事辦實、實事辦好的重要標準，作為總務服務工作、服務職能是否到位的檢驗標準。 (二 )要進一步改進工作作風，增強宗旨意識。 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工作不夠，在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創(chuàng)新工作方法和手段方面有所欠缺，忙于應付多、主動落實少，研究情況多、解決問 題少，缺乏創(chuàng)造性開展工作， 培養(yǎng)自己主動學習、系統(tǒng)學習、經(jīng)常學習、學以自用的習慣，不斷積累知識，不斷用新知識、新理念武裝自己的頭腦，增長自己的才干，提高駕馭工作的能力 。 群眾觀念意識須進一步加強，深入各系部、各職能部門聽取他們對總務工作特別是基建工作意見、建議不夠，心系師生、服務師生的思想意識須進一步提高。對分管部門人員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認識不夠，有時過嚴，有時放任。 對分管部門工作指導不夠，雖然經(jīng)常性了解分管部門工作情況，也將其工作抓在手中，也對其工作經(jīng)常性指導，但仍有欠缺，具體表現(xiàn)是沒有能夠完全調動他們工作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 。在工作中與同事進行面對面交流溝通不主動，同時交流的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的問題。 在制度建設方面 ,執(zhí)行落實力度不夠，雖然制定了《池州學院建設工程招投 標管理辦法》、《池州學院基本建設的基本程序》等 59 項規(guī)章制度，分為崗位職責、管理、廉政建設、安全管理、實施、檔案與維修 7 個分冊，比較全面，但是制度的執(zhí)行不力，致使制度建設的實質內(nèi)容沒有充分得以實現(xiàn)。 一線管理還需進一步加強，實際工作中，由于自己工作任務比較繁重，工作的難題一個接著一個，有時存在工作布置多，跟蹤督查少，深入檢查不嚴，具體落實不夠。 工作作風扎實度還需進一步提高，工作上有時存在急于求成的情緒，對待突擊性的工作，有時首先想到的是怎樣盡快完成，而不是怎樣去把他做到最好、最安全。不說糊涂話，不做出格事，堅持誠實做人，踏實做事，以飽滿旺盛的熱情投入工作， 在處理工作關系上，比較注意把握自己的角色定位，自覺地維護大局，維護團結，維護學院利益，正確處理全局和局部的關系，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正確對待自己手中的權利，正視自己所在崗位應盡的義務，堅持把輕名利、遠是非、正心態(tài)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努力實踐，沒有任何違反中央、省市以及學院關于黨員干部廉潔從政和干部廉潔自律有關規(guī)定的行為。同時勇挑重擔，敢于負責，認真編制工作計劃，實時檢查工作情況，注重上下級之間、部門之間、內(nèi)外之間的溝通協(xié)調，注重員工思想動態(tài)把握和積極性調動 。具體是能夠始終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fā)展觀的重要思想為指導，堅持政治理論學習，能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 方法論指導工作實踐，認真貫徹落實黨和國家及學校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時刻用黨員標準嚴格要求和約束自己，緊緊圍繞學校發(fā)展全局對總務工作的要求，真正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全校師生員工服務的思想，充分認識到搞好總務工作是高校實現(xiàn)“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產(chǎn)黨員先進性、學習實踐科學發(fā)展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