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義帝之死或許如郴州義帝陵前華表聯(lián)語稱“樓頭有伴應歸鶴，原上無人更牧羊”，于現(xiàn)實并無多大影響，但太史公敘此事婉曲艱辛的良苦用心，于當下讀書的、提筆作文的理應有所警示，時世總如羅網(wǎng)，筆下卻是方寸真境地，不可不三復斯言慎而重之?！逼淇瘫」讯鳎鞘罒o其儔，為逃命推墮兒女孝惠、魯元車下三次，為避戰(zhàn)，揚言分食生父太公的肉羹，定天下后譜十八異姓王，侯百十，且與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即使到黃河細如長帶，泰山小似磨石，諸侯功臣的封國也永遠安寧，并且世代相傳），而百年后只余五侯。（《智囊全集盧在漢即九江王也。國朝盧廷選進士為楚臬，暴卒，良久甦，自言為項羽訟高帝事。隨何招九江，酈生下全齊，其陳說皆本此，許庸齋謂沛公激發(fā)天下大機括。劉邦早知義帝之死，以為出關極好時機，以子房之謀深，陳平之計詭，怎不如一鄉(xiāng)紳，但須發(fā)自他人之口以掩耳目罷了?！恩舨剂袀鳌肥鰸h之三年隨何說反英布，多以淮南稱之，所謂“使淮南”，“淮南王曰”，只有隨何在英布尚狐疑而誆楚使者英布已歸漢時方稱“九江王”，而漢四年七月，劉邦方正式立布為淮南王，顧炎武《日知錄》摘錄此例為筆誤，怕疏忽了司馬遷“補敝起廢”的史心。此說看似驚世駭俗，但《史記》不乏蛛絲馬跡。有《通史》稱義帝死于屬下，惜無考據(jù)。《史記》載項羽徙義帝長沙，而義帝群臣漸漸背叛他，其臣下有力者欲弒帝而自王是亂世常情。至于義帝真實死因，由于不外兩種可能，不妨稍作推測。清代林云銘以為“暴”是殘虐之意（“暴”在此當解作迅速，快），于是閉門造車：“其引舜目重瞳，亦非閑話，乃借一至仁之主與至暴者相形耳”（《古文析義》卷八），如此南轅北轍的讀法正說明太史公受誤解之劇而后人受習慣思維影響之深，漢末王允斥《史記》為“謗書”，倒是史公知音了。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項羽一生千頭萬緒，卻閑閑地說“聞其重瞳子”，而托言周生，說舜也是重瞳子，憑此生出項羽是舜的后裔的推測，考《王帝本紀》，舜父瞽叟、異母弟象屢次謀害舜，而舜“事瞽叟愛弟彌謹”，及舜 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不能替韓信蒙冤秉筆直書，只能如此別開生門。如“淮陰傳”起筆便寫韓信布衣時“常數(shù)從其下鄉(xiāng)南昌亭長寄食”、數(shù)月后亭長妻不給韓信準備飯食事，至韓信為王，召亭長賜百錢并對他說：“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妒酚洝废鹿P的難處是為當朝人事敘傳，特別是關涉到漢家帝王的內容，這從后代“起居錄”“國朝小史”之類文字的庸碌上可以想見。文雖抑揚相半，然意思但是惜其不悟，非罪羽也。項羽敗，楚地盡降漢，而義帝最初封予項羽的魯?shù)亍蔼毑幌隆?，司馬遷書“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jié)”，若是項羽殺的義帝，這豈是太史公的筆法。既不殺當殺的劉邦，斷不起弒不該殺的義帝之心。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封劉邦為漢王事，其筆法筆意莫不伸張“項羽弒帝”這一漢說的無稽：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yè)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涉間不降楚，自燒殺。即使這一性格，在太史公筆下更多的是剛毅的正面表現(xiàn)，《史記》“巨鹿之戰(zhàn)”一節(jié)的著筆，虛字綿連動詞果決，區(qū)區(qū)６０字凸現(xiàn)項羽淋漓酣暢的豪氣：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在太史公的筆下，項羽也沒有殺義帝的心理傾向和人格因素。懷王在一日，項羽便可按自己的意愿“主伯”天下一日，這應該接近項羽的理想了。帝、王之分，《史記》“秦本紀”載趙高殺二世后立子嬰為秦王、去帝號的說白已很清楚的表明，帝乃“君天下”者。東坡《范增論》以為項羽矯殺卿子冠軍宋義后，懷王與項羽已成水火，王夫之《讀通鑒論》以為若項氏成功而懷王固不能有楚，而乘項梁之死興奪項之計，項羽與懷王不能并世立，都是成見在先而忽視了司馬遷的筆意。而“項羽弒帝”一事行文的神氣與之酷肖，試分言之。若認為“義”之一字是指天下公義千載公理，《史記》可以肩擔良史之謂。章學誠《文史通義》談“史德”以為“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儒學政教化后對思考力的鉗制有這樣的功效，實在可怕，尤為可怕的是它的禁窒連綿一二千年。《史記司馬光對董公與劉邦間的這一折演出沒有一字評價，但在史、漢寫法以外著意以“誆趙（陳馀）”為映襯，其態(tài)度已煞是鮮明。”所謂“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是出于兵爭的需要，原無半點公義之心，《通鑒》記此事從《漢書》，卻在其后立續(xù)一事：使者至趙，陳馀曰：“漢殺張耳，乃從。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班固在這一事件上整齊事端，不僅入寶山空回，且披金瀝沙，不能說沒有為漢張目的隱衷。而史遷又深信其事之偽妄無賴，這應該是《史記》記此事多興事端的原因，因為非如此不能于日后重評斯獄。至其受困廣武間，以項羽十罪的說辭應付項羽的“獨身挑戰(zhàn)”，其中罪九稱“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十稱“為人臣而弒其主”。悉發(fā)關內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愿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遂為義帝發(fā)喪，臨三日。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妒酚洝芬允芳疑矸葺d項羽使人殺義帝的上述文字，常用“陰令”的修辭，以申明那幾種說法并無直接證據(jù)。智者于狐疑或不便正說處，理當如夫子所說“付之闕如”，或“存而不論”。如司馬光《資治通鑒》“漢紀一”載：“二年。司馬遷深憂之事成為現(xiàn)實，更可見太史公當時如此行文“述事”的必要和遠見。因為只有刻意設疑，扭曲的文字歷史才有辨明的時候，若只述一說，時日略長，存于民間的真相傳述、知情者的陳說固已湮滅無蹤，于當朝不利的檔案史料更無幸存之理，天網(wǎng)恢恢，真相原本比大多數(shù)東西更易錯漏而湮滅銷亡?！妒酚洝冯m隨寫隨編，節(jié)次也有錯雜，但以史遷的才力，記載義帝之死這樣的大事斷不至于如所見的這般混亂矛盾，其合理的解釋應該是司馬遷有充足的理由或證據(jù)判定義帝之死非項羽指使，而記載卻只能這樣不得不爾。司馬遷列傳》稱《史記》“是非頗謬于圣人”，一心為劉漢隱惡諱丑的班固最后指認英布弒帝，一者可能是英布一生反秦叛楚叛漢，弒義帝一事“莫須有之”，可以“想當然耳”；一者可能是英布在三人中與項羽關系最為特殊，如果出于這一考慮，那便有栽贓的險心了。若衡山（長沙）王弒義帝，尷尬的怕不是項氏而應該是劉邦。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惟獨長沙異姓”，且吳芮的長沙國傳五世，只因為無嗣，封國才除。其理由直如兒戲。楚漢相爭期間衡山王吳芮從漢，徙為長沙王，《史記》“高祖紀”載其事，出劉邦口，所謂“皇帝曰”：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眾所周知，史、漢兩書，唐前士子學者多崇班抑遷，班、馬所述不同，極可能稱引班《書》所錄，何況《史記》同一事而異說，使人莫衷一是。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乃陰令布擊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衡山王吳芮，原秦朝鄱令，反秦后號番君，因率百越佐諸侯，從項羽入關而封）臨江王（臨江王共敖，義帝柱國，即令尹，以擊秦有功封）擊殺之江中?！妒酚洝份d義帝之死還有另一說，《項羽本紀》“漢之元年四月”：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而“英布列傳贊”總括其生平，有英布為項羽坑殺助虐之評，無一字關乎義帝之死，也可資證。背楚一例又側重陳說漢謀士隨何策反英布的說辭，其中有關涉義帝之死的表述，稱“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考之《史記》行文，項羽授命英布弒義帝這一結論頗多疑點?！碧拼娫疲骸傲x帝南遷路入郴，國亡身死萬山深。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其中在歷史上影響最深的是《黥布列傳》的說法：漢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史記》諸表散佚竄奪較多，多楮先生（少孫）等人補綴，這種表述不是太史公習語，不能體現(xiàn)史遷筆法，可存而不論。但項羽弒義帝作為史實來討論，卻疑竇叢叢。蘇軾《范增論》“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為增計者，能誅羽則殺之，不能則去之”，洪邁《容齋隨筆》“范增人杰”條下以為“羽奪王之地，遷王于郴，已而弒之。謬稱訓》所論“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顧頡剛先生《紂惡七十事的發(fā)生次第》便考證“紂七十惡”是從東周至西漢陸續(xù)添載的）。漢王復入壁”，深塹困守，從《秦楚之際月表》查察，此時距義帝死三年余而距項羽烏江自刎僅二、三個月，哪里有關炤的影子?！保ɡ钔矸肌蹲x史管見》卷一）這種看似剔肉見筋的見解很大程度上只反映了宋以后書生的慣性思維方式，它基于宋明時期理學心學藩盛，宋（金）元清三朝異族軍事蹂躪、文化清洗相互激蕩而在知識分子中形成的濃烈異常的“統(tǒng)屬”認知，并無貼切的歷史根據(jù)，如《史記》“項羽紀”載楚漢相爭之初，劉邦以替義帝發(fā)喪為名，率五諸侯五十六萬卒縞素伐楚，項羽僅以三萬人破漢軍，“漢卒十萬余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及弒帝則日衰矣??至垓下，所謂四十萬者，忽為八百余，二百余，二十八騎，至無一人還，其亡也忽焉。羽未弒義帝以前，由裨將，而次將，而上將，而諸侯上將軍，至分封則為西楚霸王。其說有兩個層次，一乃項羽使人弒義帝，二乃項羽弒義帝是霸楚敗亡的開端。轉貼：項羽放弒義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