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建立中國特色判例制度若干問題的思考(參考版)
2025-04-20 03:10本頁面
【正文】 （作者單位 ：江蘇省響水縣人民法院） 來源：中國法院網(wǎng) （責任編輯：奚天寶）12 / 12。[39] 參見董皞《超越案例走向判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發(fā)布案件之研究》，載《人民司法》2002年第6期，第18－20頁。[37] 參見葉蓉等《建立中國特色判例制度之構想》，載 中國法院網(wǎng)，2004年12月2日發(fā)布。[35] 詳見響水縣人民法院“2004響行初字第20號”行政裁定書。[33] 詳見響水縣人民法院“2004響行初字第11號”行政判決書。[31] 詳見1992年3月6日 “法函〔1992〕27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武漢市煤氣公司訴重慶檢測儀表廠煤氣表裝配線技術轉讓合同購銷煤氣表散件合同糾紛一案適用法律問題的函》。[29] 參見林立《論判例制與法律的確定性》，載中國法院網(wǎng)，2005年8月24日發(fā)布。[27] 參見董皞《超越案例走向判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發(fā)布案件之研究》，載《人民司法》2002年第6期，第18－20頁。關于類推適用的論述，請詳見拙作《略論民法的類推適用》，載中國法院網(wǎng)，2003年10月16日發(fā)布。[24] 參見劉樹德《析判例在兩大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載2003年8月11 日《人民法院報》法治時代B4版。[23] 摘自筆者今年6月13日參加江蘇省高院舉辦的“全省法院調研、文字業(yè)務培訓班”課堂筆記。[21] 基層法院不能作為創(chuàng)制案例的主體，并不意味著其不能將其審理的案例推薦給上級法院，而使其上升為上級法院的案例，事實上最高法院公布的案例大多數(shù)是由基層法院或其他下級法院推薦上報的。[19] 參見黃建國《論法典與判例的融合》，載中國法院網(wǎng)，2005年9月19日發(fā)布。[17] 參見卞弘毅等《構建中國特色判例制度的思考》，載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主辦《審判研究》，2005年第10期，第14頁。[15] 參見章建生《透視“同案異判”》，載《審判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2005年第3輯，第155頁。[13] 參見黃建國《論法典與判例的融合》，載，2005年9月19日發(fā)布。[11] 參見張千帆《先例與理性――與為中國的司法判例制度辯護》，載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4年第8期，第52－56頁。[9] 參見劉樹德《析判例在兩大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載2003年8月11日《人民法院報》法治時代B4版。授課人：最高人民法院公報編輯部高級編輯馬群禎；授課內容：《說說公報和公報案例的推薦與寫作》。[6] 參見《武樹臣文集》，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頁。[4] 參見張紅健《判例、案例和司法解釋》征文之二，載2005年11月7日《人法院報》法治時代B3版。[2] 同上。 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判例制度，涉及立法、司法體制改革等諸多方面的問題，本文因限于篇幅，對此問題不過多的涉及，筆者將另行撰文進行探討。否則，我國的判例制度仍將停滯不前，得不到長足的發(fā)展。[40]此觀點資值贊同。中國這么大而案例又是那么具體，如果判例具有拘束力，是否適合所有地區(qū)或案件。原因是我國不是判例法國家，判例不具有先例約束力。最高法院《公報》公布的案件具有很高的權威性，早已被人們所認識。筆者建議，應當利用現(xiàn)代科學技術，建立全國性的判例數(shù)據(jù)庫和判例檢索系統(tǒng)，對判例進行科學分類，便于檢索。而當事人要預知自己行為的后果，也必須不厭其煩地查閱大量先例。 判例是各級法院長年累月審判的結晶，它會像珊瑚礁一樣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積越多。最高法院審核通過公布的判例對以后同級及下級法院審理的案件發(fā)生拘束力，適用“遵循先例原則”。最高法院通過的案例應當在的《公報》上和各主要報紙上向全社會公布。 發(fā)布方式 既然案例具有“準法律”的性質，具有普通的拘束力，不但對各級法院裁判案件時適用，對公眾也同樣適用。審查后提前交最高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及時予以公布，以便于各級法院及時掌握、執(zhí)行，避免出現(xiàn)適用失效判例的現(xiàn)象發(fā)生。最高法院應設置專門機構對其公布的案例定期進行審查，法規(guī)適用性判例隨著成文法的修改或廢止而須相應地變更或廢止。因為判例都是經(jīng)法院判決的案件提升為判例的，而由最高法院公布的案例是具有普遍拘束力的“準立法”，如果允許檢察機關提出抗訴，則必將影響判例的權威性和穩(wěn)定性。理由是：三大訴訟法均規(guī)定檢察機關有權就法院作出的生效判決進行抗訴，人民法院應當再審。[36]出現(xiàn)了嚴重的“同案異判”現(xiàn)象，司法權威受到很大損害。[32]以我院為例，2002年受理了兩起當事人不服公安機關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決定案，都是以行政訴訟案件受理的，并進行了處理。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新《合同法》不再適用“情勢變更原則”，而最高法院對該案例并未予以廢止，給人們帶來認識上的誤區(qū)，給司法實踐帶來了一定的危害。如造法功能和解釋功能的判例，在新的法律對原先存在的法律漏洞有了明確的規(guī)定，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對法律條文的含義進行了明確的解釋，或原先的解釋功能的判例所解釋的法律條文被新的法律所修改，就要對這些判例進行適時的修訂，進行清理和廢止的工作，以結束目前判例一經(jīng)制定就“一成不變的狀態(tài)”。在判例法中有“破”先例和“立”先例的司法機制，在不變的表面下逐漸發(fā)生變化的，沒有不變的先例，先例的穩(wěn)定性和拘束力是相對而非絕對的。這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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