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生產工具簡陋落后，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季節(jié)轉換，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都對農業(yè)收成的豐歉有嚴重影響。因此，三代時期的國家財政分配只能在可能取得收入的基礎上來安排支出，即根據收入的數量來確定支出的規(guī)模，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制國用，量入以為出”的財政原則，據此達到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目的。但是，三代的財政收支平衡，又不是簡單的平衡，而是要求多有結余。其原因在于早期農業(yè)社會對自然災害缺乏抵御能力，農業(yè)生產靠天吃飯，不可能年年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如果沒有足夠的結余，勢必造成國家的社會經濟危機。在周代，財政遵循多有結余原則，即“三年耕，必有一年之余，八年耕，必有三年之余”。按“耕三余一”來制定財政支出總額。如果“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由此可見，三代時期“量人為出，多有結余”的重要地位。同時，周代還有專項儲備，以待急用，即“凡邦國之貢，以待吊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是為保證國用的充足和社會生活的安定。參考資料：《中國財政史綱》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 黃天華編著簡要分析：中國“三代”時期在財政上強調“量人為出，多有結余”原則，有其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其基本內涵不僅重視“量入為出”，而且強調“多有結余”，這種理財思想，是與當時國民經濟對農業(yè)的依賴，農業(yè)對自然的依賴一致的。事實上，在長期落后的農耕社會中，以豐補歉，多有結余一直是國家必須遵循的治國理財之策。這與亞當斯密時期提倡的“量入為出”思想，以及現代社會的“量入為出，略有結余”的財政思想均有本質的區(qū)別。但從不同時期的“量入為出”的財政原則分析，均有一個共同之處，即無不強調財政收入對財政支出的限制，這對財政分配的穩(wěn)定與社會經濟的穩(wěn)定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思考題：歷史上強調“量入為出”財政支出原則的原因是什么？案例四：中國歷史上的《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一）中國歷史上的《量出為入》財政原則始于三代時期三代時期，國家財政的主要收入來自于田賦，財政狀況完全取決于農業(yè)生產狀況，然而三代的生產力水平極為低下，天災人禍嚴重地影響到農業(yè)的收成，因此，其理財原則，只能是在已經取得收入的基礎上，逐一安排支出，根據收入的數量來確定支出的規(guī)模，故有“量入為出”的原則。但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生產力的發(fā)展促進了社會經濟的全面發(fā)展，這為增稅開辟了財源。然而，三代時期由兼并、爭霸和統(tǒng)一導致的戰(zhàn)爭連綿不斷，軍費開支浩大，支出增長驚人，財政入不敷出，國庫捉襟見肘。為維持財政收支平衡，各諸侯國不得不實行“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根據支出來確定收入。用調整收入來彌補支出，以求財政平衡。因此，春秋戰(zhàn)國時期各國競相修訂稅制，紛紛提高稅率，傳統(tǒng)的什一稅已不復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魯國的什二稅，魏國的什三稅，齊國的什六稅，秦國則二十倍于古，加倍課征以積累財富，橫征暴斂已成為這一時期的普遍現象。（二）唐朝的“兩稅法”與“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唐朝在安史之亂后，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土地荒蕪，人口逃亡，國家財政所能課征的租庸調收入非常有限，而各地節(jié)度使在內地各占一方，形成藩鎮(zhèn)割據，任意截留中央賦稅，使國家財政收入雪上加霜。加上當時浩繁的軍事開支，最終給唐政府造成了的財政危機。以至于京師官吏的俸祿也不能按時發(fā)放，令政府不得不“稅天下地青苗錢(附加稅)以充百官課料”。同時，京師糧價猛漲，已直接影響到唐王朝的政治經濟穩(wěn)定。為扭轉這一局面，唐德宗采納了宰相楊炎的建議，改革稅制，實行兩稅法。兩稅法是唐朝重要的稅稅制改革，但其指導思想是“量出為入”。據《舊唐書楊炎傳》記載：“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眱啥惙ǖ摹傲砍鲆灾迫搿?，即“量出為人”的原則。是指根據國家的財政支出數，匡算財政收入總額，再分攤給各地，向民戶征收。在具體的課稅對象、課稅標準、納稅期限與納稅形態(tài)上都進行了改革。參考資料：《中國財政史綱》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黃天華編著簡要分析：總體上講，在農耕社會中，國家實現“量入為出”財政原則更有利于國家社會的鞏固與穩(wěn)定。而“量入為出”財政原則的選擇一般有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大多出于財政的巨大壓力而采用，對國家政治經濟基礎穩(wěn)定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如“兩稅法”改革由于其適應了唐中期后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和生產關系的轉變，因而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一是簡化了稅制，減少了納稅項目，集中了納稅時間，簡化了納稅手續(xù)，便于農民繳納，便于政府征收；二是擴大了納稅面，增加了財政收入。兩稅法規(guī)定“戶無主客”都要納稅，不僅官吏世族地主要納稅，連同被其庇蔭的客戶，不定居的商賈，甚至世代享有免稅特權的寺院僧尼都要負擔稅收。納稅戶增加，從而擴大了納稅面，給國家?guī)砀嗟呢斦杖?；三是調節(jié)了稅收負擔，有利于稅負公平。兩稅法以田畝資產為本，即“以貧富為差”。資產田畝多者則多征，資產田畝少者則少征，商人同農民一樣納稅。這種按貧富等級課稅的方法，符合公平的原則；四是加強了中央集權。兩稅法集財權于中央，整頓了以前混亂不堪的財政局面，打擊了地主豪強勢力，限制了稅吏隨意苛剝勒索農民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階級矛盾，鞏固了中央集權。但是，兩稅法在實施的過程中，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執(zhí)法者枉法而暴露出不少缺點和弊病，更重要的是在封建制度下，量出為入，直接導致橫征暴斂（如春秋戰(zhàn)國時期因“量出為入”而使橫征暴斂成為這一時期的普遍現象）。兩稅法以“量出以制入”的辦法，來確定賦稅收入總額，這個原則直接導致支出常無準則，故而收入日趨擴大。一遇軍興，政府財力匱乏，即任意加征稅課，如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以軍興十一而稅”，自建中三年(782年)起“兩稅錢每千增二百”。②貞元八年(792年)兩稅征收額又增加了五分之一。既有政府明令加征，又有地方非法苛斂，各種橫征暴斂，紛至沓來，苛捐雜稅越來越多，最終導致“兩稅法”歸于失敗。應當說，“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以基本財政支出來確定財政收入本身并沒有理論上的障礙，但在實踐中如果沒有嚴格的制度約束，的確可能給國家?guī)砀蟮奈：?。因此，現代國家實施“量出為入”的財政原則，應當吸取歷史教訓，科學合理地加以運用。思考題：古代社會的“量入為出”與現代社會的“量入為出”財政支出原則有何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