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越受到重視，調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使法官應接不暇，沒有時間過多地做當事人的調解工作，從而忽視了調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觀上造成調解不能,從而降低調解結案率。，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權威和法官的社會公信力與社會及當事人的期望值有較大的差距，對法院及法官還有一種不太信任的態(tài)度，怕調解使自己吃虧。，除部分案件應當先調解外，認為其它案件調解并非必經程序，或認為調解過多有損法院形象，更體現不出法律的權威性或說強制性的一面。5.“人情”的干預，導致部分法官不當行使調解的權利，也影響了當事人自由處分權的行使。，經濟進一步發(fā)展，訴訟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經濟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個名氣、掰個輸贏”，當事人不愿調解。個體(具體案件)原因，但調解率浮動幅度較大。原因是債務案件是一種既期、短期利益，責任明確，爭議不大，只是暫時給付不能，相對來說調解結案較容易，案件調解率也較高，但從調解率浮動幅度較大，主要原因是前幾年金融機構貸款糾紛案件大量積累，為及時追回貸款，化解金融風險，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大量糾紛涌向向法院，有時占當年法院此類案件的絕大部分，此類案件基本都能調解結案，從而使當年案件調解率大幅度上升；從2003年以后，此類案件訴訟高峰期結束，即使有也僅占此類案件的極少部分，也導致了案件調解率和案件數量的大幅度降低。、相鄰案件調解率較低且較穩(wěn)定。其原因是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和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觀念不斷沖擊著我國傳統的婚姻觀念，人們對婚姻觀念有較大的轉變，其權利意識進一步增強，婚姻自由越來越成為追求的目標，人性化得到充分體現，從而導致離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婦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財產的獨立性得到空前增強，對男子的依附性大大減弱，這也成為離婚的“催化劑”。在案件訴訟過程中，雙方對離婚與否絕大多數能達成共識，但財產分割、孩子撫養(yǎng)就成為爭議的焦點，從而導致調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調解率較低且穩(wěn)定；相鄰案件的雙方當事人主要是隔壁兩鄰，有的還是親屬關系，其所爭議的標的是具有長期性，甚至關系到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所以當事人在處分自己的權利時非常謹慎，出現“寧傷感情也不損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調解的難度增大，案件調解率較低的原因。侵權賠償案件特別是人身損害賠償案件既涉及到財產權更涉及到人身權，產生糾紛的原因是平時積怨的結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訴訟過程中分歧較大，不容易調解結案，打官司的目的不僅是財產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個名氣、掰個輸贏、討個說法”，判決效果更好，當事人根本不愿調解，故此類案件調解率較低。（主要是特殊侵權等新類型案件）的調解率不穩(wěn)定，波動幅度較大。隨著我國法制進程的不斷推進，法院受理案件范圍越來越廣，新類型案件層出不窮，且越來越專業(yè)化，每年所出現的新類型案件沒有一定的規(guī)律性，具有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調解方法也有較大的差異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別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適用調解，調解率波動幅度較大就成了勢在必然。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在調解工作中存在兩種傾向：一是過于強調調解率，以調解結案作為評定工作和法官能力發(fā)主要指標。這就會使一些案件承辦人員為了調解結案，出現強制調解的情況，如在審判實踐中出現的“以拖壓調”、“以判壓調”、“以勸壓調”、“以誘壓調”等，甚至因法院內部審限及畏難情緒也會出現而對當事人采取強迫調解的現象；強調調解結案只是一種結案方式，辯證看待調解工作雖然能夠產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但它并不是一個終極目標，審判活動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公正和效率，不能為了完成調解結案的指標而久調不決，拖延時間；也不能違法調解，壓制當事人，給當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讓當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視調解工作，使調解成為走形式。調解本來就是當事人之間一個互讓互諒的過程，為使糾紛解決，必定有雙方在利益上有所讓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第五篇：加強民事調解工作,促進社會和諧穩(wěn)定加強民事調解工作,促進社會和諧穩(wěn)定北安市人民法院民一庭多年來在民事案件的審理中，始終將調解放在工作的首位，全面貫徹落實“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這一民事審判方針，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在審理原告北安市恒運建筑有限責任公司訴被告李家田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合同糾紛一案，該案剛一進入送達程序，被告李家田夫婦就到處上訪，認為法院不應給原告立案，在審理過程中就面對著很大的上訪壓力。該案作出一審判決后，原告不服提起上訴，黑河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發(fā)回北安法院重審，在重審過程中，被告仍不斷上訪，被告的妻子到北京天安門鬧事，針對這一情況，院黨組非常重視，主管院長崔巍同志積極的參與到案件的調解工作中，與民一庭干警共同努力，耐心細致的作雙方當事人的思想工作，并多次找市里協調，終于用我們的真心感動了李家田夫婦，并取得了原告北安市恒運建筑有限責任公司的配合，該公司申請撤訴，并與被告李家田達成了調解協議，從根源上化解了雙方的矛盾，使該起上訪案件已雙方的和解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在審理原告于凱國、火存后、于勝林訴被告史峰勞務費糾紛一案時，三原告均系外地的農民工，因被告工地欠其勞務費3000余元，三原告向本院提起訴訟，并稱該被告馬上就要從工地撤走。承辦人遲曉然接到案件后經初步審查，發(fā)現被告史峰出具的條上并未標明屬性，承辦人從保護弱勢群體利益出發(fā)，當時帶領三原告來到文化家園工地，找到該工地負責人以及被告史峰了解情況后，在向雙方釋明法律關系的同時，當場進行調解，該工地提出三原告有借支帳目尚未結清，而管理帳目人員出門在外地，無法清結。承辦人當即提出由工地將史峰出條的3400、00元交到法庭保管，待管理帳目人員回來后，雙方一同到法庭結算的方案，雙方都很贊成。管理帳目的人員回到北安后，法庭將原、被告及文化家園工地的負責人組織到一起進行了對帳，扣除借支款，三原告當即拿走了應得的工程款，工地將借支款領回，從而在最短時間內解決了糾紛，既實現了農民工的利益，又保障了用人單位的利益，在提高辦案效率的同時亦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在案件審理中會發(fā)現，一個案件調解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當事人對法院公正性的依賴程度，如果雙方當事人能對法院的公正性充滿信心，就會從內心對法院的工作產生認可，這種認同感便是調解工作的力量源泉所在。大力加強調解工作不僅大大縮短了案件審限，提高了辦案效率和案件質量，更能促進社會的和諧與穩(wěn)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