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日趨重要，為適應這種發(fā)展，法律應該更多更廣泛地體現(xiàn)出保護性的促進性的規(guī)范內(nèi)容，法律的制定者與實施者應該在關(guān)注廣大民眾愿望意志的基礎上更加促進法律的可行性，而法學理論也更應適應這種發(fā)展與要求并對之產(chǎn)生積極的影響與作用。就此而言，我們似乎也有必要重新思考國家強制力在法律特征理論中的地位。應該指出，當代西方法學家對法律“強制力”觀念的弱化，其根本目的在于顯示國家法律的所謂“客觀性”和“中立性”，其最終期待在于維護并闡揚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機制。因此，這種弱化不大可能在法律與真正的社會民主之間發(fā)揮積極的促進作用。反之，在我國政治矛盾不具有內(nèi)在對抗性以及經(jīng)濟發(fā)展日趨重要的社會背景之中，還之于國家強制力在法律理論中的應有地位則會在兩者之間發(fā)揮預期的促進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檢討以往對法律中尤其是社會主義法律中國家強制力的既定認同模式，同樣是十分必要的。而對“強制力”的觀念從強調(diào)轉(zhuǎn)向弱化，這既是一種本體論意義的也是一種歷史范式的演化與進程。歷史范式的轉(zhuǎn)換的意義是十分深刻的。因為，一方面，它或許真切反映了法律現(xiàn)實的整體發(fā)展與變化；另一方面，它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揭示了以往范式中的某些謬誤，從而真正促進了人們對法律現(xiàn)象的理解與把握。如果是這樣，那么，從當代西方法理學對“強制力”觀念予以弱化的努力之中，我們可以聯(lián)想到某些應當思考的想法與意念。首先，從法律特征的邏輯方面來看，當代西方法學家從法律內(nèi)容、法律作用、法律活動、法律適用范圍等角度對“強制力”觀念作出的批判性分析，應該認為是有一定理由的。第一，在現(xiàn)代社會中，法律的內(nèi)容是多種多樣的，其規(guī)范模式顯然不能簡單地用“義務＋制裁”來概括。第二，隨著社會的發(fā)展，法律的作用也越來越是多樣化的，人們已經(jīng)看到，法律不單純是威嚇與懲罰的工具。第三，義務主體與權(quán)力或權(quán)利主體的法律活動方式，的確存在著某些不同。第四，法律適用范圍也包括了制定法律及運用制裁的權(quán)力主體。在這里，如果用法律的部分的甚至并不主要的內(nèi)容、作用、活動和適用范圍來概括其全部的或主要的內(nèi)容、作用、活動和適用范圍，并據(jù)此概括出法律的特征，可以認為是不適當?shù)?。而且，面對法律的日益變化，法律理論更有必要調(diào)整自身的陳舊的思考方式與觀念定位。而從我國的法理學現(xiàn)狀來看，人們普遍認為，國家強制力是法律的不言自明的基本特征，沒有國家強制力的保障，法律的制定與實施都將是沒有意義的。這樣一種觀念長期以來基本上未遇到過爭論與質(zhì)疑，實際上，可以說，這種觀念在形式方面頗為類似西方近現(xiàn)代法理學中的“強制力”觀念。然而，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發(fā)展與變化，法律的內(nèi)容、作用、活動方式以及法律適用的范圍，都呈現(xiàn)出新的內(nèi)涵與品質(zhì)。這便要求我們對“強制力”的傳統(tǒng)認識乃至整個法理學分析，能夠在適應發(fā)展了的法律實踐的情況下作出應有的修正與革新。因此，如果我們認為西方法學家的批判分析在邏輯方面是有道理的，那么，重新審視國家強制力在法律特征理論中的地位將是不無意義的。[1]T班迪特：《作為規(guī)則和原則的法律》（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42頁。[2]T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選》（馬清槐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21頁。[3]J奧斯?。骸洞_定法理學范圍》（H哈特編，英國倫敦1954年版），第1718頁。[4]《確定法理學范圍》，第2224頁。[5]G韋基奧：《法律哲學》（英譯者T馬丁，美國華盛頓1953年版），第305頁。[6]R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沈宗靈譯，樓邦彥校，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7頁。[7]E帕特森：《法理學：法學家及法學思想》（美國布魯克林1953年版），第169頁。[8]H凱爾森：《純粹法學》（英譯者M耐特，美國加里弗尼亞大學出版社1967年版），第58頁。[9]A羅斯：《走向現(xiàn)實主義法學》（丹麥哥本哈根1946年版），第11112頁。[10]K奧利維克羅納：《作為事實的法律》（丹麥哥本哈根1939年版），第124125頁。[11]T霍布斯，《利維坦》（中譯者黎思復、黎延弼，校對者楊昌裕，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28頁。[12]R龐德：《法理學》（美國西部出版公司1959年版），卷3，第6頁。[13]《阿奎那政治著作選》，第106頁。[14]J洛克：《政府論》（下篇）（中譯者葉啟芳、瞿菊農(nóng)，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92頁。[15]H凱爾森：《法律和國家的一般理論》（英譯者A韋德勃格，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49年版），第261頁。[16]參見E博登海默：《法理學》（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第6364頁。[17]《確定法理學范圍》，第18頁。[18]《阿奎那政治著作選》，第70頁。[19]R龐德：《我的法律哲學》，（美國波士頓法律叢書公司1949年版），第249頁。[20]《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第40頁。[21]H哈特：《法律的概念》（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2631頁。[22]L富勒：《法律的道德性》（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1969年版），第108110頁。[23]《法律的概念》，第41頁。[24]《法律的道德性》，第109頁。[25]《法律和國家的一般理論》，第63頁。[26]《法律的概念》，第39頁。[27]E博登海默：《法理學》，第274頁。[28]N麥考密克和O溫伯格：《制度法論》（荷蘭D雷德爾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7頁注釋9。[29]P諾內(nèi)特、P塞爾茲尼克：《轉(zhuǎn)變中的法律與社會》（中譯者張志銘，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頁。[30]《法律的概念》，第8788頁。[31]D勞埃德：《法律的概念》（英國考克斯和威門有限公司1981年修訂版），第37頁。[32]J賴茲：《法律的權(quán)威》（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9頁注釋1。[33]《轉(zhuǎn)變中的法律與社會》，第15頁。[34]《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1978年版），參見《法學譯叢》，1989年第4期，第18頁。[35]《法律的權(quán)威》，第2930頁。[36]D萊昂斯：《倫理學和法治》（英國牛津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頁。[37]J羅爾斯：《正義論》（中譯者何懷宏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頁。[38]J菲尼斯：《自然法和自然權(quán)利》（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82年修訂版），第115頁。[39]P斯坦、J汕德：《西方社會中的法律價值》（英國愛丁堡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第2頁。[40]《法律的概念》，第113頁。[41]《法律的道德性》，第106頁。[42]《法律的概念》，第997頁。第 30 頁 共 30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