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cisg中的根本違約制度-資料下載頁
2025-08-05 16:40本頁面
【正文】 使得損害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合同解除權的濫用。法院也很難在違約發(fā)生后進行評判，增加了司法實踐操作上的困難，甚至影響公平公正。（二）我國《合同法》根本違約制度的完善應直接使用根本違約的概念如前文所述，我國既然已在法律中運用了根本違約的實質(zhì)內(nèi)容，并充分的體現(xiàn)了根本違約的思想，就有必要直接使用這一概念。首先，根本違約的概念相對于遲延履行等概念更容易被當事人理解和接受。其次，直接使用這一概念，對于幫助合同當事人借助法律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的權利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再次，引入這一概念，可以有效抑制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濫用，同時幫助法官對相關合同糾紛作出正確的判決。因此，我國非常有必要在法律條文中明確根本違約這一概念，這樣既有利于我國對根本違約制度的研究，也對與國際立法接軌、與時俱進非常有利。兼采主客觀標準，重視主觀認定標準的價值從國際立法上看，無論是《公約》還是1996年6月歐洲合同法委員會通過的《歐洲合同法原則》都采用了主觀和客觀相結合的判定標準。它為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留下了余地和空間，使司法靈活適應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變化成為可能。一方面它賦予了當事人解除合同的權利；另一方面又對其行使這項權利的條件進行了嚴格的限制，防止當事人權利的濫用?？梢哉f，根本違約制度實質(zhì)上體現(xiàn)的是一種平衡合同當事人之間以及合同當事人與社會之間利益的立法價值。只有在強調(diào)客觀標準的同時，也重視主觀認定標準的運用，才能有效的發(fā)揮根本違約制度在維護市場安全、促進交易效率等價值，并最終實現(xiàn)合同自由與合同效益的統(tǒng)一。進一步明確“不能實現(xiàn)合同目的”作為根本違約的判定標準，我國《合同法》第94條規(guī)定的“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實現(xiàn)的”顯得過于抽象不好把握。導致在實踐中賦予了法官過多的自由裁量權，該類案件的判決也因此欠缺可預測性。因此對此在立法上予以確定，制定一個既系統(tǒng)又具體，概括性與針對性相結合的判定標準。四、結語根本違約制度是起源于英國普通法的判定違約程度的制度， CISG在吸收了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基礎上在第25條中正式確立了根本違約制度，其包含了違約后果的嚴重性和可預見性規(guī)則兩個基本構成要件。根本違約制度在《公約》的救濟體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認為在《公約》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它直接影響到當事人合同解除權的行使。在1999年《合同法》第94條第4款中我國確立了根本違約制度，但是由于規(guī)定的隱蔽性和模糊性，其對根本違約的認定也存在一定缺陷，應結合我國實際充分借鑒《公約》和英美法系國家對根本違約的認定，更好的維護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并促進交易發(fā)展，同時構建我們自己的根本違約制度。參考文獻：[1] 李?。骸堵?lián)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評釋》，法律出版社，2009年。[2] 魏振瀛：《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3] 陳安：《國際經(jīng)濟法學(第三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4] 王傳麗：《國際經(jīng)濟法》，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5] 史尚寬：《債法總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6] 張倩雯：《CISG中根本違約的界定》，《現(xiàn)代商貿(mào)工業(yè)》2010年第5期。[7] 葉?。骸陡具`約與中國合同法》，《當代法學》2001年第1期。[8] 王利明：《論根本違約與合同解除的關系》，《中國法學》2005年第3期。[9] 王軍：《美國合同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10]王利明：《違約責任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11]王利明，姚輝：《完善我國違約責任制度十論》，《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12]韓世遠：《論根本違約》載于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從》，法律出版社，2000年。[13] 尹田：《法國現(xiàn)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14] 吳忠忠：《買賣合同法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15] 袁鈺菲：《論CISG中根本違約制度的認定標準》，《法制與經(jīng)濟》2010年第26期。[16] 蘇穎霞：《國際貨物買賣合同中根本違約的法律界定》，《新西部(下)》2008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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