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與“絕望”的相互否定所引申出的類似“過客”的反抗和“走”的人生原則，實際上也成為《吶喊》、《彷徨》的內(nèi)在精神結構的重要原則之一，這正標示著“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的人生哲學和“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的人生態(tài)度與《吶喊》、《彷徨》的現(xiàn)實描寫取得了一種“隱秘的融合”?？偨Y上述，我們看到，盡管在《野草》、《吶喊》、《彷徨》中充滿了生與死、希望與絕望、沉默與開口、一切與無所有、向往故鄉(xiāng)的游子與回到故鄉(xiāng)的客子、回憶與空虛、吃人與被吃......的對立，但在這種對立中卻有一種精神始終如一地貫穿其中，這就是“明知前路是墳而偏要走”、“以悲觀作不悲觀”的反抗絕望、反抗悲觀的人生態(tài)度。那么，這種人生態(tài)度與尼采叔本華有何關系呢？（二）“反抗絕望”的人生哲學與尼采、叔本華同王國維對尼采哲學一筆帶過的輕漫態(tài)度相比，魯迅是中國近代最早從思想上真正接受尼采的人，雖然魯迅的接受尼采遠較王活維的單純接受叔本華復雜并對其有深刻批判。從總體上說，魯迅對尼采的贊賞之處在于：打倒一切偶像，重新評估一切價值；反對宗教，從進化論出發(fā)確信人類未來會產(chǎn)生理想的新人；對末人庸眾的蔑視與批判；頌揚自由意志和強大的“心力”，贊揚獨立不依的人格力量和堅守不貳的操守，以及揭露與抨擊虛偽與奴才道德等。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尼采對個人意志及其精神力量的尊崇和追求。在集中反映其早期哲學思想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等文章中，魯迅就非常敏感地察覺到，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畸形發(fā)展的工業(yè)文明和都市文明帶來了人的物質(zhì)享受和精神生活的分裂，理性與情感的分裂，他認為這是西方文化的“偏至”：“時乃有新神思宗徒起，或崇奉主觀，或張皇意力，匡救流俗，厲如電霆，使天下群倫，如聞聲而搖蕩......主觀與意力主義之興，功有偉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所謂的新神思宗，即斯蒂納、叔本華、基爾凱戈爾和尼采等人。魯迅看到了尼采等人“以改革而胎，反抗為本”的非理性主義和意志主義哲學體系的意義，他贊同尼采對近代西方文明的攻擊，指斥“唯物極端，且殺精神生活”、“使獨創(chuàng)之力，歸于槁枯”，認為只有唯意志論可以振奮壓抑于工業(yè)文明下的主觀精神，恢復個人的尊嚴感、獨立性及創(chuàng)造性。魯迅把尼采對主觀意志的強調(diào)，看作是對黑暗現(xiàn)實的不絕反抗，對堅強個性的執(zhí)著追求，他相信“內(nèi)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個人尊嚴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紀之新精神，殆將立狂風怒浪之內(nèi)，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未來中國的出路不在辦洋務搞維新而在“立人”，在于有獨立見解，堅強意志的個性的產(chǎn)生，其“道術”就是“尊個性而強精神”，由此，他呼喚有“絕大意力”的“精神界戰(zhàn)士”的出現(xiàn)。魯迅接受尼采思想的深刻影響，在《野草》、《吶喊》、《彷徨》這些作品中直接間接地都有所表露，前人也已多有論述。如果說從上述論述中我們只看到了尼采哲學對魯迅的一般性影響，其對魯迅人生哲學的影響尚不明顯的話，那么，如果我們把魯迅的人生哲學同尼采的人生哲學聯(lián)系起來加以考察，這種“一般性”的影響作為一種理論前提所具有的重要意義就十分明顯了。尼采可以說是一個人生哲學家。他把自己的人生哲學叫做“悲劇主義”。所謂“悲劇主義”，從尼采在其自傳《瞧，這個人》中自稱是“第一個‘悲觀哲學家’與悲觀哲學家正相敵對”來看，是同“悲觀主義”相對立的概念。尼采早年曾受叔本華影響，叔本華認為，世界是盲目的意志，人生是這意志的表象，二者均無意義。他得出了否定世界和人生的結論。尼采承認世界和人生本無意義，他認為我們所生活于其中的現(xiàn)實世界是唯一真實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對人類來說又是殘酷而無意義的，所以悲觀主義是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是最高的價值標準，“藝術比真實更有價值”。為了生存，我們需要用藝術的“謊言”去掩蓋某些“可怕的真理”：“真理是丑的。我們有了藝術，依靠它我們就不致于毀于真理”。尼采正是在藝術尤其是希臘悲劇中找到了肯定世界和人生的力量。尼采指出，希臘悲劇中有兩種精神：日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讓人沉緬于外觀的幻覺，反對追究本體、追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相。酒神精神卻是要破除外觀的幻覺，與本體溝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紗遮蓋人生的悲劇面目，后者揭開面紗，直視人生悲劇；前者教人不放棄人生的歡樂，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執(zhí)著人生，后者超脫人生；前者迷戀瞬時，后者向往永恒。與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具有濃郁的形而上學性質(zhì)和悲劇色彩。外觀的幻覺一旦破除，世界和人生露出了可怕的真理，如何再肯定人生呢？這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所要解決的問題。尼采從分析悲劇藝術入手：悲劇把個體的痛苦和毀滅演給人看，卻使人生出快感，這種快感是從何而來的呢？叔本華認為，悲劇快感是認識到生命意志的虛幻性而產(chǎn)生的聽天由命感，尼采則提出“形而上的慰籍”來解釋：“悲劇用一種形而上的慰籍來解脫我們，不管現(xiàn)象如何變化，事物基礎中的生命仍是堅不可摧的和充滿歡樂的”，看悲劇時，“一種形而上的慰籍使我們暫時逃脫世態(tài)變遷的紛擾。我們在短上一頁[1][2][3]下一頁 促的瞬間真的成為原始生靈本身，感覺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歡樂?！币簿褪钦f，通過個體的毀滅，我們反而感覺到世界生命意志的豐盈和不可毀滅，于是生出快感。尼采認為，如此達到的對人生的肯定是最高的肯定。悲劇則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藝術”。肯定生命必須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個人必須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堅強的意志，面對痛苦、險境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歡欣鼓舞，做一個強者這就是尼采由悲劇藝術引申出來的悲劇世界觀，也正是酒神精神即悲劇精神的要義所在。至此，魯迅“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的人生哲學同尼采人生哲學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已經(jīng)昭然若揭。前面我們說過，魯迅人生哲學的特點是反抗絕望和反抗悲觀。魯迅承認絕望與死亡、黑暗與虛無的存在，但這種承認為的是“借此知道它曾經(jīng)存活”、“借此知道它還并非空虛”，魯尋是肯定生命和希望的，他以自己特有的“以悲觀作不悲觀，以無可為作可為”的“反抗絕望”的呼聲表明了這一點。因此，就“肯定生命必須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個人必須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堅強的意志”、反抗絕望與悲觀而言，魯迅與尼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魯迅一生對尼采確實有一個從汲取到批判的過程，但在1929年回顧和《語絲》的關系時他還說：“我的‘彷徨’并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Zarathustra》的余波”；在1935年所寫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言》中他更明確指出：尼采教人準備“超人”出現(xiàn)，其結果只可能是個空虛；尼采自己以發(fā)狂和死擺脫了這一窘境，但給他的追隨者留下兩種選擇：或者安于這空虛，或者反抗這空虛。尼采哲學成為魯迅走出“彷徨”的一個因素，表明魯迅從尼采哲學的兩種可能性中選擇的是反抗空虛。只是與尼采帶有更多思辯色彩的思想相比較，魯迅并沒有僅僅停留在“知道”的層面，他對絕望與悲觀的反抗與其說是一種思想，毋寧說更是一種行動和現(xiàn)實的人生實踐（即所謂“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這與魯迅所處中國社會與時代特征，以及魯迅思想特有的實踐品格有關（這一點后文再說）。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叔本華也曾在魯迅的人生哲學中留下痕跡。魯迅接受過叔本華“意力為世界之本體”的觀點，這種觀點同他對進化論的理解揉合在一起，使他強調(diào)人的感性存在，認為趨樂避苦的需要決定人的感情和意志；因此，魯迅就象叔本華一樣，把生活歸結為生物體保持生存和延續(xù)生存以及發(fā)展的要求，歸結為食色的欲望?？傊?，生活就是一種生存意志。但是，魯迅并沒有象叔本華那樣，把意志看作是一種不能遏制而又必須否定、必須放棄，從而使世界歸于“無”的盲目力量，相反，他認為主觀意志恰恰是使生命進于深邃的自由境界的內(nèi)在動力，是使人“思慮動作，咸離處物，獨往來于自內(nèi)心之天地”的根本依據(jù)。正是在這一點上，魯迅拋棄了叔本華，就象尼采也曾在這一點上拋棄了叔本華一樣。因此，就尼采叔本華哲學對魯迅人生哲學形成的影響而言，魯迅接受的是尼采而不是叔本華。上一頁[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