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引詩，而言及詩之本事。32．魯襄公十六年，魯叔孫豹賦《圻父》，又賦《鴻雁》，皆《小雅》中作品。33．魯襄公十九年，晉侯享季武子、范宣子賦《黍苗》，季武文賦《六月》，皆《小雅》中作品。34．魯襄公二十年，季武子賦《常棣》，又賦《魚麗》，魯襄公賦《南山有臺》，皆《小雅》中作品。35．魯襄公二十一年（前552）晉叔向引《小雅采菽》二句。36．魯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子產(chǎn)致范宣子書中引《小雅南山有臺》二句37．魯襄公二十五年（前548）衛(wèi)大叔文子引詩二句，見于《邶風谷風》，也見于《小雅小弁》。又引《大雅烝民》二句。38．魯襄公二十六年，晉侯享齊侯、鄭伯，晉侯賦《大雅嘉樂》，齊景子賦《小雅蓼蕭》，鄭子展賦《鄭風緇衣》，又賦《鄭風將仲子》。39．魯襄公二十六年，聲子引《大雅瞻卬》二句，又引《商頌殷武》四句。40．魯襄公二十七年，魯叔孫豹與慶封食，為賦《鄘風相鼠》。41．同年鄭伯享趙孟，子展賦《召南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即《衛(wèi)風鶉之奔奔》），子西賦《小雅黍苗》，子大叔賦《鄭風野有蔓草》，印段賦《唐風蟋蟀》，公孫段賦《小雅桑扈》。42．同年晉侯享楚 罷， 罷賦《大雅既醉》。43．魯襄公二十八年叔孫豹評鄭伯有，述《召南采蘋》詩意。44．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魯榮成伯賦《邶風式微》。同年吳季札至魯，叔孫豹陪同觀樂，所反映《詩經(jīng)》各部分組成，與今本基本相同。魯為周公之后，對于反映宗周禮樂文化的各種文獻自然是重視繼承與傳播的。但作為遠離王都的諸侯國，要直接得到原藏于周天子樂師或守奘史處的典冊文獻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春秋初年作為周王卿士的鄭桓公乘亂取得這些典藏，又由其后代在召穆公子孫所編《詩》的基礎上增編而傳于世，才可能得到。由此推測，《詩經(jīng)》的第二次編集，應在此前二三十年以前。以上所列《左傳》中載44次引詩、賦詩之事，除去隱公三年和僖公十二年的兩次“君子曰”引詩，隱公元年所賦自作之詩及莊公二十年，僖公五年引逸詩與卜辭，共引詩、賦詩72首次（其中二句既見于《邶風》，又見于《小雅》，今重統(tǒng)計）。重引之詩皆為《雅詩》：《小雅》重7篇，《大雅》重2篇。按《詩經(jīng)》的分類分別加以統(tǒng)計：“召南”6首，《邶風》5首，《鄘風》2首，《衛(wèi)風》2首，《鄭風》3首，《唐風》只1首；《小雅》29首次，去其重24首；《大雅》11首次，去其重9首?！吨茼灐?首，《商頌》1首。則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引詩，賦詩所涉及《雅》詩中主要是《小雅》，《國風》只有《召南》、《邶風》、《鄘風》、《衛(wèi)風》、《鄭風》、《唐風》。《召南》最多，《邶風》、《鄭風》次之，《唐風》最少。今再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前551）為界分別統(tǒng)計，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始，至魯襄公二十二年止，引詩、賦詩共46首次，其中《召南》3首，《邶風》4首，《鄘風》1首，《衛(wèi)風》1首，《小雅》30首次，去其重27首，《大雅》7首，其中1首為儀式上奏樂，兩首為外交儀式上賦詩，兩首晉士季所引?！吨茼灐?首（4首是《大武》樂章，楚莊王所論及）。看來《大雅》和《周頌》中某些作品在結集起來之前曾有單獨流傳。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國風》中除了《召南》、《邶風》、《鄘風》、《衛(wèi)風》之外，其他一首也不見，《小雅》引述和賦詩共30首次，《大雅》、《頌》都只有很少幾首。這就有力地說明了《詩經(jīng)》中作品在此前結集起來的只有二《南》、《邶》、《鄘》、《衛(wèi)》和《小雅》，編集者為召穆公的后代，故雖然在編排上置《周南》于前，而對外傳播則著重在《召南》和《小雅》?！蹲髠鳌分兴d魯襄公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的引詩與賦詩，《召南》3首，《邶風》、《鄘風》、《衛(wèi)風》各1首，《鄭風》3首，《唐風》1首、《小雅》4首、《大雅》4首、《商頌》1首。值得注意的是：（一）《國風》中《鄭風》和《唐風》出現(xiàn)了，《頌》詩中《商頌》出現(xiàn)了。（二）《大雅》出現(xiàn)的頻度升高，已同《小雅》一樣。這就反映了這個時期《國風》中后面的十國之《風》和《大雅》、三《頌》都已結集起來，并開始流傳?！秶Z》中也有關于引詩、賦詩的記載共13次，其中賦詩的兩次分別與《左傳》中魯僖公二十二年秦伯享重耳及魯襄公四年晉侯亨叔孫豹重復（秦穆公與重耳賦詩多出兩首，所多出兩首并出于《小雅》），5次見于重耳周游于外時他人諫說中所引，有夫妻私言中所引者；還有2次見于太子晉諫周靈王。這兩部分文字都近于小說家言，當是后來之瞽史增飾所撰，難以依據(jù)。因此，《國語》的引詩、賦詩情況不再作具體分析。歸納以上事實，我在《論詩經(jīng)的編集與雅詩分為“小”“大”》所提出最初的結集大約在公元前七世紀中葉，第二次編集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前期的看法，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我在那篇文章中，認為第一次的編集者是周定公或召穆公的子孫，而從二《南》、二《雅》中都有些歌頌召穆公功業(yè)的作品，二《雅》中還收有召穆公的作品而不見歌頌周定公的作品這一些來看，由召穆公的子孫編成的可能性大。現(xiàn)在我認為，第一次的結集就是由召穆公的子孫完成的，而第二次的集結和編定是由鄭國的貴族完成的，這個人很可能是公孫舍之（子展），公孫僑（子產(chǎn)）也可能參與了這項工作。七、孔子對《國風》編次的訂正《詩三百》在孔子之前已經(jīng)編成，是沒有問題的，不必再為此白費口舌與筆墨，浪費各種資源。但孔子不是沒有作任何的工作。我以為孔子的工作主要在以下四點上：（一）調整了《國風》中《豳風》與《秦風》的順序。據(jù)《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季札觀樂時演奏的次序，《國風》的次序，前八個國家和地區(qū)同今所傳《毛詩》的一樣，后七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則有所不同。總覽第二次所編，后面十個國家的地區(qū)之詩的順序是：《豳風》、《秦風》、《魏風》、《唐風》、《陳風》、《檜風》、《曹風》。這個編排看來除了將《王風》、《鄭風》置于最前有所用心，齊是大國又是太公之后，置于《鄭風》之后可能有所考慮之外，其他似乎比較隨意。世傳《毛詩》（即今本）移《秦風》于《魏風》、《唐風》之后，因為魏、唐都是周初所封同姓國，而秦為非姬姓民族，相當時間中是獨立發(fā)展的，至周穆王時其祖造父為穆王御而長驅救亂，才被封于趙城；周孝王、周宣王時才同周王朝有更多的聯(lián)系。所以，以《魏風》《唐風》居于《秦風》之前，正體現(xiàn)了孔子重周禮、講宗法、尊文、武、周公的思想。關于居《豳風》于《國風》之末、《小雅》之前，鄭玄《答張逸》云：“以周公專為一國，上冠先王之業(yè)，亦為優(yōu)矣，所以在《風》下，次于《雅》前?！贝穗m就《詩譜》言之，但也說明了孔子以《豳風》于風格屬“風”，但它是“雅”詩的上源，其中有的作品與《小雅》中作品無別，故置于《國風》之末，《小雅》之前。（二）調整了個別篇目的歸屬?！墩撜Z子罕》中說：“吾自衛(wèi)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薄妒酚浛鬃邮兰摇分姓f：“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薄稘h書禮樂志》中說：“王官失業(yè)，《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此雖就音樂論之，但離不開具體的可歌的詩篇，因為當時畢竟還沒有完備的記譜符號，不能不依靠具體作品來體現(xiàn)。春秋時代社會戰(zhàn)亂，改西周之時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所以各個諸侯國既摒棄周代的禮樂制度，又利用周代已形成的禮樂儀式來裝扮自己和抬高自己的地位，因而造成《雅》、《頌》詩樂應用上的混亂?？鬃蛹热灰院葱l(wèi)周禮自任，就不能容忍這種狀況。他曾對季氏說：“《八佾》舞于庭，是可丑也，孰不可忍也？”又說：“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他還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他不僅堅持維護周禮，而且將《詩》、禮、樂聯(lián)系起來看待。我們從詩歌作品整理的角度來理解《漢書禮樂志》中所說孔子論定《雅》、《頌》的那幾句話，那就應該是指將應屬《雅》詩而混入《頌》，本為《頌》詩而混入《雅》的加以糾正，使完全能體現(xiàn)音樂上的特征。這當中可能也還有將應編入《鄭風》而被編入《雅》詩的個別作品加以調整，仍歸于《鄭風》的可能?！墩撜Z陽貨》中說：“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睆闹兴坪跬嘎冻鲞@個信息。鄭國被封之后順應民俗，如姜太公之至齊“因其俗，簡其禮”，故多男女唱情歡會之詩，也正反映其政得人心，人樂其生。鄭國的貴族、樂師增編之時將出于鄭國之詩置于《雅》詩，是為了顯示鄭國的特殊地位。對此，孔子從儒家正統(tǒng)觀念及《詩》教的角度不能不予以改正。（三）個別段落、句子重復而于結構上并不需要者，去其重?！妒酚浛鬃邮兰摇分姓f：“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薄对娊?jīng)》在孔子之前已成書，但不一定在作品的整理上作得十分完善?！对娊?jīng)》中的民歌部分，根據(jù)其民間歌謠形成的一般規(guī)律，總會憑借著一些成句、固定的比興模式以及固定的意象而創(chuàng)作成，難免有思想、意境、句子甚至段落相重合者。宋歐陽修說：馬遷謂古詩三千余篇，孔子刪存三百，鄭學之徒，以遷為謬。予考之，遷或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shù)也？以《詩譜》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余君而取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三千？又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蚱獎h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之遠而！”此小《小雅常棣》之詩，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于兄弟之交，故篇刪其章也?！耙律焉? ，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夫子謂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jié)南山》之詩，夫子謂‘能’字為義之害，故句刪其字也?！保ā秴问霞役幼x書記》引）其后一部分論“篇刪其章”，“章刪其句”，“句刪其字”甚為精辟，唯相信孔子由詩三千而刪為三百之說，則不可取。當然，在這方面，他的論述中也有部分可取的成份，這便是古詩之數(shù)，絕不止三千。衛(wèi)、鄭等地春三月都有男女歡會群歌之俗，每年產(chǎn)生的新歌，也會成百上千 參拙文《先秦時代的文學活動》，《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但采之而集于天子樂師處者，未必會有數(shù)千首，而第二次編集成書者，更不會達于三千，由今所見出于《詩經(jīng)》之外的逸詩數(shù)量并不很多，便能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如果說在鄭國貴族增編之時樂師所存古詩千余篇，子展等去其重，編為三百零五篇，還比較接近于事實。事實上至今《詩經(jīng)》中還有些重句、重段。因為孔子的整理只能是在原來的基礎上去其不必要的重復，而不可能完全改變民歌的性質，完全刪去重章、重句。我以為“去其重”應該是指的刪除詩與詩之間不必要的重復，即從詩本身來說可以刪除的部分。所以說，司馬遷說孔子整理《詩經(jīng)》“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應非完全向壁虛造，只是傳說既久，其間發(fā)生了誤解而已。（四）對個別文字的錯訛加以訂正。今本《詩經(jīng)》為《毛詩》與《齊詩》、《魯詩》、《韓詩》皆有文字上的差異，阜陽出土漢簡《詩經(jīng)》也有異文。這些應大多為后代流傳中形成，但也有可能受到春秋時代不同傳本，即孔子所整理文本同樂師所存鄭國整理原本不同文字的影響。應該說，孔子是《詩經(jīng)》的最后編定者。從孔子開始，《詩經(jīng)》形成了流傳二千四百多年的定本。歸結以上各部分所言，我國在春秋以前是有采詩制度的，但這些采詩的人大體屬于民間的藝人，農(nóng)忙時從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農(nóng)閑時從事演唱與采詩。他們采詩既為了個人演唱，有的也同一些卿太夫或諸侯王的樂師有一定的聯(lián)系，承擔為樂師提供新的歌謠的任務，也從而因此得到一定的報酬。但他們的生活來源應主要靠農(nóng)業(yè)或其他生產(chǎn)勞動。春秋以前也有獻詩的制度，但不會像后人所說那樣具有嚴格的程序或固定的渠道，也不一定就是為了“觀風俗、知薄厚”，相當程度上是為了滿足天子、諸侯或卿太夫娛樂的需要。至于臣下勸諫中引述民歌民謠以證明其事，在當時并無嚴格統(tǒng)計、匯報制度的情況下，是很自然的事?！对姟返牡谝淮尉幖呤钦倌鹿淖訉O，時間在公元前七世紀中葉，其增編而成書的工作是由鄭國的王族成員完成的，其主要人物是公孫舍之（子展），公孫僑（子產(chǎn)）也可能參與了這個工作。但孔子在編排上和文字上做了最后的訂正與加工。也就是說，《詩經(jīng)》的成書，經(jīng)過了三次工作，最后才形成今天的樣子。我們既不能抹殺孔子的功勞，也不能抹殺了他以前一些人物的功勞。而且只有這樣，才能解開兩千多年來《詩經(jīng)》研究中留下來的一些謎團。由于孔子在《詩》的解說、鑒賞方面的工作，也由于他對《詩》在人文素質教育方面作用的重視，以及他關于《詩》教的理論建設，通過他的學生、門人的持續(xù)不斷的研習與傳授，使《詩三百》進一步得到普及和流傳。雖然戰(zhàn)國時代文人策士汲汲于功名，而儒家的傳《詩》學術并末中斷，所以直至漢代，《詩經(jīng)》仍能完整的流傳下來。并且，孔子及其學生、后學的一些詩論，對每首詩的解說，也能較完整的流傳下來。新發(fā)現(xiàn)的《孔子詩論》同《詩序》之間的關系，便我們相信孔子的詩學理論是一脈相傳，直至漢初的。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