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與發(fā)展方向-資料下載頁
2025-07-27 15:25本頁面
【正文】 權力的擁有者，政府工作人員的執(zhí)政態(tài)度和行使方式直接決定了公共權力實施的結果。在治理理論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權力機關，其他各種社會機構也是社會管理的參與主體，包括社會服務組織、志愿組織、私人企業(yè)、群眾自治組織等等，只要得到公民的認可，都可以管理一定范圍內的社會事務，都有權參與相關政策的制定與決議，都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和要求，政府管理與決策必須獲得這些社區(qū)主體的同意和認同，在這里團隊的參與和協(xié)作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政府的治理模式應該從壟斷型向參與型轉變，改變“政府至上”的傳統(tǒng)理念，真正實現(xiàn)人民當家作主。政府應該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guī)定，按照有效的程序，疏通公民利益表達和需求反應渠道，及時有效的反應社會成員的意見與要求，由此形成上下互動的局面，保證公民政治參與、民主平等權利得以實現(xiàn)。同時，公民政治參與熱情高漲，參與機會增多，加之政府回應性增強，整個社會的公共管理秩序越發(fā)規(guī)范，社會管理的效率和效用就更大，政府的服務性更加突出。從集權型政府向分權型政府轉變。傳統(tǒng)集權體制下的政府官本位思想嚴重，帶來的后果是政府權力過大，社會權力過小，結果是政府管了許多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而社會又無法參與其中，導致社會管理低效運行。善治目標下的服務型政府就是要改變這種人多低效的局面，以政府、社會、企業(yè)為社會管理的主體，政府不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統(tǒng)治機器，而是一個享有適度權威的公共服務組織，其權威不是來自強制性的權力，而是來自社會、企業(yè)、公眾自覺的心理認同和支持。政府內部的合理分權有利于提高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其更具責任感和使命感，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政府外部分權有利于減輕政府負擔，將部分權力和職責轉移給企業(yè)、社會組織或自治組織等，與社會共同承擔社會管理的職責，政府應該突出自身的宏觀調控職能，當好裁判員而不是運動員。從人治型政府向法治型政府轉變。我國傳統(tǒng)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政府權力的行使大都體現(xiàn)出人治的味道，加之部分官員的官本位思想，使得公共權力的行使偏離了原先的軌道，成為部分人謀取自己利益的工具，成為部分政府謀取部門利益的手段。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也是我國依法治國的目標和要求所在，建設法治政府不僅僅是要求公民守法，還要求政府依法守法。有法可依是法治政府的基礎，有法必依是法治政府的內容，法律是凌駕于政府與公民至上的。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重要工程之一也是法治政府建設，只有法律才能減少和限制政府執(zhí)法過程中腐敗的滋生，才能真正維護社會公民的合法權益。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和執(zhí)法程序的科學合理可以有效監(jiān)督政府，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減少政府與民爭利的可能性，減少執(zhí)法過程中人為因素的影響，真正實現(xiàn)“執(zhí)政為民”的政府建設目標。參考文獻：[1]俞可平主編：《治理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版。[2]俞可平：《作為一種新政治分析框架的治理和善治理論》，《新視野》2001年5月。[3]徐勇：《鄉(xiāng)村治理與中國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7年版。[4]潘秀珍，褚添有：《公共服務型政府：源起、特征及意義》，《賀州學院學報》2007年第6期。 [5]劉祖云：《論“服務型政府”的根據(jù)、內涵與宗旨》，《江漢論壇》2005年第9期。[6]曹堂哲：《走向善治：當代中國政府治理的新發(fā)展》，《社會主義研究》2005年第2期。[7]孫曉莉：《西方國家政府社會治理的理念及其啟示》，《社會科學研究》2005年第2期。[8]謝慶奎：《服務型政府建設基本途徑：政府創(chuàng)新》，《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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