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他的精神生活與仕宦生涯逐漸轉(zhuǎn)軌，終于以“獨善”消釋了“兼濟”，在精神自救的過程中，白居易逐漸從關(guān)注社會政治轉(zhuǎn)向關(guān)注個體生命，對于自由人格的鐘愛逐漸超越了對道德人格的執(zhí)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極避禍、閑散自適，使其政治、文學(xué)生命黯淡無光。我們也可以感覺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輾壓下極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實際已放棄了一度用以自勉的積極、負責(zé)的現(xiàn)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協(xié)、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論思想最終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學(xué)。我們看到，(長恨歌》中的李、楊愛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間的私誓情節(jié)，明皇、貴紀兩個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與普通人一樣有情，一樣為色所迷。所以，當《長恨歌》轉(zhuǎn)向描寫此種“色”、“情”時，便無法貫徹對唐明皇的批判，而變成對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贊嘆。詩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貶義，作者不過用他所知的宮廷生活營造出外在的環(huán)境，淡化其客觀效果并進行藝術(shù)處理，而將一個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邏輯行動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當然，這也反映了男權(quán)社會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觀念，而《長恨歌》中的楊貴妃形象則是一個在這種觀念支配下產(chǎn)生、同時又反映著男人們的復(fù)雜欲望心理的美婦形象。這一形象首先在描寫方式上與傳統(tǒng)和民間作品中的美婦形象接上了榫：與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貴妃的形象描寫反而采取了極俗的方式，一直寫到“溫泉水滑洗凝脂”，如此處理，其實是在按照民間美婦作品的方式塑造楊貴紀這一形象，《長恨歌》的主題也就不期然而然地發(fā)生了變化?！芭渿睂嶋H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觀念，民間傳說中缺少這樣一種故事類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沒有一種民間流傳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這種因素的故事，在民間流傳中主題卻發(fā)生變化，女主人公并沒有被視為“禍水”，楊貴妃形象便是一個典型例子。民間作品中的美女形象，歷來都是人們所崇拜的對象，能以自己的聰敏智能戰(zhàn)勝凌辱者，如《陌上?！分械那亓_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蘭從軍》中的花木蘭等。楊貴妃的形象無法塑造成這樣，但民間傳說卻讓她成為蓬萊仙女，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應(yīng)負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責(zé)任。世代讀者對貴妃形象也頗有爭議，一種傾向滿懷憐惜熱愛之情，而一種傾向則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責(zé)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評。而詩人在這一點上作出了最大膽的創(chuàng)造，實難能可貴。由于“美”與“惡”的結(jié)合，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長恨歌》塑造的貴妃形象是一個足可與荷馬史詩中的海倫相媲美的美婦形象。征城掠地、政治興亡與這種女性美的力量對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與西方的女性贊歌相比，中國人對女性美的贊嘆受到封建倫理觀的更多束縛，被制欲說教所抑制，被“禍水”的歷史觀所抵銷，被母性形象或無鹽之類的丑婦形象所遮蓋。但盡管如此，從《神女賦》、《洛神賦》到才子佳人小說，女性美的描寫仍是文學(xué)的最重要主題。對女性美的崇拜，與歧視、憎恨、恐懼女性的觀念混合在一起，成為封建文化最奇異的景觀之一。白居易在一個將這種種觀念最觸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語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倫理觀念所許可的范圍內(nèi)，使女性美獲得了最完美的表現(xiàn)。與它相比，《神女賦》《洛神賦》的語言過深、過曲，而小說白描語言則過褻、過露。這個語言運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對有關(guān)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懼等多種心理因素所做的適當控制。《長恨歌》用直觀的描寫使貴紀形象世俗化，造成“近褻”的效果，但又通過馬嵬之死使她的命運悲劇化，通過相思、尋仙等情節(jié)使她純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運用此種描寫，使它與悲劇化、崇高化的主題構(gòu)成適當?shù)膹埩ΑＥc宋詞直至明清小說中更為世俗化、肉體化的女性描寫相比，《長恨歌》帶有神話色彩的處理方式，在對女性美的歌贊中保留了更多的對女性的尊重?！堕L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亂歷史事件，或許可以寫成正義與邪惡的斗爭，但他卻選擇了另外的主題，這源于詩人儒家知識分子的政治立場。其道德主題并不體現(xiàn)在直接的政治批評中，而是從更一般意義上來規(guī)范人們的倫理關(guān)系和社會行為，感情主題與歷史(道德)主題交織在一起。應(yīng)該說白居易在此問題上并沒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說，他對道德問題的看法比較單純：禮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應(yīng)有適當宣泄。但即使在禮防較寬的唐代，白詩的這種公然將“重色”、“風(fēng)情”當作詩歌主題，盡情謳歌女性美的描寫也已經(jīng)對某種道德規(guī)范和文學(xué)軌儀造成了沖擊。也就是說，白居易在這樣處理感情問題時，早已面臨著道德的壓力。他在道德與感情之間有時也有非此即彼的選擇，有些可能更為無形但仍約束人心的道德鎖鏈是他不愿接受而拋在一邊的。這使我們聯(lián)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戀愛經(jīng)歷。正式結(jié)婚前，白居易曾與一名為湘靈的女子自由戀愛，但家庭和社會不能接受這種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禮結(jié)合，兩人的關(guān)系是屬于兩情相悅的私下結(jié)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也是其不能長久維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對白居易幼年的影響，使他的世界觀和個性在兩個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個是道德和仕進的世界，另一個是感情和個人生活的世界；父親代表前者，母親代表后者。這幼年的兩個世界——道德和感情，實際上成為白居易人生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所圍繞的兩大主題。聯(lián)想到《長恨歌》又未嘗不是對往事的痛苦回憶，我們便不難理解，白居易在道德與感情問題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長過程中也必然發(fā)生過若干次精神危機，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會有不少難言的隱衷。或許應(yīng)該這樣說，這些來自早年生活的情感體驗便構(gòu)成了他不畏“結(jié)靡”之攻擊而大膽進行感情主題創(chuàng)作的動力。正是由于詩人追求功利的淡化與藝術(shù)的深化，以“情”為中心，描繪了中國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動人場景，是一部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完美結(jié)合的作品。其中凝聚著詩人的理念，也層層積演著歷代讀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贊美使作者與讀者之間產(chǎn)生了互動。惟其綿綿“長根”的豆古主題和對真情的向往與追求，使此詩獲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樸的《梧桐雨》，清代洪異的《長生殿》等據(jù)此而創(chuàng)作的作品，不論主題思想還是藝術(shù)成就與白詩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東西。注釋：①白居易《編輯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未戲元九、李二十》。⑦見陳鴻《長恨歌傳》。③白居易《與元九書》，見《白氏長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