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黃河安瀾對于國家、社會和民眾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梢员苊獯罅可敭a(chǎn)損失，國家不僅節(jié)約許多抗洪搶險的經(jīng)費，而且省去了巨額賑濟災民的開支；黃河安瀾還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為昭宣時期解決漢武帝時積累下的社會問題和矛盾贏得了時間，創(chuàng)造了條件；黃河安瀾廣大民眾也就不用背井離鄉(xiāng)，四處逃難，可以安心生產(chǎn)，增加了社會財富。昭宣時期水利工程的修建很少，大型水利工程更是鳳毛麟角。僅有的幾次見于記載的都取得了較好的效益，這同漢武帝時大規(guī)模水利建設不無關系。在堵塞瓠子決口后“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湋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余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稘h書》卷29《溝洫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685頁。在當時的生產(chǎn)力條件下，大概能夠修建的差不多在武帝時都修完了，留給昭宣的機會已經(jīng)不多；或者對武帝時內(nèi)外興作弄得民怨沸騰心有余悸，怕引發(fā)社會危機。武帝水利建設還為昭宣提供了經(jīng)驗教訓，龍首渠首創(chuàng)井渠法，盡管由于對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考慮不周而未取得太好的效益，但這對后來西北的水利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經(jīng)驗。如宣帝時“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按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轉(zhuǎn)谷，積居廬倉以討之”。三國人孟康注解“卑鞮侯井”說：“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稘h書》卷96《西域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907頁。漢武帝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財力的大規(guī)模水利建設，無論是農(nóng)田水利、整治漕運、還是治理黃河都對昭宣時期產(chǎn)生了深遠的積極影響。這使昭宣時期不用多大的花費就可以享受水利建設的收益，不僅大大緩解了國家的財政壓力，減輕了民眾的賦役負擔；而生產(chǎn)的發(fā)展擴大了財源，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昭帝年間和宣帝初期主政的霍光實輕徭薄賦的政策，與民休息，鹽鐵會議后罷除酒類專賣，不與民爭利。這一切無不以國家的財政狀況的改善為前提。而這些政策的實行減輕了民眾的負擔，從而使其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生產(chǎn)活動，也有更多的資金改善生產(chǎn)條件和擴大再生產(chǎn)，進而增加了社會財富，擴大了財源，使國家的財政收入穩(wěn)定增長，財政狀況越來越好，走上了一條良性循環(huán)的軌道。(三)社會心理因禍得福漢武帝后期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統(tǒng)治危機日益嚴重，嚴重的社會危機導致社會心理極其脆弱，整個社會各階級、階層，上至王侯將相，下至平民百姓的社會心理扭曲到了臨界點，全社會人人自危，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同當時的財政狀況一直不甚理想有著直接的關系。許多人將武帝中后期財政困難歸因為，同邊疆少數(shù)民族的長期戰(zhàn)爭、個人享樂、封禪揮霍無度等。而實際上前后幾十年大規(guī)模的水利建設(見前面“漢武帝興水利與其后期統(tǒng)治危機的關系”部分)，消耗了巨額的社會財富，大大加劇了財政困難。由此可見，在國家財政已經(jīng)捉襟見肘的情況下，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去搞水利建設，無疑更加重了國家和民眾的負擔。對業(yè)已存在的社會矛盾，統(tǒng)治危機顯然是火上澆油。為了解決嚴重的財政危機，在當時的條件下，常規(guī)方式已沒有作用，于是一系列非常措施相繼出臺。如鹽鐵官營、算緡告緡、均輸平準、改革幣制、酎金律等。利益受損的首先是巨商大賈、封君王侯，而這些人又恰恰是漢武帝政權的統(tǒng)治基礎，損害其利益無異于自掘墳墓。統(tǒng)治危機的加重使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關于統(tǒng)治方式的分岐表面化，集中表現(xiàn)為戾太子不贊同武帝的統(tǒng)治策略，進而引發(fā)巫蠱之禍，釀成了父子相殘的慘劇。隨后被漢武帝視為親信的馬何羅、馬通兄弟謀反，漢武帝險遭不測，瓦解之形已顯。漢武帝解決財政危機的舉措所形成的負擔最后都轉(zhuǎn)嫁到了編戶齊民身上，許多小農(nóng)不堪急政暴賦，加之水旱不時破產(chǎn)流亡。一時間怨聲載道，許多人揭竿而起，奮起反抗，以至于農(nóng)民起義此起彼伏，土崩之勢已現(xiàn)。國家政權處于風雨飄搖之中，任何的一點意外變動都有可能引發(fā)一場嚴重的社會危機。整個社會如一堆干柴，只要一點火星就可能引發(fā)一場沖天大火。可以說，大規(guī)模水利建設雖非社會危機和社會心理扭曲的直接原因，但至少為一重要間接因素，對社會危機的出現(xiàn)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成為社會心理危機的催化劑。昭帝初期延續(xù)了武帝后期的社會心理狀況，各種流言層出不窮，許多人為實現(xiàn)個人目的，紛紛試圖借機取利?！埃ㄑ嗤醯┘磁c劉澤為奸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稘h書》卷63《燕剌王劉旦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753頁。《漢書五行志》載：“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為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者。昭帝富于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誅之?！笔荚迥?前82年)，有男子利用長相酷似衛(wèi)太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wèi)太子，上至公、卿、將軍、中二千石，下至平民百姓觀者數(shù)萬人，遲疑不能決，最后由京兆尹雋不疑出面才將問題解決。這些事例都直接危及最高統(tǒng)治權威，嚴重威脅到社會穩(wěn)定。其他的類似但影響較小現(xiàn)象更是不勝枚舉，足見當時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情況的嚴重。這種社會心理狀況對社會穩(wěn)定的負面影響顯然非常巨大，人們通常只注意到這一點，對其可能的積極的一面關注不夠。什么事都物極必反，在人心浮動的情況下，人心思定、人心思治的因素也在與日俱增。在社會變亂的情況下，下層民眾流離失所、客死他鄉(xiāng)的命運在劫難逃，而受到?jīng)_擊最大的卻是作為社會上層的封君王侯和巨商大賈。統(tǒng)治階級中的絕大多數(shù)人都希望社會穩(wěn)定下來，并想方設法促成這一局面的出現(xiàn)，以維護既得利益。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掙扎在死亡線上，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廣大民眾心理預期非常低，但求溫飽而已，沒有太高的奢望，他們對生活狀況的點滴改善都會表現(xiàn)出極大的滿足，進而對未來充滿期待，對統(tǒng)治者些許惠民措施都表現(xiàn)出極大的好感，將統(tǒng)治者視為圣君賢相來歌功頌德。這一切都成為社會由動蕩轉(zhuǎn)為穩(wěn)定的重要潛在因素，若能因勢利導，充分發(fā)揮其潛在的效能，就會成為社會由動蕩迅速轉(zhuǎn)為穩(wěn)定的關鍵因素，從而為昭宣時期制定方針政策提供了相當大的余地。昭帝時和宣帝初主政的霍光就是充分利用這些社會心理條件，緩和了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矛盾，順應民心，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為中興局面的出現(xiàn)開了個好頭。(四)結論自古以來水利工程就是高投入，回報周期長的事業(yè)?，F(xiàn)在一項大型水利工程往往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方能建設完成，而收回投資的時間肯定會更長。而且前提是工程設計科學合理，效益顯著，這是在當代科學技術和生產(chǎn)力高度發(fā)達情況下的結果。而在2000余年前的西漢，大型水利工程建設收回投資的時間當然不會短，可能會更長，因為當時的生產(chǎn)力水平是相當?shù)偷?。漢武帝時掀起了我國繼戰(zhàn)國之后水利建設的第二個高潮，大型水利工程數(shù)十個，中小的水利工程不計其數(shù)，為進行水利建設的投資相當巨大，從而極大地增加了國家的財政開支和民眾的賦役負擔。漢武帝時興修的水利工程在當時給社會和民眾的影響可能更多的是修建水利工程高額投入所造成的消極感受，而水利工程創(chuàng)造的經(jīng)濟效益可能遠未充分體現(xiàn)。到昭宣時期這一狀況大為改觀，水利工程作用日益顯現(xiàn)，人們對工程的負面影響漸漸淡忘，對其效益的感受更為深刻。漢武帝水利建設對于“昭宣中興”的出現(xiàn)起到了相當?shù)拇龠M作用?？芍^是前人栽樹、后人乘涼。“昭宣中興”的出現(xiàn)是由多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漢武帝時的水利建設無疑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一點長期為學界所忽視，我在這里強調(diào)這一點只是希望問題得到更全面、客觀的闡述。當然我并不想過分夸大漢武帝水利建設的作用，導致主次不分，以偏蓋全。應認識到“昭宣中興”局面的出現(xiàn)主要是由于人民的斗爭迫使統(tǒng)治階層中有識之士順應形勢，改弦更張，轉(zhuǎn)變了指導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措施，緩和了社會矛盾，化解了社會危機，從而使社會經(jīng)濟得到了恢復和發(fā)展，民眾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國家的財政狀況大為改善，擺脫了武帝后期的嚴重危機，開創(chuàng)了中興的局面?！∪h武帝興水利與西漢后期黃河中下游水災、河患的關系 王莽的新朝與西漢是兩個不同的政權，但本文為行文的方便，將王莽政權與元、成、哀、平時期一起列入西漢后期，此后不再特別指出。黃河起源于中國的青藏高原，約古宗列曲（瑪曲）是它的正源。流域面積752，443平方公里，流程5,446公里。黃河流域橫貫中國東西大地，它的流域范圍大致被劃分為三個階梯，西部為青藏高原，中部為黃土高原、鄂爾多斯高原，東部為華北平原。國人通常把黃河稱為中國第二大河，但它多年平均徑流量僅為580億立方米，只占全國的2%，約為長江的十六分之一，在全國僅排第四位。黃河突出的特點就是水少沙多，黃河顧名思義就是因為泥沙多河水呈現(xiàn)黃色而得名。現(xiàn)代黃河一年輸送泥沙量達16億噸，如將它堆成2米高，1米寬的墻，可繞地球20多圈。這不僅在中國首屈一指，即便在世界上也沒有哪條河流能望其項背。由于水少沙多，黃河沖積出肥沃的華北大平原，為文明的出現(xiàn)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物質(zhì)條件。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主要發(fā)源于黃河中下游兩岸，絕非偶然，黃河被炎黃子孫視為母親河也是理所應當。但也正由于黃河水少沙多，使黃河以善淤、善決、善徙聞名于世，成為世界有名的害河。據(jù)史料記載，從周定王五年(前602年)到新中國前，2500余年間，黃河共決溢1590余次，改道26次，平均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谒l繁的水患給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帶來了不盡的災難，以至于有人說它是一條害河，是“中國之憂患”。(一)西漢后期黃河中下游的水災、河患西漢時期黃河決徙為害已初現(xiàn)端倪，黃河流域的水災經(jīng)歷了兩個高發(fā)期，一為武帝時期，一為西漢后期。西漢期間（計225年）黃河干流決溢為十一次，而西漢后期（計71年），時間僅占這一時段的三分之一弱，黃河干流決溢達七次之多，占到西漢黃河決溢次數(shù)的近三分之二。這七次決溢是：元帝永光五年（前39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建始四年（前29年）秋，“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余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敗壞半建始時”。成帝鴻嘉四年（前17年），“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余所”。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策免大司空師丹詔曰：“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平帝元始年間（公元1至5年），“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水門故處皆在水中”。王莽始建國三年（11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shù)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 以上分別見《漢書》卷29《溝洫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687頁至1690頁；《漢書》卷81《孔光傳》，第3357頁；王國維：《水經(jīng)注?！罚?53頁；《漢書》卷99《王莽傳》，第4127頁。除了黃河干流決溢之外，西漢后期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的水災見于記載的還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zhuǎn)旁郡錢谷以相救。” 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余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余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余所?！?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秋，關內(nèi)大水”。成帝河平四年（前25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其為水所流殺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槥櫝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成帝建始年間，梅福上書曰：“建始以來……水災無以比數(shù)……”成帝陽朔二年（前23年）“關東大水?！背傻塾朗级?前15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成帝元延元年(前12年)，“往年郡國二十一傷于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余?！卑У鄢跄?，詔曰：“……乃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王莽天鳳二年(15年)，“邯鄲以北大雨霧水出，深者數(shù)丈，流殺數(shù)千人。” 以上分別見《漢書》卷9《元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80頁；《漢書》卷27《五行志》，第1347頁；《漢書》卷10《成帝紀》，第306至313頁；《漢書》卷67《梅福傳》，第2922頁；《漢書》卷24《食貨志》第1142頁；《漢書》卷85《谷永傳》，第3471頁；《漢書》卷11《哀帝紀》，第337頁；《漢書》卷99《王莽傳》，第4141頁。(二)西漢后期黃河中下游的水災、河患頻發(fā)的原因?qū)τ谖鳚h后期黃河中下游的水災、河患頻發(fā)的原因，許多專家學者進行過論述。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兩種：一為氣候天氣等自然因素，一為人為因素導致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氣候天氣因素。最早關注秦漢時期的氣候情況的是文煥然先生，他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出版了《秦漢時代黃河中下游氣候研究》一書，其后又陸續(xù)有一些相關著作問世。他認為秦漢時期氣候較為溫和，溫度和降水略高于現(xiàn)在。有關秦漢時期氣候狀況影響最大的成果為竺可楨先生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的觀點。認為：“在戰(zhàn)國時期，氣候比現(xiàn)在溫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漢（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3年），氣候繼續(xù)溫和” ，“司馬遷時亞熱帶植物的北界比現(xiàn)在推向北方”；“到東漢時代即公元之初，我國天氣有趨于寒冷的趨勢，有幾次冬天嚴寒，晚春國都洛陽還降霜降雪，凍死了不少窮苦人民。但東漢冷期不長。” 竺可楨：《竺可楨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年，第480、481頁。此后，雖然無人視竺先生的結論為不刊之論，但長期以來為學術界所征引和援用。王子今先生的《秦漢時期氣候變遷的歷史學考查》《歷史研究》，1995年，第2 期。一文，從歷史學研究的角度對秦漢時期的氣候作了深入的、有益的考察，進一步論證了竺論。而臺灣的劉昭民先生則從文獻中關于冷暖、動物與植物的分布、節(jié)氣和物候等記錄的情況入手，將春秋至西漢成帝建始三年（前30年）劃為中國歷史上第二個暖期，認為西漢大部分處于暖濕氣候，而從建始四年（前29年）始，終東漢王朝，則為歷史上第二個寒冷期之一段， 劉昭民：《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第262至72頁。與竺論無多大的區(qū)別。氣候溫暖濕潤使降水量較為豐沛，地表徑流量大，成為發(fā)生水災的重要條件。若再遇上降水比較集中就會引發(fā)水災，這是很自然的情況。漢成帝建始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