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視一夫多妻制為常態(tài)，清教徒的國家則抗議這種制度違反男女平等。最後，即使在個體的層次上，「你喜歡舉重，我喜歡彈琴；你認為誠信很重要，我認為無毒不丈夫；你捍衛(wèi)私有財產權，我主張土地公有制」，這些價值可能找到客觀、普遍的標準嗎？ 其實，當格雷逐步發(fā)展伯林的多元主義理論時，他就已經(jīng)意識到多元主義不一定會支撐自由主義的價值，譬如個人自由、寬容、有限政府等等。格雷認為人類價值既屬多元，則解決衝突之道絕不能訴諸任何先驗、絕對、永恆的判準，而只能以「暫定協(xié)議」（modus vivendi）的方式求得妥協(xié)。暫訂協(xié)議固然包括某些「普遍最低道德要求」（universal minimum morality），但是「在暫定協(xié)議的廣大範圍裡，有許多方案並不體現(xiàn)自由主義所預設的自由權利。事實上，自由體制所蘊含的種種優(yōu)缺點並不具有理性上的獨特性或優(yōu)越性。如果假定自由體制在理想上必然是對應多元現(xiàn)象所衍生的問題的最佳方案，則不僅無法證明，也是一點都不合理」?？偠灾窭渍J為多元主義所可能包容的價值及制度選擇極為繁多，自由主義只是其中一種可能，但絕對不是唯一可能。如果一個非自由主義的國家能夠保障老百姓安居樂業(yè)，但不信奉政教分離原則，它可能比一個堅持政教分離、但民不聊生的自由主義國家更可取。因此，如果多元主義的命題成立，那麼自由主義的主張就不可能為真。當自由主義堅持它是全世界最好最理想的政體時，格雷寧可選擇多元主義，而與自由主義分手。 Gray, “Where Pluralists and Liberals Part Company,” pp. 8687, 91, 93, 101. 對於Gray觀點的反駁，可參見Crowder, Liberalism and Value Pluralism, pp. 1112. 但是在我們看來，格雷的多元主義仍然不夠激進。首先，他與伯林一樣相信有些價值是客觀且普遍的。其次，他的「暫定協(xié)議」仍然預設了某些「普遍性的最低道德要求」，譬如和平共存、唾棄暴力。事實上，公共領域之中如果還預設大家都能接受這些價值，那麼理性溝通就可以進行。但是真正激進的多元主義並不承認任何普遍價值的存在，他們正如伯林所說，是德意志浪漫主義的信徒、尼采非理性主義的追隨者，也就是徹底的相對主義者。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pp. 7778. 在一個兼含主觀主義／客觀主義、相對主義／普遍主義信仰者的公共領域裡，理性（無論如何界定）並不能自動成為人們互動的共同基礎，而理性溝通因此也有嚴重的限制。其結果或者是無法達成共識，或者是根本沒有言行互動發(fā)生。那麼，這樣的局面還能不能稱為一個公共領域裡？五、 結語 讓我們再度回到漢娜?鄂蘭的理論，看看公共領域最起碼的要求是什麼。激進多元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在某個意義下完全無法進行溝通，我想這點他們是正確的。一個搜刮無度的官僚、一個避世苦修的僧侶、一個唯利是圖的老闆、一個無惡不作的暴徒、一個凍餒將亡的流浪漢、一個滿腔改革熱忱的學者、一個懷疑權威的無政府主義者，這些人即使共同生活在一個社會中，請問如何以理性溝通產生互動？但是，也許我們可以換個角度思考，不去管是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參與」到公共對話，而是反過來問：假如這種社會中真的要出現(xiàn)一個公共領域，那麼公共領域最起碼的要求是什麼？ 首先，公共領域當然必須有所「共」，否則它就無須稱為「公共」領域。但是公共領域成員能夠有所共的東西是什麼呢？有人認為共同的歷史、文化、習俗、價值是使大家真正聯(lián)繫起來的基礎，但是也有人完全反對以這類實質性的內容作為共同生活的條件，因為這類東西已日趨分歧，根本不可能復合為一。在這個問題上，鄂蘭提出的答案十分有趣。她說我們共同之處在於「分享一個世界」。當一群人針對同一件事情開始發(fā)言討論、或是關心同一個現(xiàn)象的發(fā)展，我們就創(chuàng)造了一個公共空間。這個公共空間基本上是無形的，但是它卻是使你我他產生關聯(lián)的媒介。換句話說，只要我們不是對別人關心的事漠不關心、只要我們不是雞同鴨講，那麼公共領域就會在相關的人群之中浮現(xiàn)。但是，我們關心同一件事或同一個「世界」，並不代表我們對這件事或這個世界要有相同的判斷。因此，多元主義的基本命題（「價值體系無法通約共量」），與「共同分享一個世界」並沒有矛盾。 其次，公共領域形成之後，我們必須假設每一個相關成員都有興趣去瞭解別人的意圖、想法或主張。如果許多成員都只管表達自己對某件事的看法，卻從來不屑去瞭解別人的看法，那麼公共領域仍然是空洞的，或欠缺一種起碼的相互性（reciprocity）。這種想要瞭解別人的心態(tài)與詮釋學所強調的善意溝通不盡相同。因為後者要求每一個參與者都必須秉持善意（good will）──或者想要幫助對方完成論辯推理、或者想要造成「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效果。但是此處所講的「瞭解」基本上只是一種好奇，以及為了下一步行動所不得不先滿足的要求。我們甚至可以說，即使一個人的意圖是為了打擊對方，他也必須先瞭解對方究竟是什麼或代表什麼。我們可以想像，這種「瞭解的欲望」在倫理上是中性的，但是它仍然可以產生「相互性」的效果。 第三，公共領域必須預設我們願意以言語、而不是以暴力來進行互動。所謂言語，當然是廣義的言語──包括說話、文字、手勢、表情、聲音、眼神、舉止、裝扮、道具、作品等等具有溝通作用的象徵符號，而不侷限於文字與語言。而所謂暴力，指的是所有物理性的脅迫或傷害力量，包括暗殺、作戰(zhàn)等等。事實上，言語與暴力之間有時很難區(qū)分，譬如「充滿威脅的語言」、「未署名的炸彈郵件」等等。但是，鄂蘭講得好：暴力是「前於政治」的活動。如果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必須用暴力來進行（這仍然是一種可以表達己方意旨的「溝通」行為），那麼此種關係很難稱為「公共領域」，反而比較接近某種「戰(zhàn)爭狀態(tài)」。就此而言，格雷堅持「暫定協(xié)議」必須以「和平共存」為前提，並不是沒有道理。 第四，當公共領域的成員分別表達了他們的意見與立場，如何「決定」那個說詞比較可取，就必須看誰提出了「較佳的論証」（better argument）。不過，較佳論証並不一定要像哈伯瑪斯所說那樣，純然以「理性」為衡量標準，而是包括一切理性、非理性的論証。我們都知道，有時某些簡單的陳述或沈默的抗議，比起雄辯滔滔的說辭更能打動人心、發(fā)揮說服力。抑有進者，此處的「較佳論証」並不假定我們要追求具有普遍性規(guī)範效力的共識，或試圖建立一種自由主義式的普遍性價值體系。所謂「較佳」或「較差」完全交由對話發(fā)生所在的相關人群來判定，只要參與對話者都認可某個論證，那個論證對他們而言就是有效的。至於這個論證是否對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群有效，則暫時存而不論。因此，類似格雷的「暫定協(xié)議」，較佳論證所接受的也是一種極「在地化」（local）的判準。 因此，筆者認為公共領域的產生需要四個條件：存在共同關心的議題、願意瞭解他人的想法、以語言進行互動、接受較佳論證的效力。如果這四個條件存在，公共領域的成員就可以進行有意義的溝通。這種溝通或許不像哈伯瑪斯等人所期待的那樣，是「理想言說情境」下的「理性溝通」；但是它基本上還是理性的。它的有限理性雖然在理論上不特別吸引人，但是在實踐上卻可以適用於更多的對談情境。我們知道這種理性溝通未必能夠產生共識，不過「沒有共識」正是人類多元性所預示的可能結果之一。在「時有共識、時無共識」的生命狀態(tài)裡，我們或許更能體會人類的潛能與限制。15 /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