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國本身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有利于中國同各國進一步加強友好合作關系，有利于亞太地區(qū)乃至全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我們堅信，在包括兩岸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世界各國政府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下，中國的完全統一一定能夠實現。第三篇：臺灣問題的論文臺灣問題文化、思想、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是政治和社會革命的先驅。政治和社會的反革命，也同樣以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開路。在美國最大的“臺獨”組織“臺灣獨立聯盟”正式公開返回臺灣、公開變身進入“民主進步黨”是一九八八年。民進黨將臺灣獨立綱領正式、公開納入黨綱，是一九九一年。但是民族分離主義的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的滲透與斗爭，則早在70年代中晚期就開始了?！芭_獨”運動假借臺灣文學論諸問題、族群問題、臺灣史論中的各種問題、“命運共同體”問題，民族定義問題和歷史教科書問題等等，千方百計，要得出這些結論：臺灣與中國大陸長期隔離的現實下，臺灣已經發(fā)展出一個在民族認同、文學特質、自我意識上和中國完全不同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宣稱遠在臺灣達成政治獨立之前，在文學、文化上早已獨立。在這樣一個反民族逆流下，臺獨派以雄厚資源擁有好幾家日報、一家全島性的電視臺，幾家周刊新聞雜志?！芭_獨勢力”并且以鄉(xiāng)土教育之名，減少對中國歷史、地理甚至語文課程，加強母語（實為漢語閩南系及客家系方言以及少數民族語）的教學。政府以各種“基金”和預算，支持各種“鄉(xiāng)土文史調研工作”和“社區(qū)重建”，其中就頗有人用來強化社區(qū)意識和地方意識。當然，一九九八年由教育當局強行修改國民中學歷史及社會科教科書，是明目張膽地經由臺灣正規(guī)教科書，宣傳和中國相針對的、臺灣的“國家”史觀和“公民”意識，引人側目。也必須指出：一九八八年李登輝登臺以后，不惜以國家政策推行縱容和包庇“臺獨”的各種措施。二000年民進黨政權登上臺后，“臺獨”系文化人、文學家、教授和新聞言論人紛紛上臺，占據學術和文化機關的要津。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的“臺獨”攻勢益形嚴峻?！拔膶W臺獨”及其發(fā)展形勢 如果在大眾傳播、教育陣地、社區(qū)組織等領域中的“臺獨”運動稱為“文化臺獨”，那么在臺灣文學論壇中長期以來的“臺獨”論，就是“文學臺獨”了。歷史地看來，“文學臺獨”論和“文化臺獨”論的發(fā)展，形影相隨。但“文化臺獨”最早在臺灣出現的面貌，卻以臺灣文學論的形式提出。早在一九七七年，“文學臺獨”論的“宗師”人物葉石濤發(fā)表了《臺灣鄉(xiāng)土文學史導論》，雖然在戒嚴時期還有一些偽裝，但卻第一次提出了臺灣文學的“臺灣立場”和“臺灣意識”，第一次提出了臺灣在日據下“現代化”歷程中產生了“臺灣意識”的主張（當然，這種提法都源于“左”派臺獨“理認家”史明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臺灣四百年史》）。一九八一年，評論家詹宏志發(fā)表〈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得獎作品〉，指出若將臺灣放在全中國的視野考察，臺灣文學如果沒有深厚的作品，只能淪為聊備一格的“相對于中國中心的‘邊疆文學’”。詹宏志的文章立刻招來“臺獨派”蜂涌而至的反論。今日成為“文學臺獨”重要理論家的彭瑞金、高天生和李喬等人，紛紛為文強調臺灣文學自有“獨特的歷史性格”，抨擊詹宏志以中國為中心去觀察臺灣文學。這是臺灣文學思潮中第一次強調了臺灣文學的“本土性”、“自主性”和“去中國性”的論說。一九八二年，葉石濤在雜志《文學界》中表示，臺灣作家要反映“臺灣這塊土地”的“真實形象”，“不要執(zhí)著于過去的亡靈，以忘恩負義的心態(tài)來輕視”?臺灣的“土地與人民”，并指現“那些站在空洞神話架構上來號令叱的文學”是“毒素”，是“公害”。葉石濤說的是臺灣作家要有“臺灣意識”和“臺灣立場”，放棄“空洞”、“神話”般的中華民族主義“亡靈”??而秉持中華民族立聲的文學作品是“毒素”、是“公害”。一九八三年，陳芳明在“臺獨”化后的《臺灣文藝》上發(fā)表文章，熱烈贊賞葉石濤在《文學界》上的上述文章中肯定了臺灣文學的“本土性”和“自主性”，并預言“臺灣民族文學”的“孕育”和“誕生”。同年，葉石濤發(fā)表〈再論臺灣文學的提升與凈化〉；林梵發(fā)表〈從迷惘到自主〉，都強調臺灣文學的“自主性”，強調臺灣久已與大陸分隔殊途，而臺灣文學自日據以來一貫自己發(fā)展，從而產生了獨自的“本土性”與“自主性。一九八五年，葉石濤為自己的書《臺灣文學史綱》寫序，強調自日據以來臺灣文學在與中國大陸完全隔絕條件下，吸收了歐美和日本文學的“精華”，形成“鮮明的自主性格”，發(fā)展出“強烈的自主意識”。葉石濤還說，臺灣文學家應以“臺灣為中心”寫作，要“站在臺灣的立場”? 一九八七年以后，“文學臺灣論”有了新的發(fā)展。隨著解嚴后“臺獨”較為寬松的環(huán)境的形成，逐漸把“文學臺獨”運動與“政治臺獨”糾結起來。一九八七年，在德國一場“中國文學的大同世界國際研討會”后，在臺灣引發(fā)了“臺灣作家定位”的論爭，在抗議國際場合中臺灣作家（文學）被“定位”為中國作家（文學）之余，提出臺灣作家定位應與臺灣前途定位并同思考，主張臺灣文學只反映“臺灣經濟生活共同體”，臺灣文學中的中國是一種“虛構”與“虛偽”。有人疾呼，臺灣文學早就先臺灣政治取得了“獨立”，臺灣文學應與政治及社會的“臺灣人解放運動”相結合。提出這些主張的人有李敏勇、向陽、羊子喬、劉天風和林宗源等。到了一九八八年，“文學臺獨”又進一步提出“臺灣新民族文學”的主張。林央敏和宋澤萊分別寫文章提出了“臺灣（新）民族文學”，以和中國文學“劃清界限”，建立臺灣優(yōu)良的“新民族文化”，并最終為“臺灣獨立建國”服務。到了90年代，葉石濤和陳芳明等人迭次發(fā)表文章，其思想內容不外乎一再強調臺灣文學的“獨立自主性”，不隸屬于中國文學。一九九九年開始，陳芳明發(fā)表了野心勃勃的書稿《臺灣新文學史》，企圖全面依照“臺獨”史觀和“文學臺獨”全面炮制合于“臺獨”尺碼的“臺灣新文學史”。臺灣文學論領域中的統獨之爭 如前所述，“文學臺獨”的發(fā)展，其實是“文化臺獨論”、“臺灣自主論”、“臺灣主體論”發(fā)展的一個組成部份。但“臺獨”陣營有自己的廣闊的言論陣地（如早期黨外周刊、月刊如《前進》、《深耕》、《臺灣時代》、《八十年代》，報紙副刊如《臺灣新聞》副刊、《自由時報》副刊，文學雜志加《文學界》、《臺灣文藝》和《文學臺灣》等等），而相形之下，反對和批判“文學臺獨”的陣營只有《夏潮論壇》和后來的《文季》（不久?？┘爱斍暗摹度碎g思想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