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出來的，文學評論在社會形態(tài)和文化形態(tài)上有著自己無可置疑的獨立性。然而，正因為這樣的獨立性，圍繞著文學評論所暴露或衍生出來的問題便一向很多，并且有逐漸增多的趨勢。對于這些問題，需要進行理論的考察和論辯，而從文學評論的文體形態(tài)和主體意態(tài)這兩方面論證，可以為當代文學評論的發(fā)展前景提供一種理論探討。中國論文網(wǎng) /5/一、評論與文明的歷史文學評論是一種批評的文明形態(tài)，而批評是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文化功能的體現(xiàn)。人類文明有創(chuàng)造本能，也有議述功能。所謂議述功能，即對于事物進行敘述，進行評議，以達到交流與評價的目的。后來的各種批評，包括文學評論，都是這種議述功能的體現(xiàn)。當然這是一種文化功能，不能說是本能，也就是說，議論和陳述往往是人類文明發(fā)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所產(chǎn)生的然而也是不可遏止的要求。人們可以進行文明批評，社會批評，也可以進行審美批評和文學評論。與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相比較，文學評論和審美批評超脫甚至可以遠離一定的社會功利性，因而具有某種特別明顯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與某種自由性相伴而生，因而它的內(nèi)涵會比較豐富，學理可以較為深入，作為批評文體可能也容易體現(xiàn)出批評的典型性，故而一般提到批評，都往往可以舉文學評論的示例供言說。批評可以看作是人類初期文明敘事的申述與概括，在文學意義上也是如此。中國上古時代的詩歌《擊壤歌》，其中歌吟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如果這確實來自于上古的先民，則這首歌典型地表現(xiàn)了原初敘述與批評（議論）的關系：前四句是一般敘事，最后一句卻是申述和議論，具有某種傳達價值觀念的批評功能：“帝力于我何有哉？”表達了一種自尊、自由、自得的人生價值觀，包含著對王權(quán)的批判和對自由境界的肯定，這樣的人生觀和意識情調(diào)，在人類文明的上古時代非常難得，代表著一種很高的人生境界和審美自覺。這樣的境界和自覺是通過議論和批評的方式以及語調(diào)傳達出來的，顯然，如果光是敘述，很難傳達這樣復雜的人生觀念和文明觀念。只要帶著比較的意識省思古代的文化傳述，就會輕易地發(fā)現(xiàn)，作為原初形態(tài)的文學評論和藝術(shù)批評往往體現(xiàn)出比原初文學和原初藝術(shù)等等原初的創(chuàng)造物更加復雜和更加深厚，同時也可能更加富有境界的思想與精神。古代傳奇中關于“高山流水”的故事，講述俞伯牙對鐘子期琴音的評論：“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本褪且环N高于當時音樂創(chuàng)作水平的批評之論，無論這批評之論是表述為“善哉，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列子），抑或表述為“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呂氏春秋》），相對而言都是一種很高水平的批評之論，也是相當有藝術(shù)魅力的批評。再如孔子關于《詩經(jīng)》首章《關雎》的評論：“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批評水平即便是在兩千年以后的今天看來，也具有登峰造極的思想力量和審美內(nèi)涵。這樣的批評之論其語言傳達既極為美輪美奐，其思想力度也足以感人感己，毫無疑問包含著原初批評沖動的某種快感。當然，并非上古時代的所有文學評論都會如此精深、準確而富有力度，其中也多含有一些看似正確其實并不科學的批評意見?！洞呵锕騻鹘庠b宣公卷十六十有五年》中有這樣的概括與批評：“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币源私忉屔瞎艜r代文學和歌謠產(chǎn)生的社會和心理契機。這種解釋有非常深刻和精切的判斷，如原初的“怨恨”說，可以成為文學評論和文學起源的基本學說。但“饑者歌其食”，就帶有某種主觀臆斷的意味。文學和藝術(shù)的起源與人生的余裕有直接的關系，魯迅即持有這樣的批評觀點。一個飯食無著的饑餓者不可能擁有足夠的余裕作而歌吟。其實古人早就注意到文學和藝術(shù)的起源與人生余裕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痘茨献拥缿枴分杏杏洠骸敖穹蚺e大木者，前呼邪許，后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wèi)激楚之音哉？”被后人如魯迅等推崇的“舉大木”說確乎印證了認同度非常高的關于文學藝術(shù)起源的“勞動說”，但更印證了文學藝術(shù)起源的余裕說?？山又ㄟ^翟煎的口，說出“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意思是說“文辯”不足以治國，文辯之類，應該發(fā)乎情而訴諸文字，但無關乎治國興禮。這就表明，文學藝術(shù)包括批評之類，可以遠離政治和社會管理，而且可以與禮儀文明拉開距離，它只可屬于文化事務。這是科學地、準確地、穩(wěn)便地把握文學及文學評論與政治文本之間差異性的一種批評努力。批評或者文辯，是人類文明到達一定程度之后必要的文化活動，體現(xiàn)著較為豐富的社會心理和人生內(nèi)容，體現(xiàn)著文明社會普遍存在的議論和批評傾向。議論和批評的社會行為和文化功能發(fā)展和發(fā)達之后，迅速培養(yǎng)起人的思辨能力、表述能力和對事物的認知判斷能力，這無疑會更大地促進人類的文明進步。在這樣的意義上可以理解，孔子在《論語陽貨》中說出的那句名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為什么“遠之事君”然后會跟著一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這其實就是論說與文辯的需要，也就是在批評意義上進行表述的需要：如果將《詩經(jīng)》中的鳥獸草木之名都信手拈來，信口道來，必然顯得言之鑿鑿，言之有物，言之有據(jù)，言之有力，能夠以強辯的姿態(tài)和實力顯示自己超卓的事君之能力。這確實是很重要的一種勢能。這當然不是指一般的文學評論。這種在社會人生意義上甚至在世俗之用以以上的泛批評體現(xiàn)著人的社會價值實現(xiàn)的一種方式與途徑，體現(xiàn)著人們內(nèi)在的一種申述、議論和論辯的欲望。如果說這樣的泛批評常常會令主體冒著巨大的風險，付出較大的代價，戰(zhàn)國時代的辯士雖然有腰懸六國帥印的赫赫榮耀，可也有身陷囹圄甚至身首異處的危險，那么，文學評論或者在文學范疇內(nèi)的批評就安全得多，也自由得多。在文學尚未獨立為文學的時代，文學評論當然也就失去了獨立于其他泛批評的依據(jù)，這是人們從批評起源的意義上言說文學評論必然面臨的尷尬境地。不過，明白了泛批評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發(fā)揮議述功能的必然結(jié)果，就能對各種批評包括文學評論的社會文化意義及其必然性有一個更加清晰的認識。中國的文學評論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走向成熟，這種走向成熟的批評其顯著標志便是文學評論理論的體系性的形成。這樣的批評史觀并不影響我們對泛批評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歷史性把握。中國的文學評論從來都是圍繞著一定社會條件下的述議功能展開的，體現(xiàn)著一定時期的人們言說文學以及言說文事的熱忱，也就是說，這種批評從不以建構(gòu)文學評論理論及其系統(tǒng)性為指歸。正因如此，《文心雕龍》既可以就一系列理論命題展開論述和論證，也可以就《離騷》等作品進行辨析與分析。它滿足的不是理論建構(gòu)的需要，而是借助文學作品和文學現(xiàn)象進行自由言說的述議功能的實現(xiàn)。有時候，這樣的文學評論還是寫作主體個人才情顯露的結(jié)果。陸機的《文賦》便是如此。二、文學評論的功能價值漢語新文學的歷史逐步形成了十分重視文學評論的新傳統(tǒng)?！缎虑嗄辍泛汀缎鲁薄范紡呐u開始倡導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專門從事批評的文學期刊和文化期刊在新文學運作的初期也十分活躍，《語絲》甚至興起了頗有傳統(tǒng)的“語絲文體”，一發(fā)不可收拾地走上了以雜文及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為寫作主調(diào)的文學道路。標志著新文學創(chuàng)作最初實績的文學刊物如文學研究會的《小說月報》不僅重視文學評論，發(fā)表了沈雁冰、鄭振鐸等人連篇累牘的批評文字，對新文學初創(chuàng)時期的創(chuàng)作和運作起到了一定的導向作用，而且還刊載文學研究和文學史研究的大量成果。創(chuàng)造社以“異軍突起”的姿態(tài)崛現(xiàn)文壇，更以文學評論的推崇為其社旨方針，人們甚至認為，倡導浪漫與重視批評是創(chuàng)造社的本質(zhì)特征，且正與倡導寫實和重視創(chuàng)作的文學研究會相對應。新文學自《新青年》時期，經(jīng)由文學研究會和創(chuàng)造社等社團運作期，直到革命文學的倡導，左翼文學的運動和抗戰(zhàn)文學的號召，都是理論批評為先導，有時甚至為旗幟。周揚、張道藩這樣的理論批評家，都分別在黨派政治的領域內(nèi)發(fā)揮文學評論的作用，這同樣充分說明文學評論和文學理論在整個新文學運作過程中的重要性。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學評論家對文學評論的重視往往從不同的角度攝入。文學評論之所以在文學事業(yè)中顯得比較重要，大概不外乎其所具有的這樣的功能意義：社會功能意義，文化功能意義和文學功能意義。不同的歷史時期，面對不同的文學家和文學評論家，文學評論所展開的意義可能完全不同。這種差異性在歷史上和在現(xiàn)實層面所構(gòu)成的沖突常常引發(fā)巨大的能量，這種能量常常增添了文學史的喧鬧、精彩與無休無止的瑣碎的糾纏。從學理的角度而言，這種對于文學評論功能理解的參差顯露出文學評論界基本認識的混亂。政治功能意義少的文學評論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評論的基本價值體現(xiàn)。在特別重視文學的政治功能和意識形態(tài)意義的時候，文學評論和文學評論的作用異乎尋常，它可以為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制造許多話題、命題，同時也相應地衍生出許多理論，可以用來褒獎和鼓勵符合政治取向和意識形態(tài)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也可以用來打壓和糾正偏離政治傾向抑或反對意識形態(tài)的文學現(xiàn)象。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以及蘇俄前后的文學評論，特別是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普列漢諾夫、赫爾岑的文學評論在俄國歷史乃至在世界社會運動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幾乎令所有的作家都難以望其項背。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左翼文學評論所起的巨大作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姚文元等人的文學評論所激起的反響，無不超越于文學界而影響到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果能夠承認或者期盼文學評論可以發(fā)生對于社會生活的有效號召和巨大影響，那么這就是從社會政治功能意義上理解和建構(gòu)的文學評論。這樣的文學評論往往著眼于宏大的歷史觀察和深遠的政治寓意，其氣度和胸襟自非一般的文學評論可比。它們中的有些篇什，甚至能夠成為一定時期一定社會的政治文本和社會運作教科書。例如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哈克納斯《城市姑娘》及典型環(huán)境論的批評，以及對拉薩爾的《弗蘭茨馮濟金根》批評及對悲劇的歷史性界定，其意義早就溢出了文學自身而成為一種政治文化理論長期指導著社會主義運動。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甚至魯迅的《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等等，都體現(xiàn)出政治意義上的文學評論的價值。當一種文學評論在政治功能意義上發(fā)揮作用的時候，它對于文學和文化的效用具有一種垂直型的自上而下的效應。這樣的文學評論很可能成為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nèi)的文化原則的體現(xiàn)，甚至可能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者所必須遵循的理論依據(jù)。這是文學家普遍向往的一種境界，但這樣的境界并不是為文學評論家準備的。特雷伊格爾頓在《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一書的“結(jié)論：政治批評”章節(jié)中，反復強調(diào)文學評論的社會功能和“政治”作用，申明了文學評論“介入”現(xiàn)實的“政治”立場，突出文學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放逐文學接受的個體維度、審美價值和精神功用，得出文學必需死亡才能得救的結(jié)論。①這是從政治功能意義上解讀文學評論的極端的論點。文學評論除了政治功能價值，最主要的的當然是文化功能意義。這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文學批評的本意。一個社會的文明運作離不開批評，一種文化的基本態(tài)勢與批評連在一起。批評可以在人類文明生活的所有領域展開，但在文學中展開時最安全，也是最自由的。但在文學中展開的批評活動，也就是文學評論，其功能指向常常不會局限在文學自身，而體現(xiàn)一種文化的評述。以西方新批評為典型模態(tài)的文學評論雖然談論的是文學，但其價值功能則早已溢出文學的域限，而進入人們的文化視野之中。與文學評論相伴而行的一些后現(xiàn)代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