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人的滿意度，降低再犯率，它與我國傳統(tǒng)的調(diào)解制度所蘊涵的“和為貴”的理念相一致。刑事和解是一項操作性強的準司法活動，它有三方面要求：一是在輕微刑事案件中，加害人做有罪答辯和雙方當事人自愿的情況下，可由當事人自行和解；二是當事人和解不得違反國家法律強制性規(guī)定、社會公德；三是當事人和解后，無論在何階段，相應的國家機關都應以此作為撤銷案件的依據(jù)。擴大簡化審和簡易程序的適用。被告人認罪案件簡化審和簡易程序，既節(jié)省刑事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又有利于被告人權利的保障，減少刑事司法程序對被告人的不良影響。因此，“兩高一部”于2003年3月15日發(fā)布了《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和《關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公訴案件的若干意見》。要把這兩個《意見》的貫徹實施作為提高公訴部門辦案能力和效率的重要措施，作為落實“寬大”刑事政策的重大舉措。在具體辦案中，對符合法定條件的公訴案件，能夠適用簡易程序或者可以簡化審理的，要積極主動建議人民法院適用；對于被告人及辯護人提出建議適用簡易程序或者簡化審理的案件，經(jīng)審理認為符合條件的，應當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議適用。鑒于目前簡易程序只適用三年以下案件，筆者建議對應判處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過失犯罪，被告人認罪的案件也可以適用簡易程序。（二）“嚴”的適用（1）、從適用的對象看：一是從行為角度看，“嚴”的適用對象是嚴重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犯罪，主要包括：①嚴重危及公民人身、財產(chǎn)安全的犯罪，特別是暴力犯罪，如殺人、強奸、搶劫、綁架、販毒等八類嚴重刑事案件；②聚眾性犯罪，如武裝叛亂、**罪、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聚眾沖擊國家機關罪等；③部分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zhì)、劫機劫船、涉槍犯罪以及造成嚴重后果的過失犯罪，如重大責任事故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等；④有組織犯罪，主要是恐怖組織犯罪和黑社會性質(zhì)組織犯罪；⑤邪教組織犯罪；⑥貪污賄賂犯罪。近年來，這些犯罪的數(shù)量持續(xù)上升，對社會的危害日益嚴重，群眾對此反映比較強烈，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wěn)定。二是從行為人角度看，“嚴”的適用對象是嚴重危及社會穩(wěn)定的犯罪人，主要包括職務犯（利用職務便利進行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和累犯、再犯。職務犯由于其主體的特殊性、其行為侵犯社會關系的多重性及對職務的違背性等，表現(xiàn)出更廣泛、更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而且，職務犯對社會的不良示范作用較之其他犯罪人更大，因此，要“從嚴治吏”。而累犯，我國歷來將其作為懲治的重點，現(xiàn)行刑法也對累犯專門作了修訂，表現(xiàn)了我國對累犯從嚴懲治的決心。同時，筆者認為對不成立累犯，但一而再犯罪的人，就是俗話說的“幾進宮”的人，這類人多次犯罪而均未改造回歸社會，其主觀惡性顯然大于初犯、偶犯，因此也應加大對其的打擊，保持社會的穩(wěn)定與和諧。（2）、在適用的方式上：一是實體上“依法從重”。所謂“依法從重”是指依法對嚴重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犯罪和嚴重危及社會穩(wěn)定的犯罪人加大打擊力度，依法予以從重懲處。具體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刑事政策導向的“從重”。根據(jù)社會治安的實際需要，對適用對象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給予超出一般犯罪或犯罪人的否定評價；另一方面是實際處罰意義上的“從重”，即在相對確定的法定刑的范圍內(nèi)適用較重的刑種或較長的刑期。在公訴環(huán)節(jié)就應在量刑建議上著重強調(diào)對其從重處理的理由，請求人民法院對其處以在法定刑范圍內(nèi)的偏重處理。二是程序上“依法從快”。所謂“依法從快”是指在法定的程序下，在法定期限以內(nèi)，對適用對象及時審查、及時起訴，以達到有效地追究犯罪、證實犯罪、打擊犯罪的效果。如對于被告人犯數(shù)罪的案件，如果主要罪名事實清楚、證據(jù)確鑿的，次罪中據(jù)以定罪量刑的證據(jù)在法定的期限以內(nèi)無法查清的，以主要罪名起訴，無法查證的次罪不予認定；對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如果同案犯在逃，但現(xiàn)有的證據(jù)足以證明在案犯犯罪事實的，就應對在案犯起訴，決不能久拖不決，影響訴訟的社會效果。檢察機關既是刑事法律的執(zhí)行主體，也是刑事政策的具體實施者。在檢察公訴環(huán)節(jié)，落實“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對于懲治犯罪，保障人權，維護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促進司法的公正高效，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第三篇：如何執(zhí)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近年來，青少年犯罪急劇上升，與環(huán)境污染、吸毒販毒并稱為當今世界的“三大公害”。如何有效地達到既有力地打擊犯罪，又注意保護末成人合法權益，促進其健康成長，是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針對青少年犯罪逐年呈增長趨勢的特點，政法機關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目前已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也產(chǎn)生了一些負面影響。近年來，檢察機關在工作中提出對刑事案件執(zhí)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為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提出了很好的思路。本文從近幾年來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和處理情況談談如何對未成年人犯罪施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一、對青少年犯罪處理的情況（1）緩刑使用過多。在對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時，審判機關沒有完全根據(jù)每個案件的具體情況綜合考慮，即本人的人身危險性，犯罪情節(jié)后果等。在未成年人搶劫案件中，除少數(shù)因作案次數(shù)多，沒有判緩刑外，不論是否投案自首，幾乎都判緩刑。2004年至2006年8月份，我院共接到法院對未成年人犯罪有罪判決34件68 人，其中，判處緩刑的35人， %。（2）打擊力度不大。通過對未成年人的量刑，沒有起到很好的威懾作用。我縣未成年人犯罪不僅沒有明顯下降，而且呈上升趨勢，2001年10人，2002年18人，2003年22人。并且在判刑后重新犯罪現(xiàn)象也十分突出，如周磊，2002年12月法院以搶劫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孫志強，2003年4月法院以搶劫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半年緩刑一年。二人在緩刑考驗期內(nèi)又糾集五人，于2003年6月再次進行搶劫犯罪活動。（3）附加罰金刑過多。未成年人往往由其監(jiān)護人承擔，本人無獨立生活能力，無直接收入來源。法院判處未成年人罰金往往由監(jiān)護人交納，不僅不能實現(xiàn)剝奪其犯罪資本的刑罰目的，相反形成以錢贖罪的印象，因此達不到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之效果。二、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常出現(xiàn)的誤區(qū)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我們在辦理過程中常出現(xiàn)思想認識上的不統(tǒng)一，實際處理上的不統(tǒng)一，不是失之于寬，就是失之于嚴，未成很好地把握恰當?shù)某叨?。當我們在貫徹落實“嚴打”方針時，往往專注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應受刑事制裁本身，強調(diào)以嚴厲的法律手段懲罰犯罪而達到遏制犯罪的目的，也即片面強調(diào)一個打擊和懲罰效應，這就是誤區(qū)之一。偏重于嚴，就會忽略懲罰與教育相結合而以教育為主的原則，達不到挽救的目的。例如一個未成年人平時表現(xiàn)不錯，偶然地實施了某種犯罪行為，但是處于可捕可不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