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租庸調(diào)制，由于賬簿制度的淆亂而結束了，開始了兩稅制，因為種種實際困難，政府只注重稅收，將土地制度拋棄了，但又因為唐代的兩稅制在全國制定的田租額輕重不等，結果導致窮苦的更窮苦，富裕的更富裕，貧富差距一直影響至今。有田就有租，再加上分攤稅額，這也是與當時的均田制有很大的關系?？傊?，土地制度和稅收制度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著，但也要相互配合，一方變化，另一方也應隨之改變。每個國家的國情不同，所以每個國家的制度也不同。例如西方地區(qū)靠近沿海的國家較多，沒有一定的耕地種植，無法發(fā)展農(nóng)業(yè)，因此就先有了新興工商資本，然后才打開仕途，預聞政治；而我們中國則不一樣，我國是農(nóng)業(yè)社會，一直依賴土地，因此我們是先把政權開放給全國各地，不斷鼓勵知識分子加入仕途，同時壓抑工商資本，所以，從這不同的兩方面就可以看出我國跟西方國家的差距不僅僅在制度上。但恰恰是因為制度差距大，導致我們國家的政治制度歷經(jīng)的時間比西方國家長，也比西方國家的繁密，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就再訂一個制度來防制它，結果卻變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束縛就愈緊，最終導致了我們國家的緩慢前進。最后再說說為什么每個朝代最終都會滅亡，通過閱讀錢穆老先生的這本書后，了解到每個朝代都有其繁榮輝煌的時期，但往往這個時期是最關鍵的時期，由于社會太過太平、自由、平等，導致了國家軍隊的懈怠，沒有足夠的力量和精力去應付突來的外地；第二，就如上文所說的一個國家的制度持續(xù)時間太久了，不隨社會現(xiàn)實去改進，那么總會出現(xiàn)這樣那樣的漏洞和弊端，如果不改革、不創(chuàng)新，就是阻礙一個國家的前進，最終導致一個國家滅亡；第三，像中國這樣的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不能用中央集權這種方式來統(tǒng)一國家，一旦中央將權力都集中于一處，不留一點在地方，那么地方就會日趨貧弱，中央一失敗，必然導致整個國家的瓦解，一點辦法也沒有；最后一點，中國是萬萬不能由皇帝專制的，但我認為在制度和法律下，一個國家是可以有合理的專制的，因為制度和法律都是國家政策的開明化和透明化，在合理開明透明的情況下，皇帝專制還是不會使國家瓦解的?，F(xiàn)在皇室是推倒了，皇帝也沒有了，我們現(xiàn)在的是民權社會，我們的政治已經(jīng)與幾千年的歷史不一樣了，但其實實質(zhì)還是一樣的，就是要求的國家的統(tǒng)一，錢穆老先生說：國家的統(tǒng)一，便要中央集權。但建立中央時，又要顧及地方，那一個國家該怎樣來合理進行呢？歷史終究是歷史，它已成為一個客觀事實，我們不能改變它，但我們可以以它為參考?，F(xiàn)在的中國是一個平等的國家，政治權利在人民手里，但試問中國十幾億的人，究竟有多少人民可以實施這項權利呢？盡管現(xiàn)在的中國是一個平等、自由、民主的社會，但事實我們這群人民享有的權利根本無法利用，無法利用的權利為何還要我們付出同等的義務呢?或許這些問題都可以從我們的歷史中獲得。第三篇：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讀《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有感蘭因小舍我始終覺得，對像我這種讀書不勤的人來說，與一本書的相遇很需要緣分，就像這本《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盡管粗略知道錢穆先生其人，但卻是前不久才接觸他的著述。而每每憑借這一點淺緣，卻能領略往者光輝厚重的思想，于我真是平凡生活中一大樂事。雖常覺相見恨晚，但更多是“畢竟沒錯過的”喜悅而知足。這本書很薄，是錢穆先生將其在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間所做“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講演整理而成，擇漢、唐、宋、明、清略舉大綱，陳述歷史上傳統(tǒng)制度的機理和演變。本是閑閑地翻看，越看越入神，態(tài)度也愈發(fā)鄭重。一是自感之前所受教育，將自秦至清的政治傳統(tǒng)用“封建專制”四字一筆帶過，是如此輕率取巧，粗暴斬斷傳統(tǒng)文化根基，抹煞政治制度建設方面的智果，實則這“故紙堆”中有于今很多領域都可以借鑒的大智慧。二是感佩于錢穆先生平心客觀的歷史態(tài)度，講史條理性極佳，文字不鋒芒，卻讓人覺得從容大氣，誠懇寬厚。雖非學術專著，但也叫人如灌醍醐。歷代政治制度，這一題目已極宏大，又與文化、人事相連結，有很強的時代性和地域性。本書單就制度，從四方面限定在一個范圍去研究，其余不再涉及，我覺得是相對謹慎合理的，有其內(nèi)在結構機理。一是政府的組織，也即政府職能分配的角度，二是考試與選舉，政府與社會連結流動的角度，三是賦稅制度，財政經(jīng)濟的給養(yǎng)角度，四是國防和兵役制度，軍事的保障角度。四個角度不是單獨割裂，而是互有連接影響，用連系的角度看待問題。（一）政府的組織自秦至清，一共同特點是都有皇帝，若因此即判定其專制黑暗，未免武斷，因一制度的由來和形成，都是要結合其國情來講。如希臘城邦，小國寡民，市民集合至廣場民主公選領袖，有其現(xiàn)實的可行性。而中國立國規(guī)模大，小農(nóng)經(jīng)濟發(fā)展早，散布全國，當時要來推行民選制度幾乎不可能，況且民眾是否真能有效操縱政權，民意多大程度上切實還另當別論。就中央政府來講，歷來有皇權與相權之爭的問題，因自大一統(tǒng)局面開始，皇室便和政府是分開的。從歷代相權的演化過程，我們也能看出皇權地位逐漸提高，相權逐漸衰落的局面：漢制宰相作為政府領袖，掌握政府實權；唐宰相由領袖制變?yōu)槲瘑T制，分而為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已分割相權互為制衡；宋撤門下尚書，僅留中書在內(nèi)廷，軍事財政用人全不在宰相；明則中書亦廢，六部分頭而治，形成多頭政府；至清軍機建立，六部僅作執(zhí)行機關，無權對下直接發(fā)命。這也與上述皇權世襲相關，皇權世襲宰相卻非世襲，皇權地位尊嚴不斷升，政府的權不斷降。這也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大問題，制衡越來越薄弱。就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系來講，自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