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操論》比《國富論》重要，其思想內涵遠遠超過了十本當代暢銷而膚淺的經濟學教材。它實際上為市場經濟的合理性奠定了倫理基礎。在斯密那個時代經濟學是不存在的，而斯密本身也是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出版一本關于道德哲學的著作是再正常不過了，而成為現代經濟學的鼻祖才是意外。他自己也更加偏愛這本道德哲學著作，在其生前共修訂了6版，而被譽為經濟學開山之作的《國富論》不過出了兩版。兩部看似相互矛盾的著作其實是內在聯(lián)系的，都是為了回答那個時代的社會問題，即“自然的自由制度”的社會如何可能，這就如同偉大的牛頓力學回答了宇宙如何在造物主安排的秩序下和諧運轉的問題。牛頓的科學的發(fā)展告訴人們自然的運動仿佛鐘表一樣，在宇宙初始被造物主造成之后就會準確無誤的機械運轉，僅用幾個簡單的定律就能完美的描述。牛頓力學的成功極大的影響了當時的學者，迫使他們從道德哲學角度回答一個自由的社會體制如何可能依靠自身的機制完美的運轉，而這一機制是造物主賦予人類的，無需外界的強力干擾?！兜赖虑椴僬摗肪褪且蔀榈赖抡軐W中的“牛頓力學”。中世紀以來的基督教哲學都將人性看作是惡的，這源于人類的原罪。而斯密并不否認這一點，所不同的是，斯密發(fā)現，仁慈的造物主還賦予了人類以“同情”的能力。斯密的“同情”的概念不同于一般，而是“用來表示我們對任何一種激情的同感”，因而同情并不意味著利他，而成為同感，成為一切道德判斷的心理上的基礎，從而消除了“同情”的道德內涵。經濟思想史上著名的“亞當?斯密問題”是19世紀德國歷史學派發(fā)現斯密的兩本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對人性的論述存在著不一致，認為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把人們道德行為的動機歸結為同情、利他，而在《國富論》研究經濟世界時卻把人們經濟行為的動機歸結為利己，從而造成了這兩部著作之間的對立。經過多年的爭論，現在學術界幾乎一致認為“亞當?斯密問題”并不存在，是由于誤解而產生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是斯密整個寫作計劃和學術思想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本文試圖論證，斯密繼承了西方的學術傳統(tǒng)，把他對經濟學的研究放入到道德哲學的理論框架中，在人們的經濟活動中尋找倫理基礎，并在其中發(fā)現了符合人性美好原則的社會制度。兩部著作不僅不矛盾，而且《國富論》立論的基礎，正是《道德情操論》所闡述的人性論。西歐自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來，舊的教會的權威被打破，人的思想開始掙脫神學的束縛，從對來世天堂的憧憬轉入對世俗生活的關注，人的個性開始張揚，大膽的追求塵世的幸福。隨著教會權力的下降，民族國家開始興起，充當起保障和維護社會運行的中心機構，“對國家財富的追求開始盛行起來，成為解決稀缺的經濟問題的最重要的手段。這一手段上升的支配地位，一般來說，是與重商主義的興起聯(lián)系在一起的?！?然而“拋棄了建立在神法之上的社會秩序，社會作為社會整體的形象本身也逐漸變得支離破碎了”，離開了中世紀的的倫理體系的社會如何運行？道德是否可能？這是擺在那個時代哲學家和倫理學家面前最緊迫的問題。近代以來從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頓的科學的發(fā)展告訴人們自然的運動仿佛鐘表一樣，在宇宙初始被造物主造成之后就會準確無誤的機械運轉，僅用幾個簡單的定律就能完美的描述。牛頓物理學深刻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自然和人皆為智慧和仁慈的上帝所造，既然自然能和諧運轉，那么人類社會不也應該如此嗎？如同認識宇宙萬物的運轉必須首先抽象出物質運動的基本規(guī)律，所以那個時代的哲學家與倫理學家們相信只有把握了人的永恒不變的本性，才能正確的解釋社會、國家、政治、法律以及倫理道德問題?！叭粘Ｉ畹母鳒蕜t，象在自然現象的研究一樣，也按某種有組織的次序整理起來了，并且也用少數共同原理聯(lián)結綜合起來了。研究并說明這些起聯(lián)結作用的原則的科學，稱為道德哲學。”被稱為“第一個社會科學家”的馬基雅維利（14691527）的人性論認為：首先人性是不變的，他考察歷史發(fā)現，今天和古代的人具有相同的欲望和品性；另一方面，他認為人性是惡的“只要他們一有機會，就總要依這種惡之本性行事”，人不存在一種自然向善的本性，更不會擇善而行。馬基雅維利所說的人性惡也就是指人的自私心和貪欲，在他看來這種貪欲是人的天性，是人們行為的根本動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擇手段，因此，他認為，只有憑借一種外在的權力和力量，才能維持正常的生活秩序，否則社會就如混亂不堪，個人只有生活在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統(tǒng)治的社會里才能保證不受人侵犯?；谶@樣的認識，馬基雅維利主張社會高于個人，社會的安定、繁榮是最為重要的。所以他強調社會高于個人，政治高于道德，政治是道德的前提和條件，道德的完善有賴于政治的力量。利己主義思想在霍布斯（1588－1679）那里得到系統(tǒng)的闡述，發(fā)揮到極至?；舨妓挂詸C械唯物主義為根據，得出人的一切活動都是利己的，并以此建立起他的政治學說。他認為，人類在進入社會狀態(tài)之前是處于所謂的自然狀態(tài)中，這里沒有任何公共權力的存在，人類各行其是、為了“自我保存”無所不為，爭論不休，最終導致“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zhàn)爭”。而所有人都有求生避死的共同欲望，在人類理性的指導下，要求人類相互之間簽訂契約，組成社會。這種契約的訂立就是人類把自己的權力交給一個君主，由君主根據自然法制定法律，以保障大家的生命與財產的安全。這樣，有了公共權力和法律，人類進入和平的狀態(tài)后，道德生活才有可能。但人仍是自利的，只要簽訂契約的任何一方不遵守契約，契約就是一紙空文。因此社會必須一個強大的權威統(tǒng)治機構，同馬基雅維利一樣，霍布斯的理論最終走上了專制和集權。然而近代史的事實卻證明政府的絕對權力并沒有導致社會的穩(wěn)定繁榮，人民的自由權利更無法得到保障。曼德威爾（1670－1733）認為，美德完全產生于人的自私，社會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發(fā)展，完全是由于人的各種激情和欲望的結果，而人的各種激情和欲望，實質上都是自私的不同表現。人做善事的動機可以分為兩類：1，出于自然本能的沖動，即自我保存的沖動，比如營救一個無辜的受難者。其行為后果雖然是好的，但其動機仍然是自私的，是為了解除自己看到這種慘景的痛苦，害怕同樣的事情落到自己頭上；2，經過深思后的行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榮譽感，因而也是自私的。曼德威爾把一切強調公益的觀點和行為都歸結為人的虛榮，并把虛榮心看作人最強有力，最能欺騙和迷惑人的一種自私自利的激情。這樣，他就得出了著名的“私惡即公利”的觀點，造成社會公利的私利也是劣行，也是不道德的。同他的前輩一樣，斯密也承認自利是人所具有的最根本的本性，這種認識在兩部著作中都做了很明確的闡述。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寫道：“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而且，因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適合關心自己，所以他如果這樣做的話是恰當和正確的。因此每個人更加深切地關心同自己直接有關的、而不是對任何其他人有關的事情；或許，聽到另一個同我們沒有特殊關系的人的死訊，會使我們有所掛慮，但其對我們的飲食起居的影響遠比落在自己身上的小災小難為小?！?斯密又在《國富論》中講到：“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喚起他們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皇潜P算他自己的安全……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钡姑艿膫惱韺W說是建立在他的“同情”理論上的。他在《道德情操論》開篇講到：“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這種本性就是憐憫或同情，就是當我們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