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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十九首離別詩中蘊含的生命意識(編輯修改稿)

2025-10-24 19:07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仍是用比,兔絲開花有一定的時間,夫婦相會也應有適當的時間,即青春正盛之時,比喻巧妙。《行行重行行》中的“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比喻游子思鄉(xiāng)。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詩篇通篇比興,足見作者寫作之精妙??傊?,《古詩十九首》以其誠摯熱烈的情思,高超精妙的表現手法,贏得了人們的普遍贊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注:[1]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第529頁[2]沈德潛《古詩源》岳麓書社1998[3]吳淇《古詩十九首定論》中華書局出版社1955 第9頁[4]馬茂元《古詩十九首初探》[M] 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 第52頁[5]李澤厚《美學三書》[M] 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6]劉勰《文心雕龍》[A] 周振甫文心雕龍今譯[C] 中華書局1986 第58頁[7]鐘嶸《詩品》 [A],陳延杰詩品注[C],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第17頁參考文獻:曹旭《古詩十九首與樂府詩選評》隋樹森《古詩十九首集釋》王國維《人間詞話》第三篇:《古詩十九首》的生命意識 (無名氏)《古詩十九首》的生命意識關于《古詩十九首》的創(chuàng)作者和創(chuàng)作時間,古有爭議,至今也不能確定其確切的時間,而創(chuàng)作者一般采用蕭統《文選》所用的無名氏。現在一般的說法認為其創(chuàng)作年代不晚于東漢桓、靈時期,主要認為創(chuàng)作于東漢末年。為什么要特別提其創(chuàng)作年代呢?因為這對于能夠更好地分析作品是很有幫助的!我們都知道,漢承秦制,同時也繼承了秦朝的疆土并進一步擴張了。西漢實行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更是強化了國家內部的統一和安定,使國家成了一個穩(wěn)固的主體。所以西漢是趨向穩(wěn)定繁榮開放的,同樣西漢的文學也很明顯地表現出苞括宇宙,總攬?zhí)烊说拇笠唤y氣概的藝術追求,而徐陵《玉臺新詠》中認為其中幾首為西漢枚乘所作的講法,觀其風格,是與西漢的這種氣概不相符的。而到了東漢,可以說自初期“光武中興”、“明章之治”以下國家就日益衰微,內政日益黑暗。具體表現為朝廷內部的外戚和宦官干預朝政,到了東漢末年,這一現象尤其嚴重;而表現在外部,又產生了淵源于西漢太學制度的士族,這一士族,其并不像外戚和宦官般明目張膽地大肆把持朝政,但其實其勢力以及影響力是大大超過前兩者的??梢哉f外戚宦官要么借助皇帝的寵信,要么憑蔭后、妃,以此來把持朝政。那么這些世家大族呢?士族累世經學、詩書傳家,可以說每個士族基本都是某一部經典的權威,憑借著漢代的郎吏制度,這些累世經學的大家族可以說就是累世為官,那么流傳這么多年,且不說其在朝有多大權勢,就像是漢末三國時期的袁紹的家族,即便是門生故吏,也是遍布天下,所以,這些家族子弟就大多能入朝或在外為官,而并不需要像平民般舉孝廉,舉賢良方正為官,或只是一個形式,那么,這就使那些平民學子們擁有了更少的能夠為郎為吏的機會。而創(chuàng)作《古詩十九首》的便是那些希望通過游學而取得功名的學子,這些游子多是無權無勢、家庭較為困苦的。他們迫切希望通過游學而能夠得到一官半職,能夠取得富貴,從而改變自己以及家庭的命運。但現實并沒有給他們太多這樣的機會,所以他們的游宦大多是不成功的。朝內有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政治腐敗黑暗;朝外有世家大族的極大影響,再加上漢末一系列的社會**,西漢大一統的和平安定局面以不復見。所以這些游宦子弟即便是有才學,若沒有達貴之人舉薦,也是極難有所作為的,而徒把時間浪費在了游宦的路途上。于是,懷才不遇、施才無門的感慨和落寞低沉的心情成了這些游子的情感基調。這些游宦子弟們起初都是心中有抱負,欲求飛黃騰達,擺脫貧困的。如《今日良宴會》中寫道“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為守貧賤,轗軻??嘈痢!边M而追求自身價值的不朽,欲圖建功立業(yè),揚名后世,如《回車駕言邁》中的“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边@些都是還未受挫的游子們的積極的人生追求,但是事不遂人愿,他們的理想并不能實現。但是他們并沒有一味地頹廢與傷感,但是在我看來,他們的飲酒作樂,及時行樂的消極應付的思想也是對自己的麻痹而已。他們“斗酒想娛樂,聊厚不為薄?!薄皹O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他們還認為“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彼运麄冇X得“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彼麄冞€從“晝短苦夜長”的感慨中得出“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的想法。從現在看來,這些思想同樣是消極的頹廢的,并不值得提倡的,但是辯證地看,處在那時那個境地的這些游子們,即無權無勢,又無顯貴之人引薦,感覺空有滿腹才情卻沒有施展之處,那種苦悶,似乎沒有比美酒更好的麻痹效果了。所以我說,他們的這種飲酒極娛,及時行樂的做法,其實是他們的對于苦悶的牽強的解脫。而在這種消極娛樂下他們也同樣體悟到了一些關于人生的哲理,關于永恒與有限的關系。關于人生有限的感慨古已有之,但是在《古詩十九首》中便體現地頗為充分與突出。他們慨嘆歲月無窮,人生有限,同時也很自然地引發(fā)及時行樂,安度余生的想法?!叭松斓亻g,忽如遠行客?!薄叭松囊皇?,奄忽若飆塵。”“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薄叭松鋈缂?,壽無金石固?!钡榷挤从吵隽诉@些游宦子弟們的生命有限的意識。他們還認識到了人的心態(tài)與生命周期的關系,如《冉冉孤生竹》和《行行重行行》中都有以女子的口吻發(fā)出的“思君令人老”的慨嘆。其實女子思君而使得芳華早逝,羈旅在外的游子們何嘗不思念心中的女子,在加上羈旅途中的諸多不順,怕也是“令人老”吧!這里就認識到了一個人如果太過壓抑,苦悶,太過多念想會加速其生命的衰老,使得他們的生命周期縮短。這自然也就是他們?yōu)槭裁匆獜娬{要拋棄苦悶,及時行樂,的原因之一?!豆旁娛攀住分械纳庾R還體現在這些創(chuàng)作者——游子們的敏銳的節(jié)序感和體會到了憂郁與歡樂的關系。從《東城高且長》中的“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遠?!焙汀痘剀囻{言邁》中的“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笨梢钥闯鲇巫觽儗τ诩竟?jié)的變化特別敏感。時光流逝,四季輪換,生命在亙古的歲月面前是如此地短暫,給人以一種失落與孤獨的感覺?!渡瓴粷M百》中“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薄盀榱水敿皶r,何能待來茲?!薄督袢樟佳鐣分小敖袢樟佳鐣?,歡樂難具陳?!币约啊肚嗲嗔晟蠔唷分小岸肪葡鄪蕵贰薄膀屲嚥唏w馬,游戲宛與洛。”的描寫則表現出他們的憂與樂的關系。并因此而提出及時行樂,得樂且樂,以憂為樂等一些流于消極的生活態(tài)度。當然《古詩十九首》中也有一些思想是比較積極的,他們在面對憂患的時候并不像后來魏晉以及南北朝時期的名士們那樣服食行散,清談辯難,他們認為“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彼麄儾⒉粸榍箝L生求成仙而服食丹藥,耽誤身體,他們認為“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边@是比較積極的思想。魏晉以及南北朝時期的人們其實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也與他們差不多,甚至而言更加的惡劣與黑暗,連年征伐不斷,社會動蕩,階級分化以及矛盾的激化等等問題,都促使這時期的人們比《古詩十九首》中的作者們更加地消極與頹廢,他們不喜過問政事,從漢末的“清議”而一轉為魏晉一下的“清談”,“清談誤國”說如桓溫“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的說法縱然有點太過絕對而不可取,但是我們能說“誤國”和統治者們的消極沒有關系嗎?漢末的失意游子們喜歡飲酒行樂,魏晉名士們亦然,但他們還喜歡服藥,現在看來,這所謂的五石散的效果想必和大麻等差不多吧,都能給人以暫時的興奮,達到翩翩欲仙的境界,但其實卻暴露出他們內心的空虛以及苦悶,他們的亟于尋求解脫而不能的無奈。這可以說是漢末《古詩十九首》創(chuàng)作者群體們人生意識的一種延續(xù)吧,只不過他們更加地消極和頹廢了。《古詩十九首》被鐘嶸在《詩品》中稱為“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又被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稱為“五言之冠冕”。我認為這是完全不過分的,諸如后世大詩家曹植、陸機、陶淵明、李白。杜甫等都從中學習藝術風格和創(chuàng)作手法,成為后世詩家們孜孜以求的不僅源泉!第四篇:《古詩十九首》與漢末文人的生命意識《古詩十九首》與漢末文人的生命意識摘要:《古詩十九首》寫出了文人對于生命的普遍感受,表現出強烈的憂生之嗟,其生命意識的萌發(fā)是漢末社會現實狀況和文人生存境況外化的結果。這種生命意識具體表現為因理想失落而致的對原有生命價值范式和意義模式的質疑與否定;對生命本體意義的深切體悟與追尋;哀嘆生命的短促,以“向死而生”的態(tài)度直面現實?!豆旁娛攀住返纳庾R充滿了深沉的悲劇意味,具有強烈的悲劇美。關鍵詞:《古詩十九首》;生命意識;悲劇美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4)02009904《古詩十九首》是一組出于東漢末年文人之手的五言古詩,最早見于梁蕭統所編的《文選》中,非一人一時所為,《古詩十九首》是漢代五言詩的典型代表,體現了其最高成就,古往今來都受到人們的高度評價。鐘嶸譽其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詩品》),劉勰稱其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龍?明詩》),明代王世貞稱之為“千古五言之祖”(《藝苑卮言》卷二),在我國文學發(fā)展史上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古詩十九首》內容復雜,不僅寫出了人們對于生命的普遍感受,表現出強烈的憂生之嗟,而且藝術地展現了那個時代的現實境況與文人個體和群體的心理特征,產生了感人的魅力,成為讓諸多接受者產生共鳴的生命之歌。一、漢末文人心態(tài)與《古詩十九首》生命意識的萌發(fā)清代沈德潛亦認為“十九首大多是逐臣棄妻子,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感”[1](P200)。無論是游子思婦的傷感,還是生命價值的追尋,這本屬于人類普遍的心理感受,卻在《古詩十九首》中引起強烈的群體意識。這種群體意識是東漢末年社會**現實狀況的反映,更是失意文人獨特的心理狀態(tài)的燭照和個體意識覺醒的結果。這其中既包括漢末社會的現實狀況,也包括在這種現實境遇影響下的文人生存狀態(tài),包括對生命、死亡、名利、歡樂、痛苦的態(tài)度。因此,作為生活在漢代的一個特殊文化群體,漢末士人的心態(tài)與《古詩十九首》生命意識的勃發(fā)有著密切關系,或者說,《古詩十九首》是文人強烈的生命意識的外化。首先,漢末社會的現實狀況直接影響著文人對自身生命的認知。時代是各種好作品產生的土壤,作家好的作品總是與那個時代特定的環(huán)境和氛圍密切關聯。《古詩十九首》產生于社會黑暗、政治混亂和下層文人漂泊蹉跎的東漢末年。這一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戰(zhàn)爭連綿,混亂不堪,階級矛盾尖銳,鉤心斗角,爭權奪利,黨同伐異,群生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亂離中的民眾生命如芥草?!度龂?魏書?董卓》載董卓“嘗遣軍到陽城,適值二月社,民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軫而還洛”。而在桓帝和靈帝當政時期,朝廷賣官鬻爵事件不斷,宦官外戚交替專權,統治階級日益腐敗,國家政治機器已被全面腐燭,社會風氣每況愈下。在這樣的情況下,作為文人知識分子、處于社會中下層的士人經世致用的理想遭遇無情的踐踏,逐漸失去了在社會上的話語權。本來,自漢武帝采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對儒家經典的誦讀成為普遍習尚,儒學成為文人踏入仕途、獲得功名利祿的重要途徑。然而漢武帝并沒有真正重視文人,像揚雄、司馬相如等只不過是文學弄臣。這一時期,在思想領域,各種異端思想活躍,較為開放,且道家、佛家思想也漸漸流行于世,儒學失去了以往那種強有力的依靠,對社會現實的控制力日漸瓦解,其衰微在所難免。這一影響的直接結果是遵從儒學的文人報國無門,在思想的漩渦中備受煎熬,不得不把目光從對社會政治的關注轉向對自身和人生的關注。這種關注表現在文學作品里面來說,推崇個性、以文為娛的哲學思想便是文學觀念的主流思潮。而“走向自我必然是唯一的選擇,且一旦走向自我深處,對感性生命本身有著刻骨銘心的體驗時,距離‘人的自覺’的時代也就為時不遠了”[2](P8)。借《古詩十九首》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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