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造成的不可比性。 標準化死亡率定義：實際死亡人數與該地區(qū)人群預期死亡人數之比的百分率。 二、影響人口死亡水平的主要因素 （一）生理因素 與人口的死亡水平 關系最密切的生理因素 有 年齡、性別和疾病 。 首先是年齡 。從 年齡別的死亡率 分析可以看出，低年齡組的死亡率較高，青年和壯年組較低，老齡組則迅速升高，這與不同年齡的生理特點關系極為密切。例：兒童死亡大都集中于不滿 1周歲的嬰兒，嬰兒死亡都集中在不滿 1足月的嬰兒，而在新生兒的死亡中，不滿 1星期者又占了大部分，這 3個“大部分”顯然是由生理因素造成的。 其次是性別 。男性年齡別死亡率都高于女性，平均預期壽命比女性短。例：從我國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中，男性出生預期壽命為 ，女性為 歲，相差 ；平均預期壽命每提高 1歲，兩性的差異就擴大 。造成男性的死亡率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生理因素看， 女性的免疫力較強，其體內產生的免疫抗體的基因比男性多 1倍，這些免疫基因載于 X染色體上 ，女性只有一對，男性只有一個；另外，從社會因素看， 男子在職業(yè)上承受較大的壓力和風險；此外，不良嗜酒、抽煙主要與男性有關 。 再次是疾病 。疾病一向是導致人口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二）自然環(huán)境因素 首先是自然災害， 如水災、旱災、風災、地震、火山爆發(fā)等其發(fā)生其發(fā)生一方面造成會直接造成人身傷亡，另一方面還會通過破壞生產力間接促升人口死亡率。 如： 1996年的全世界的自然災害使 ， 。還有，我國1556年的關中大地震，死 亡人數高達 83萬。 其次，由于各地自然條件的差異，維系生命的化學元素在地理分布上具有顯著的不均衡性。 某些化學元素過多或過少或比例嚴重失衡，均引起地方性生物反映 或者是變異，或者是疾病。例：大骨節(jié)病病區(qū)的化學地理特征是硫硒偏低，而鍶偏高；克山病帶與糧食低硒帶基本吻合等等疾病都與自然環(huán)境因素有關。 再次，海拔高程是影響人口死亡水平的因素，高寒缺氧的高山環(huán)境對死亡率有強烈的促升作用。 當人進入高海拔缺氧地區(qū)時，身體就會產生一系列代償性調節(jié)，以便能獲得更多的氧氣來滿足消耗。如果氧氣的供給與消耗出現失衡，身體就會產生一系列的生理或病理變化，這就是所說的高山反應和高山病。例子： 1990年西藏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表明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同海拔高程成反比。下表 最后，氣候條件對人口死亡水平的影響。 一般情況下，在熱帶、亞熱帶地區(qū)的炎熱季節(jié)，寒冷地區(qū)的寒冷季節(jié)，死亡率都很高，換季期也有這種現象。另外，許多傳染病和寄生蟲病主要發(fā)生于熱帶和亞熱帶地區(qū)，如瘧疾、黃熱病、昏睡病、血吸蟲病、腦炎、登革熱、艾滋病等。這是由于高溫、高濕環(huán)境使病菌、病毒及其媒介（蚊子、白蛉子、萃萃蠅、釘螺等）容易滋生。最近幾年全球氣候變暖，一方面使得瘧疾、登革熱等疾病原先局限于熱帶、亞熱帶的疾病向溫帶地區(qū)蔓延的趨勢；另一方面，氣候變暖加速傳染病原體的變異、媒介昆蟲的消長、宿主動物群的演變、病種的流行特征及區(qū)域分布。 下圖為 傳染性疾病、非傳染性疾病 在全球的分布 2023年全球各地區(qū)疾病負擔（ DALY） DALY = Disability adjusted lifeyear % 非傳染性疾病 s 傷害 非洲 東地中海 歐洲 美洲 東南亞 西太 傳染性疾病 （三）經濟科技因素 在古代，生產力水平低下，大量的人群難以穩(wěn)定的獲得溫飽，有時會發(fā)生席卷廣大地區(qū)的大饑荒，從而導致很高的凍餒死亡率。即使在當今世界上，饑荒在某些國家或地區(qū)仍時有發(fā)生。 當社會經濟發(fā)展，人們能穩(wěn)定的獲得溫飽，并逐步進入小康生活，醫(yī)療保健和教育水平比以往顯著提高，死亡率將迅速下降。當進入中等發(fā)大水平以后，人均壽命大大延長。隨著經濟發(fā)展，死亡率雖然保持下降趨勢，但速度比過去大為減緩，表明社會經濟因素對死亡的抑制作用已接近有科學技術水平決定的極限，要進一步增強這種抑制作用，將有待于科學技術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下表表明 了，幾個國家的人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個人消費狀況。其中的食品消費品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以恩格爾系數馳名，國際一般認為該系數可以較好地反映一個國家的生活水平。該系數大于 60％者為貧困， 50％ 60％為溫飽， 40％ 50％為小康，低于 40％為富裕。 表中 塞拉利昂 是世界平均預期壽命最短的國家，印度初步解決溫飽 ， 墨西哥和美國則分屬于中等發(fā)達和高度發(fā)達的國家。 美國 在經濟發(fā)展中，平均預期壽命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高度相關。看以下線性回歸表： 發(fā)展中國家部分：斜率極大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每增加 1000美元（購買力平價），平均預期壽命將延長 。 介于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部分：斜率明顯趨緩 ，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每增加 1000美元，平均預期壽命只增加 。發(fā)達國家部分，曲線斜率更小，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每增加 1000美元，平均預期壽命只增加 。 有些國家偏離相關曲線，這種情況有兩種：一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較低，而平均預期壽命較長，也就是死亡水平低于相應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例如我國。另一種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較高，平均預期壽命較低，死亡水平高于相應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例如美國。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吸毒、暴力、艾滋病等等。 3 6 9 12 15 18 21 24 40 50 60 70 80 1990～1995年平均預期壽命（歲） 發(fā)達國家，平均 世界平均 發(fā)展中國家，平均 塞拉利昂 烏干達 馬里 贊比亞 毛里塔尼亞 孟加拉 加納 玻利維亞 巴基斯坦 埃及 土耳其 秘魯 菲律賓 俄羅斯 匈牙利 中國 墨西哥 韓國 阿根廷 葡萄牙 德國 西班牙 澳大利亞 加拿大 科威特 瑞士 日本 48個最不發(fā)達國家，平均 世界不同類型國家平均預期壽命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相關 現代經濟生活的發(fā)展雖然為抑制死亡率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強大的物質手段，但還應看到，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經濟發(fā)達的“副產品”，在一定得社會條件下，也出現了一些以往少見的促升死亡率新因素，如污染、喧囂、緊張、過于安逸、營養(yǎng)過剩、社交頻繁、娛樂過多而休息時間減少，生物鐘戒律紊亂，等等，給人們的生理、心理帶來上帶來了一些新的負擔，產生一些所謂的“ 文明病 ”。例如：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癥、癌癥等慢性非傳染疾病也稱為“ 富貴病 ”。這些疾病除了遺傳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活富裕后的不良生活習慣造成的。像長時間的腦力勞動者缺乏體育鍛煉，空調使人減弱對天氣變化的適應能力，在飲食中攝入過多的動物脂肪和熱量，以及酗酒、吸煙、濫用藥物和滋補劑等。此外，隨著城市的不斷膨脹，交通運輸和旅游業(yè)的大發(fā)展，客觀上增大了交通事故和其他事故的死亡率，同時也加劇了傳染病的擴散、傳播。 主要 受經濟發(fā)展水平制約的科學技術水平 ， 對人口的死亡態(tài)勢也有很大的影響 。近代以來死亡率大幅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醫(yī)藥科學技術的進步和衛(wèi)生保障事業(yè)的發(fā)展。每當醫(yī)藥科學取得一項重大的突破，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曲線隨之就會明顯上揚。 40 45 50 55 60 65 70歲 年齡 1906年 發(fā)明維生素 1918年流感世界性大流行 1926年發(fā)明 第一種抗菌素 青霉素 1941年抗菌素 正式用于臨床 1955年使用預防 脊髓灰質炎疫苗 1964年提出對 吸煙危害性的警告 1981年發(fā)現 第一例艾滋病 1996年 76歲 1990—1996年美國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 年份 近些年來，世界范圍內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漸漸失去前一時期下降的勢頭， 一方面大量慢性非傳染疾病遠未被征服，另一方面新傳染病不斷出現，加上病原體和傳播媒介的耐藥、抗藥性加強，顯著加大了防病治病的難度，使得一些已被控制的傳染病大有死灰復燃之勢 ， 19世紀，世界總死亡人數的 50％ 60％死于傳染病， 20世紀 50—60年代已降至 10％以下，而 1997年竟又回升到 33％。 世界衛(wèi)生組織已就此發(fā)出警告：我們正處在一場傳染病全球危機的邊緣，沒有一個國家能可以避免這場危機。 （四） 社會因素 588 注：中國死亡約 2023萬人 資料來源：勒羅《人口和世界政治》，萊頓， 1978 社會因素影響人口的死亡水平，是人的社會屬性的必然體現，它的最極端表現形式就是 戰(zhàn)爭 。 據研究，從公園前 3600年到公園 1960年，世界共發(fā)生戰(zhàn)爭 14531次，死亡 。尤其是近代以來殺傷技術日臻精良，戰(zhàn)爭帶來的破壞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其中最為突出的當然是 兩次世界大戰(zhàn) ，它們造成的傷亡人數分別高達 3080萬 和 8980萬 ，而且絕大部分集中于蘇聯、中國、德國、日本、波蘭等少數國家內。下表 ? 在和平時期，社會因素對人口死亡水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階級差異、城鄉(xiāng)差異、文化差異以及社會意識和社會風氣上。 ? 自進入 階級 社會后，在 富裕階層和廣大勞動人們之間即出現了死亡水平的明顯差異，這完全是由各自的經濟地位所造成的 。在西方發(fā)達國家，這種差距在 19世界中葉達到最大。此后由于社會經濟因素的改善，基本的醫(yī)療服務的逐漸普及，差距區(qū)域縮小，但仍是明顯的。如巴黎貧民區(qū)的死亡率在 1817年比富人區(qū)高達 ， 1850年高 ，到 1891年和 1946年分別縮小為 ，但不受年齡結構影響而基本上完全由父母的經濟條件制約的嬰幼兒死亡率差異則要更大一些。 分析 戰(zhàn)爭造成的人口損失時，除軍隊的直接傷亡外，還要注意到平民的傷亡，其中一大部分直接死于敵人的屠殺（如日本對我國南京的大屠殺），而大部分則死于各種戰(zhàn)時原因造成的傷亡率的上升，如饑荒、疾病流行、長途顛沛、恐懼、悲哀、屈辱等等，這類間接地損失可能大大超過直接損失。此外，還要看到一大批人在戰(zhàn)爭期間并未死亡，但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有不少成了殘疾人，他們未來的預期壽命必將因 “ 戰(zhàn)爭后遺癥 ” 大大縮短。 死亡水平的 城鄉(xiāng)差異 是多種社會經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早期，工業(yè)城市迅速膨脹，大批破產農民被一下子拋進擁擠骯臟的城市中，貧民窟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婦女大量就業(yè)，童工廣發(fā)使用，罪惡勢力囂張，這一切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