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正是多種文化的交流會聚，才形成了絢麗多彩的唐代文明。 張廣達、王小甫 著 唐文化圈的形成 向達 著 第七世紀以降之長安，幾乎為一國際的都會。各種人民，各種宗教，無不可于長安得之。 …… 異族入居長安者多，于是長安胡化盛極一時。此種胡化大率為西域風之好尚：服飾、飲食、宮室、樂舞、繪畫，競事紛泊，其極社會各方面，隱約皆有所化，好之者蓋不僅帝王及一二貴戚達官已也。 唐文化圈的形成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選取傳入中國的西域文明與唐朝都城長安有關系者，分類整理，系統加以論述。它所研究的主題，有流寓長安的西域人、西市胡店與胡姬、開元前后長安的胡化、西域傳來的畫派與樂舞、長安的打毬活動、西亞新宗教的傳入等六個子目，附錄兩篇，是《柘枝舞小考》和《盩厔大秦寺略記》。這篇文章從勾稽進入長安的西域各國使者、商人、胡姬等各色人物開始，進而揭示開元前后唐朝長安所受西域文化影響的情況，再具體研究西域繪畫、樂舞、娛樂活動、宗教對長安文化的影響。除了前人所利用的傳統文獻資料外，向達先生十分重視使用新出土的墓志資料和文物資料，這樣一方面大大補充了前人所輯昭武九姓粟特人的有關活動記載，另一方面也以文物材料形象地解釋了西域文化在長安的表現。《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是唐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的力作，此文不僅在內容所涉及的范圍方面超過了前人，而且也有相當的深度，其所闡釋的六個突出方面，迄今仍不斷地被地下層出不窮的考古資料所證明。 唐文化圈的形成 流寓長安之西域人 中國國威及于西陲，以漢唐為最盛；唐代中亞諸國即以 “ 唐家子 ” 稱中國人，李唐聲威之煊赫，于此可見一斑。（中古時伊斯蘭教徒稱中國人為Tamghai, Tomghaj, Toughaj，又有作 Taugas, Tubgaǒ, Tapkaǒ者。德人夏德（ F. Hirth）以為系 “ 唐家 ” 二字之音譯，美國洛佛（ B. Laufer）亦主其說。日本桑原博士始以為乃 “ 唐家子 ” 三字之音譯，舉證甚詳（《宋末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之事跡》，陳裕菁譯《蒲壽庚考》，馮攸譯《唐宋元時代中西通商史》）貞觀以來，邊裔諸國率以子弟入質于唐，諸國人流寓長安者亦不一而足，西域文明及于長安，此輩蓋預有力焉。 中國使上西域人入居中國首都當以北魏一代為最多，其時流寓洛陽（ 494年孝文帝遷都洛陽）者， “ 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 ?? 附化之民萬有余家 ” 。（《洛陽伽藍記》卷三： “ 永橋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四夷館：道東有四館，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 ?? 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中國之區(qū)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盛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余家。門巷修整，閭闔闐列，青槐蔭柏，綠樹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 ” 近代以來洛陽出土之墓志中，有許多北魏、北周、北齊之際占籍洛陽的安、康、何、曹姓西域人。 唐文化圈的形成 流寓長安之西域人 長安自周秦以來歷為國都，在政治上與文化上俱為對外之中心。西域人之留居其間，雖不能比于元魏時之洛陽，卻亦不鮮。 貞觀初，突厥既平，從溫彥博議，遷突厥于朔方，降人入居長安者乃近萬家；此或可視為唐代對于外族 “ 懷柔 ” 之一端。唐京兆府戶口，在天寶初僅三十余萬戶，貞觀時當不及此，而長安一隅突厥流民乃近萬家，其數誠可驚人矣。 天寶末，安史之亂，兩京淪陷，肅宗至德二年（ 757）元帥廣平王乃帥朔方、安西、回紇、大食之兵十五萬眾，收復兩京。其后安史之平得力于此輩者不少，而回紇葉護太子親將兵四千余眾助討叛逆，厥功尤偉。肅、代之際回鶻使者至長安，遂驕慢不可一世，常擅出坊市，掠人子女，白晝殺人，入獄劫囚，而莫敢誰何。代宗以后，回鶻麕聚長安者常至千人，華服營利，為公私害。德宗即位，遂將流寓長安之回鶻人全部遣回，而有振武留后張光晟殺回鶻使者董突等九百余人之慘劇。（按天寶以后，回鶻既代突厥而雄長朔漠，部族中遂雜有不少之西域人成分。代宗世常冒回鶻之名雜居長安之九姓胡很多。）回鶻人之在長安，并不因振武一戮而遂絕。憲、穆以后，回鶻人在長安經商和放高利貸的仍然很多。 唐文化圈的形成 流寓長安之西域人 唐自太宗以后，吐蕃勢盛，高宗乾封、咸亨之際，西域四鎮(zhèn)淪陷，河隴一帶遂沒于吐蕃。中國與西域間的交通 ，因四鎮(zhèn)陷蕃而中斷，于是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既絕，遂流寓其間，仰給于鴻臚禮賓?！锻ㄨb 德宗紀》記當時胡客留長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檢括之余，有田宅者鴻臚停給，凡得四千人，此輩俱留不歸，可見當時留居長安西域人之多。 概而言之，唐代流寓長安之西域人，大致不出四類：魏周以來入居中夏，華化雖久，其族姓猶皎然可尋者，一也；西域商胡逐利東來，二也；異教僧侶傳道中土，三也；唐時異族畏威，多遣子侄入質于唐，入充侍衛(wèi)，因而久居長安（如新羅質子金允夫入朝充質，流長安至二十六年之久），此中并有即留長安入籍為民者，四也。據文獻及考古材料，蔥嶺以東于闐尉遲氏、疏勒裴氏、龜茲白氏；蔥嶺逾西中亞昭武九姓胡人（康國人擅賈，曹、石等姓擅樂、舞，安、曹、史、米諸國并信火祆教。唐代火祆教傳入長安，東來開教者中亦有米國人。）、波斯諸國胡人（唐時波斯商胡懋遷往來于廣州、洪州、揚州、長安諸地者甚眾，唐人書中時時提及）。 唐文化圈的形成 西市胡店與胡姬 自張騫鑿空以后，陸路方面，敦煌一隅綰轂中西之交通；海路通西域則率取道徐聞、合浦。廣州之成為中西交通要地，當在漢末以后；中國之政治中心既形分裂，孫權建國江南，從事經營海上，乃有康泰、朱應宣化海南諸國之舉。自是以后，廣州遂為中西海上交通之重鎮(zhèn)，六朝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其富庶可以想見。唐代廣州猶為中西海上交通之唯一要地。泉州、明州、澉浦興于唐末以及北宋，華亭、太倉之興則又為元明以后之事。 唐代商胡大率麕聚于廣州。廣州江中 “ 有婆羅門、波斯、崑崙等船，不知其數，并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師子國、大石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 ” 。（元開撰《唐大和上東征傳》）是以黃巢攻陷廣州，猶太教、火祆教以及伊斯蘭教、景教等異國教徒死者至十二萬人。（公元九世紀，阿拉伯人曾綜合各游歷者之言，著成一書，其中述及一人于回歷 264年（公元 877— 878）在廣府親睹此事。此書收入法國 E. Renaudot: Anciennes Relations des Indes et de la Chine, 1718。又見 Reinaud: Relations des voyages faites par les Arabes, 1845。）唐代由廣州向平原，大都取道梅嶺以入今江西，而疾于洪州；故《太平廣記》中屢及洪州之波斯胡商。至洪州后，或則沿江而下取道大江，或則東趣仙霞，過嶺循錢塘江而東以轉入今日之江蘇。大江道遠，風濤險惡，因是南下或北上者多取錢塘一道；不惟富春江上風景清幽，足供流連，旅途實亦較大江為平安也。 唐文化圈的形成 西市胡店與胡姬 至江蘇后則集于揚州，由此轉入運河以赴洛陽。所以揚州的商胡亦復不少，田神功大掠揚州，大食、波斯商胡死者竟至數千人。（《新唐書》卷 144《田神功傳》）由洛陽然后再轉長安。故唐代之廣州、洪州、揚州、洛陽、長安，乃外國商胡集中之地也。 天寶亂后，回鶻留長安者常千人，九姓商胡冒回鶻明雜居者又倍之，此九姓胡乃昭武九姓。《通鑒 代宗紀》謂此輩 “ 殖貲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 ” ?！兜伦诩o》亦謂 “ 代宗之時，九姓胡常冒回紇之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 ” 。所謂殖貲產，當即《德宗紀》之 “ 舉質取利 ” ，蓋此輩中最少當有一部分人營高利貸以為生也。貴顯子弟亦有向彼等貸款者。中國店質制度，唐以后始盛，或者與此輩營高利貸之胡人有關。 唐代西域各國胡人流寓長安，其居處自不限于一隅，然在城西者甚多，而賈胡則似多聚于西市（段成式《酉陽雜俎》續(xù)集卷五《寺塔記》；劉肅《大唐新語》有載）。所有西域傳來新宗教之祠宇，以及西域人之家宅，多在長安城西部。 唐文化圈的形成 唐代佛教中國化的完成 在佛教諸派中，以天臺、法相、華嚴、禪宗影響最大。 以智顗（ yǐ）為代表的天臺宗，因奉《法華經》，又稱法華宗。著重宣傳一切 “ 皆由心生 ” ，世界本體是空無的，故又稱 “ 空宗 ” 。 以玄奘為代表的法相宗，以論證 “ 萬法唯識 ” 、 “ 心外無法 ” 為宗旨，故又稱 “ 唯識宗 ” 。它說的 “ 識 ” 是指精神本體，而宇宙萬有即由識幻化而成。 以法藏為代表的華嚴宗，以奉《華嚴經》而名。主要是通過論證所謂 “ 塵是心緣，心為塵因。因緣和合，幻相方生 ” ，以及 “ 事 ” 與 “ 理 ” 的關系，宣揚客觀世界是依賴于主觀世界而存在的唯心主義世界觀。 以慧能為代表的是禪宗。 “ 禪 ” 是梵文 “ 禪那 ” 的簡寫，意即 “ 靜慮 ” 。禪宗相傳為南印度僧人達摩在北魏時創(chuàng)立的。武則天時分為南、北二宗（五祖弘忍后，神秀開北宗，慧能開南宗）。 唐文化圈的形成 唐代佛教中國化的完成 兩漢今文經學的煩瑣章句之學，發(fā)展到極端，便有玄學的出現。 隋唐佛教的煩瑣學派發(fā)展到極端，便最終有禪宗南宗的出現。 兩漢今文章句之學，流弊也是極其煩瑣， “ 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后能言” ，結果是 “ 通人惡煩，羞學章句 ” 。盡管朝廷在上提倡，今文經學總不免趨于衰亡。魏晉玄學興起，攻擊儒經，兩漢四百年作為利祿之途的大量章句，一字不留地消滅了。任何一種學術，如果出現煩瑣的解釋，說明這種學術已無新的境界可辟，隨之而來的只能是衰落或滅亡。隋唐佛徒作了大量煩瑣的義疏，表示佛學達到極盛的境界，同時也表示接近衰亡。 魏晉玄學談無，佛教談空。玄學家發(fā)揮莊周的消極厭世思想，與佛教苦、空完全一致。玄學家是高級士族，社會地位穩(wěn)定，敢于肆無忌憚。禪宗僧徒沒有這樣的地位，必須依靠佛教的名義才能實行放蕩，所以，禪宗是披天竺袈裟的魏晉玄學，釋迦其表，老莊（主要是莊周思想）其實。 佛教本無 “ 孝 ” 之說，這與儒家孝悌為人之本的倫理學說水火不容。于是佛教徒制造出許多講孝的佛經故事。佛教的儒學化，使之進一步更適應封建士大夫的口味。唐朝佛教中國化的二步即此。 “ 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但學無心，諸像頓息 ” ，揮塵尾，談公案，魏晉玄風居然又見于唐后期。詩僧（象皎然）、高藝僧（象懷素）等便成為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佛教中國化的一類承載者。 唐文化圈的形成 唐代佛教中國化的完成 在佛教發(fā)展高度成熟的基礎上，純粹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相繼展開，這就是天臺宗、華嚴宗、禪宗和凈土宗。稱以上四宗為地地道道的中國佛教宗派，至為關鍵的一點在于它們無不張揚 “ 心性本覺 ” ，從而與主張 “ 心性本凈” 的印度佛教在佛學核心問題上劃清了界限。 所謂 “ 心性本凈 ” 是指眾生之心本來就是清凈的，如白紙一張。而所謂 “ 心性本覺 ” 則指眾生本來覺悟。佛學研究家呂澂（澄的本字）對由 “ 心性本凈 ” 與 “ 心性本覺 ” 兩命題所展開的不同佛學面貌有精辟的論述，他指出：本凈只不過是清凈，要由清凈到覺悟還有一個長距離，故印度除釋迦外，別人都不是佛。而在中國，既然心性本來覺悟，那么，人人生來即是佛。與此密切關聯，中國佛學遂有頓悟之說。這是因為，心性本來覺悟，只不過人們尚未覺醒，一旦當頭棒喝，便大悟禪機，頓得佛果。而印度佛學根本不承認頓悟，以為心性雖本凈，但卻不斷為客塵所雜染，要去掉客塵，必須 “ 時時勤拂拭 ” ，有曠日持久之功，故成佛道路異常艱難（呂澂：《試論中國佛學有關心性的基本思想》，《現代佛學》 1962年 5期）。值得注意的是，性凈論實際上是儒家性善論的佛教版。而 “ 頓悟 ” 說的產生也與中國文化的特性大有干系。南朝宋人謝靈運對此有重要論述： “ 華人易于見理，難于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指印度民族）易于受教，難于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 （《廣弘明集 辨宗論》） 唐文化圈的形成 唐代佛教中國化的完成 由 “心性本覺 ”的命題出發(fā)，天臺、華嚴、禪、凈土諸宗莫不提倡 “方便 ”成佛法門。如 “天臺宗 ”鼓吹入山得靈芝和丹藥，先 “成就五通神仙 ”，再成為佛。禪宗鼓吹 “不立文字 ”，自心覺悟，只要認識到 “我心即佛 ”， “我心即山河大地 ”，就能徹悟佛法真諦。凈土宗亦主張，修行佛法者不一定要通達佛經，廣研教乘，也不一定要靜坐專修，只要信愿具足，一心稱念 “南無阿彌陀佛 ”，始終不怠，便可往生凈土。相繼成立于隋至初唐、盛唐的中國佛教宗派，不僅在佛理上是中國式的，而且在價值取向上也具有中國性格。印度佛學以出世和個人 “解脫 ”為價值取向，而中國佛學則宣揚功德度人，注重入世。禪宗六祖慧能以一派宗教領袖的身份，竟提出 “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 ”（《敦煌本壇經》）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