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受就是真的不是一個人，一個單位的行為，因為不是廣西師大出版社，甚至所有在座各位的參與，包括我們的支持者，這些人的行為，這是一個我覺得有點社會性的，特別多的人參與。去年兩天，今年是三天，有三場大的論壇，還有十幾場沙龍，包括獨立的演講，還有小型的演出。這些呢，我覺得處理你像單純參與演講的嘉賓就有40人，然后呢，這40人來自港臺，還有大陸的各個地方，像上海、南方有深圳等等，涉及的媒體，參與報道的去年就有100多家，今年會有更多，加上去各個場次聽和參與討論的去年其實有5000人次，今年我們預計會有更多。這樣一種情況，實際上一個太多的人參與的一項活動了，從我們具體工作的感受就覺得，還是挺復雜的這個背后的工作，其實很多服務性的工作，具體的安排都會花去一些時間，也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我覺得接下來大家有什么具體的問題，我可以回答。還有呢，就是整個這個活動剛才也有媒體問我，就是你怎么能堅持下來？我覺得能堅持下來最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對這個活動的反應。實際上去年大家對這個活動的反應程度超過我們的想象，我們沒有想到很多媒體和很多來參與的聽眾都是從外地來的。今天我接到電話，比如學而優(yōu)書店的老板，他想專程來。這種情況也特別多。實際上我們作為組織者、操辦者覺得很忐忑，能不能達到大家的預期，大家不遠幾千里跑過來、飛過來，而且要犧牲節(jié)假日。今后還可能需要最好的辦法就是現(xiàn)在有網(wǎng)絡，然后群策群力，比如今年有了主題，明年的主題是什么，大家希望聽到誰的沙龍，誰的談話，我也希望我們明年充裕的話做到敞開，提前征集題目，做到大家參與，自己在其中能夠得到最大收獲的這么一件事情。感謝各位嘉賓，尤其是到場的幾位來做這個活動，感謝各位媒體。去年我們沒有太多的經(jīng)驗，全程沒有做視頻，今年我們比較充裕了，活動會做一個記錄按照，之后會做成一個紀錄片。 主持人：大家?guī)ё永镱^都有一個新聞稿，有什么問題的話可以提問。劉瑞琳：我們這個活動也不是要買票，你要跑過來聽，實際上，這個公益一個就是所有的來聽的人我們沒有任何要求你只要報名，索票，到現(xiàn)場去申請這樣的一種方式。還有呢，就是所有來參與的嘉賓全部都是義務勞動。我相信，如果是用錢買，我們這些嘉賓都是很重要、很大牌的，他們其實出場費會很高的，因為完全是公益的，我們跟每個人聯(lián)系的時候可以說到現(xiàn)在為止不論是去年還是今年，沒有一個人拒絕或者是其他原因，的確有些人來不了，大家都是非常熱情的支持，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活動的意義和年輕人的熱忱。提問：陳老師說現(xiàn)在有很多沙龍，但是沒有八十年代的氣場，沒有哪句話是被記住和行動的，為什么會是這樣的情況？陳丹青：我不敢說為什么。提問：沙龍是十七八世紀導過來的，我們現(xiàn)代的沙龍是電子傳媒時代的，應該有哪些要素？或者一個好的文化活動應該具備什么？陳丹青：其實不要什么要素，竹林七賢都是沙龍，現(xiàn)在傳播太方便了，但是傳播的反作用就是讓所有訊息很快就蒸發(fā)了，被下一個訊息填滿，這個時候要求今天的沙龍，不管你是什么沙龍，飯菜得做得很好才行。你請來的人，你話題的設置，主辦方考慮各方面的因素都要考慮到。但是我想，條件其實非常好，像這樣的沙龍，大家是非?？释模幢馗R有關，跟學問有關。大家今天能夠聽到的現(xiàn)實感，就像剛才許知遠說的，現(xiàn)在精神追求很少，年輕人很苦悶的，我相信一群青年人在一起，如果有一個好的話題，好的氣氛，這會非常不一樣。我們今天知道的那些西南聯(lián)大的學生，老清華、北大的學生，包括文革前的學生，包括改革開放以前八十年代的學生，他們在青年時代一定有沙龍或者類似沙龍的聚會，遇到一些精彩的談論、有意思的人，而且一定是跟他們切身的、當下的、現(xiàn)實的、國家正在發(fā)生的事情能夠談開來，他就會影響這一代人，其中會出現(xiàn)特別有意思，有能量的人。所以真的不能小看沙龍。很多沙龍最后變成一個時代，其實就一小群人就可以做成。提問：很多人說TED是形式比較新的沙龍。陳丹青：什么叫TED？許知遠：你在十八世紀可能是哲學時代，二十世紀有人類學的興起，TED是應和這個新的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對娛樂的沖擊，對我們思維方式的沖擊，所有環(huán)境一體，他們對政治的影響是什么，他們變成新的知識浪潮，TED是活躍反映這個時代的現(xiàn)實感。是由TED聯(lián)線雜志的主編來提供新的時代的回應方式。提問：TED的互動感，每個人想法真正在這里流動起來，我們現(xiàn)在可能很多沙龍每個人講，去有人聽，但是很多是沒辦法聯(lián)動起來，想法真正的碰撞和流動很少。陳丹青：這個原因，我相信你比我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的一個經(jīng)歷，就是在一個相對正常的文明里頭，今天媒體有多么重要。兩三年前，我怕參加了日本的一個會議，但是方式就像沙龍一樣，有法國人，有南美人，有蘇聯(lián)人，也有日本人，也有中國有兩個去的，他在日本一個叫日法協(xié)會舉辦，就是非常驚訝，一幫日本人穿得好好的，干嘛開口全是法語，日本民間有一幫死心塌地崇拜法國文化的人，一輩子在那兒研究法國的一切，包括就開這樣的定期的會議。我去的那一場的話題就是反省二十一世紀知識分子跟媒體的關系應該怎么辦。這幫人吐口水，媒體太牛了，知識分子沒有了，知識分子就是媒體。這個話題在中國不可能談，也談不開來，因為我們這兒學者和媒體當中有一個叫鴻溝。當時我遇到一個記者的問題，現(xiàn)在放大一些學者，上電視，這個現(xiàn)象是不是不好？我說這個現(xiàn)象沒有什么好不好，西方媒體跟知識分子的變化是同步的，你像在二戰(zhàn)時期，二戰(zhàn)前，尤其是二戰(zhàn)后，像很多人他們都在廣播上跟大家做報告，隨口在那兒講，你說他要出風頭，你說他要賺錢，不是這樣的，他們永遠非常清楚你的知識，你要說的話和傳播媒介是什么關系。我們這兒不是這樣的，學者應該在書齋里面，畫家應該在畫室里面，你們怎么上電視啊？知識分子從來沒明白這是媒體時代，沒有知識分子這回事，沒有我們傳統(tǒng)意義的知識分子。許知遠，你說是不是？爭個《百家講壇》還要爭論半天，其實不存在這些問題，有市場公眾就會聽，沒市場就換人。這些學者能夠上電視，仍然充滿問題，但問題絕對不是上不上電視，用不用媒體，而是學者的品質、學者的話題和媒體怎么干這件事情，問題出在這些地方。你看像日本，就在討論我們二十一世紀我們跟媒體的關系怎么辦？有個法國人講，講的我都昏過去，無窮無盡在講，他們一直在糾纏。這個問題，可是這個問題根本沒有進入媒體， 提問：不應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