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的，我們習慣上是覺得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公正與效率難道絕對不可兼得嗎？魚與熊掌的比喻是孟子的原創(chuàng)，孟老先生的原文是：“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以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而這個比喻實際上強調(diào)的并不是魚與熊掌絕對不可兼得，而是強調(diào)如果兩者不可兼得如何選擇的問題，因此我覺得用在這里形容公正與效率這對難以兼得的矛盾是合適的。正如孟老先生說的，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公正和效率對于我們來說也正是這樣一個關系：（1） 皆我所欲現(xiàn)在我們老百姓對于政府部門的辦事效率普遍印象就是效率低下，一個簡單的審批程序沒一個星期搞不下來，當然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這里不做過多討論，我們只需要知道的是行政效率的高低關系到我們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高效能贏得人民的好評和擁護，節(jié)約成本，而效率低下只會增加人民的反感。因此行政效率是行政管理的終極目標。而另一個方面，正如我們前面講到的我們現(xiàn)在老百姓的權利觀念還比較淡薄，對公權力的監(jiān)控機制又不是很健全，私權利遭受公權力侵犯的現(xiàn)象也很嚴重，所以私權利必須有公正的行政過程來保障，行政公正才能保證行政機關的行為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因此，行政效率和行政公正都是我們現(xiàn)階段缺少的，都是我們應當追求的目標。（2） 難以兼得雖然行政公正與效率都是我們的價值目標，但是在現(xiàn)實中，這兩者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又存在沖突。因為，效率的基本意義就是一定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收益，反映到行政活動中就是要求行政過程是一個經(jīng)濟、便利的過程，盡可能減少行政過程中的成本消耗，程序要簡易、靈活還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而這就可能影響到行政活動的公正性；反過來，從行政程序的公正性出發(fā)，則要求行政過程應當有嚴密甚至有點繁瑣的程序，這就會使行政活動的效率受到一定損害。因此，在一定的情況下，這兩者是難以兼得的。取舍無絕對標準孟老先生在面對魚與熊掌的選擇難題時，毅然選擇了舍魚而取熊掌者也，在面對生命與仁義時，選擇了舍生而取義者也。他做出這樣選擇的標準就是他自己提倡的性善論，認為仁義是比生命更珍貴的東西。那么我們在面對公正與效率時該如何做出選擇呢？或者說應當遵循什么樣的標準來選擇平衡呢？而最難的就在這，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來供我們選擇。他們不是魚與熊掌，也不是生命與仁義，他們反映的是不存在對錯高低的價值取向，他們的沖突是價值的沖突。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國家主要就存在這兩種價值取向的行政模式，一種是以公正為核心的權利保障模式，代表有美國、日本；一種是以保障行政效率為中心目標的效率模式，代表有德國、西班牙。沒有誰對誰錯，沒有高低，只是價值取向不同。這是個問題。（二） 如何破解？大家可能也已經(jīng)注意到了我的標題是公正與效率的平衡難，而不是取舍難，這實際上就表現(xiàn)出了我的想法。三、 顯規(guī)則與潛規(guī)則選擇難令案例中的拆遷辦主任犯難的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老主任卸任前悄悄和他說過的一句話：他有些背景，不好惹！這個背景據(jù)了解就是劉慶云有個近親在省政府某要害部門，按理說一碼歸一碼，劉慶云家的拆遷和他哪個親戚在哪個部門沒什么關系，但問題就是說沒關系就沒關系說有關系也有關系，這是潛規(guī)則，一些上級行政機關往往動不動就以下紅頭文件、發(fā)公函甚至打電話的方式，直接干預下級部門對某些具體事物的處理。盡管下級機構心不甘情不愿，盡管有些指示是沒有法律效力甚至與法律是相違背的，但官大一級壓死人的權力結構，讓我們很多行政人員陷入兩難，那么究竟什么原因能讓擺不上臺面的潛規(guī)則在和法律明文規(guī)定的顯規(guī)則的博弈中能擁有如此的能量呢？（一）為何難？先天不足的顯規(guī)則在行政活動中，顯規(guī)則指的就是國家制定的各項法律法規(guī)，在今年的1月份我國官方正式對外公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jīng)形成，這意味著涵蓋社會關系各個方面的法律部門已經(jīng)齊全，各法律部門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經(jīng)制定，相應的行政法規(guī)和地方性法規(guī)比較完備，也就是說有法可依已經(jīng)基本實現(xiàn)，但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人們似乎沒有很明顯的感覺到變化，可見，在很大程度上，法律是作為一種官方話語來使用的，并未成為支配公民行為的主流價值取向。原因在于作為顯規(guī)則的法律法規(guī)存在的先天不足：（1） 立法粗糙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無法無天帶來的傷痛使得人們痛定思痛，下決心要法治，要加強立法，法制建設的緊迫性使我們極端重視立法、過于相信立法、甚至迷信立法，產(chǎn)生了格外的立法主義偏好，企圖倚重立法一舉打造法治社會，表現(xiàn)在實踐中就是成文法批量生產(chǎn)，法律數(shù)量尉為大觀?！胺赏晟坪头审w系建立的標志并不在于法律的多少，而在于每一個特定法律在空間上的填滿度，也就是單個具體法律對于社會生活的覆蓋面。”不幸的是，在我國法律體系草創(chuàng)階段確立的“宜粗不宜細”原則仍沿用至今，走的是一條數(shù)量密集型的立法路子，立法比較粗糙。①空洞不具可操作性；比如，宣示性、綱領性、前瞻性的法律條文充斥其中，形同虛設，中看不中用，缺乏可操作性，比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24條規(guī)定：“因擾亂體育比賽秩序被處以拘留處罰的，可以同時責令其十二個月內(nèi)不得進入體育場館觀看同類比賽；違反規(guī)定進入體育場館的，強行帶離現(xiàn)場?！边@條規(guī)定具體操作起來就非常有難度。公安機關對因擾亂體育比賽秩序被處以拘留處罰的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用什么辦法來限制其在十二個月內(nèi)不得進入體育場館呢？又怎樣知道其又違反規(guī)定進入體育場館了呢？就算公安機關得知其違反規(guī)定又進入體育場館并將其找到，在強行帶離現(xiàn)場后又怎樣防止其再次進入呢？人民警察總不可能總是守在體育場館的門口，專門去“對號入座”，一發(fā)現(xiàn)“目標”立即阻止進入；也不可能在這12個月內(nèi)時時刻刻都去監(jiān)控該人的行蹤，以阻止其進入體育場館。如果真的按照這樣去實施，勢必會耗費大量的警力資源，增加治安管理的社會成本，顯然是不切實際的。②法律法規(guī)彼此沖突導致法律適用難；我國的立法主體多元化，從縱向來講，從中央到省、國務院各部委到較大的市都有一定的立法權，從橫向來講，人大、人大常委會、政府都有立法權，這種立法體制固然有好處，但是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容易造成立法沖突。比如北京有一個的哥，因在國家博物館附近臨時停車，被交警依據(jù)《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