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但是他一直想當一名將軍。 這個理想可以追溯到他的學生時代。學校放假的時候，他就在布倫海姆宮的走廊里、在他那些戰(zhàn)功卓著的祖先的織錦畫像下玩玩具士兵，那時候他就萌生了這種理想。 1911年，被任命為海軍大臣的時候，他一定非常高興；1915年，當?shù)谝淮问澜绱髴?zhàn)讓他有機會制定加利波利重大攻勢計劃的時候，他更是欣喜萬分。 但是加利波利戰(zhàn)役以慘敗收場，讓溫斯頓丟掉了飯碗，也使他幾乎精神崩潰。 丘吉爾第一次犯嚴重的抑郁癥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他把這個讓他痛苦不堪的疾病稱為“黑狗”（沮喪）。 值得慶幸的是，此時他已經(jīng)娶妻成家。他的妻子克萊門泰因幫他度過了難關。 她比他小11歲，美麗、聰明、忠貞不渝。 她讓他振作起來，但最終丘吉爾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出了抑郁。 為彌補他的過失，他奔赴法國戰(zhàn)場，在戰(zhàn)壕中浴血奮戰(zhàn)。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大概沒有幾個士兵會像他那樣從戰(zhàn)場上寫信回家，說他“感覺到了幾個月來從沒有過的幸福和滿足”。 他就是為戰(zhàn)爭而生的。 當丘吉爾回到英國的時候，他已經(jīng)成就了豐功偉業(yè)。 他曾是一名成功的記者，他曾為國家浴血奮戰(zhàn)，他曾經(jīng)身居高位。在20世紀20年代他再次官居要職，擔任財務大臣。 但是到了1930年，工黨開始執(zhí)政，而他只是一名后座議員，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一名過氣的政客。 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他都在他的鄉(xiāng)間別墅查特威爾莊園里閑坐度日。 1938年9月，時任首相的內維爾 ? 張伯倫（1869–1940）公開揮舞著他和阿道夫 ? 希特勒（1889–1945）簽訂的和平協(xié)議，宣告他已經(jīng)確保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 你甚至都可以聽到人們如釋重負地松了一口氣。 但是丘吉爾并不這么認為。 他預測到——比任何人都要早——德國的民族主義會走向何方。 事態(tài)的發(fā)展證明他是對的，戰(zhàn)爭爆發(fā)了，英國國王喬治六世（1895–1952）知道“要組建一個能贏得全國信任的政府，我只能去請一個人，那就是溫斯頓?！?任命下來的時候，丘吉爾已經(jīng)65歲了。 為這一天他等了很久，但上天最終還是把大任交給了他。 人們經(jīng)常會說起1066年的諾曼征服，說起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的壯舉，提到特拉法爾加戰(zhàn)役這些重要的歷史事件。 但其實1940年才是英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敦刻爾克大撤退、不列顛之戰(zhàn)、德國空襲英國都發(fā)生在這一年。 在這一年，每一個英國人，不管是平民還是士兵，都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戰(zhàn)爭之中。 英國似乎不可能贏得這場戰(zhàn)爭，但是溫斯頓用500年前阿金庫爾戰(zhàn)役中那個表示勝利的V字手勢告訴我們，我們能夠取得勝利。 丘吉爾是一個直覺敏銳、大膽、常常令人惱火的戰(zhàn)爭領袖。 他對部下粗魯，令人不快。他工作起來不要命，喝起酒來也不要命，這讓他的部下疲于應付。 但同時他也鼓舞了無數(shù)人。 1945年5月8日，歐洲最終宣布戰(zhàn)爭勝利，英國隨即舉行了大選。 英國許多告示牌上都寫著“為丘吉爾喝彩，給工黨投票”，而人們也確實是這么做的。 這真是充滿了諷刺意味。 丘吉爾隨時準備誓死保衛(wèi)的民主國家知道和平時代的需求和戰(zhàn)時的需求是不一樣的。 1965年，丘吉爾去世，剛剛進入搖滾樂時代的英國舉國皆哀。 如果要用一個人來代表英國的怪僻、堅強的個性和寬廣的胸懷，那就是丘吉爾。 丘吉爾已經(jīng)離我們而去，但正是因為有了他，英國才得以存活下來。 還有什么比這更偉大的業(yè)績呢？Active reading 2歷史學家與史實 什么是史實？ 我們必須進一步深入地審視這個關鍵的問題。 按照一般的常識判斷，確定的基本事實對所有歷史學家都是一樣的，可以說，這些事實構成了歷史的基石——比如黑斯廷斯戰(zhàn)役發(fā)生在1066年。 但是有必要針對這一觀點提出兩點評論意見。 首先，歷史學家首先關注的并不是這樣的事實。 當然，了解這樣一個事實毫無疑問是很重要的，即那場偉大的戰(zhàn)役發(fā)生在1066年，而不是1065年或1067年，發(fā)生在黑斯廷斯而不是在伊斯特本或是布賴頓。 歷史學家在這樣的事實上不能出錯。 但是當人們提出這樣的看法時，我想起了豪斯曼說過的話“準確是本分，而并非美德”。 贊揚一位歷史學家所采用的史料準確，就像稱贊建筑師蓋房子時用的木材干燥、混凝土調配得當一樣。 準確是他工作的必要條件，但不是他的基本職能。 正是在這類事情上，歷史學家可以依靠像考古學、銘文學、錢幣學、年代學等等這些被稱為歷史“輔助科學”的學科。 歷史學家不需要掌握特殊的技能去確定陶瓷或大理石殘片的起源與斷代、去解讀一段意義隱晦的銘文的含義、或是為確定一個準確的日期而進行繁復的天文計算。 這些所謂的基本事實對所有的歷史學家來說都是一樣的，它們是歷史學家可用的原始素材，而非歷史本身。 我要說的第二點是，是否需要確定這些基本的事實并不取決于這些事實本身，而是取決于歷史學家事先做出的判斷。 盡管C. P. 斯科特的那句箴言深入人心（譯者注：斯科特的箴言Comment is free, but facts are sacred. “事實不可歪曲，評述大可自由”），但是現(xiàn)在每一名新聞記者都知道要影響大眾輿論，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對特定的事實進行選擇和剪接。 人們以前常說事實不言自明。 這種說法顯然是錯誤的，歷史事實只是在歷史學家用到時才會不言自明。哪些事實可以現(xiàn)身說法，以及這些事實以什么樣的順序或是在什么樣的情景中出現(xiàn)，都是由歷史學家來決定的。 我記得皮蘭德婁筆下的一個人物曾經(jīng)說過：事實就像一個麻袋——不塞點東西進去就立不起來。 我們之所以對1066年發(fā)生在黑斯廷斯的戰(zhàn)役感興趣，其唯一的原因就是歷史學家把這一戰(zhàn)役看作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 歷史學家依照自己的推斷，認為凱撒穿越那條小河——盧比孔河——是一個史實，但沒有人對在他之前或是之后幾百萬其他人穿過這條河的舉動感興趣。 你半個小時之前或徒步、或騎車或開車來到這座大樓，這件事和當年凱撒渡過盧比孔河一樣都是一個關于過去的客觀事實。 但是歷史學家不太可能會去注意你到達這座大樓這件事。 塔爾科特 ? 帕森斯教授曾經(jīng)把科學稱為“對現(xiàn)實認知取向的一種選擇性體系”。 這一點或許可以用更簡單的話來表述。 但是歷史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的選擇性。 歷史學家必然要選擇史實。 有人堅信史實是確實存在的，是客觀的，不為歷史家的闡釋而左右。這種見解非?；闹嚕珔s難以根除。 現(xiàn)在讓我們來看一下一個關于過去的事實是怎樣變成史實的。 1850年，在斯泰利布里奇的守護神節(jié)那天，一個賣姜餅的小販因為一點小事兒與人發(fā)生口角，最后被一群憤怒的暴民故意活活踢死。 這是一個史實嗎？要是在一年前，我肯定會毫不猶豫地說“不是”。 這件事被一個目擊者記載在了一本鮮為人知的回憶錄中，但是我從來沒有聽到哪位歷史學家提及此事。 但是一年前，基特森 ? 克拉克博士在牛津大學的福特系列講座上提到了這件事。 這樣它就變成史實了嗎？ 我想還沒有。 我認為，在這個對入會標準有嚴格規(guī)定的史實俱樂部里，這個事件現(xiàn)在的地位相當于候選會員。 它現(xiàn)在正在等待附議者和擔保人。 也許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們會看到這個事實首先出現(xiàn)在關于19世紀英國的文章和書籍的腳注當中，然后可能會出現(xiàn)在正文中。再過二三十年，它也許就是一個確定無疑的史實了。 另外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再也沒人提起這件事。這樣它就會重新被湮沒在關于過去的那些非歷史的事實堆中而被人遺忘，而基特森 ? 克拉克博士拯救它的英勇努力也就付之東流了。 這兩種可能性哪一種會發(fā)生呢？又取決于什么呢？ 我想這取決于其他歷史學家是否認為基特森 ? 克拉克博士引用這個事件來證明的論點或者闡釋言之有據(jù)，并且具有重大意義。 這個事件作為史實的地位取決于歷史學家的闡釋。 而任何一個史實都包含闡釋的成分。Reading across cultures讓歷史重獲新生 在死氣沉沉的白色大廳里，玻璃陳列柜里展示著沾滿灰塵的物品，一排又一排的殘破的瓦罐、銹跡斑斑的長矛、一堆堆的石頭和彩繪的陶器。 參觀者拖著緩慢而沉重的步子，盯著物品上的那些標簽看，標簽上寫著每件物品的出土地點和制作年代。 傳統(tǒng)的博物館所展示的歷史就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種了解過去的方式是參觀那種露天的或者是活的歷史博物館。 在活的博物館里，參觀者不會拖著腳步到處轉悠著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