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織的、公共性的語言、場景等形式的交流，解決群體成員“我們是誰”的文化認同問題。許多華裔詩人曾對自己懷有的“文化記憶”進行了書寫和論述，比如陳美玲在與湯亭亭的交談中就表示：“我感到我確實是中國傳統(tǒng)的一部分。我不愿意和它割斷聯(lián)系……我感到這非常非常重要……我們的根回到過去。我們是古老的心靈……我感到與我的中國根緊密相連?！盵2](P495496)如果“文化記憶”包括每個群體內部世代流傳下的全部知識，那么對美國華裔詩人的“文化記憶”進行全方位的解讀就變得難以操作。法國學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認為，“言語的習俗構成了集體記憶最基本同時又是最穩(wěn)定的框架”。[10](P80) 在阿斯曼的理論中，語言既是群體內部世代流傳的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群體交流的形式和載體之一。兩位學者對語言在“文化記憶”中的重要性都充分肯定。對于本文涉及的美國華裔詩人群體而言，各種形式的漢語語碼本身就是華裔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記憶的一部分，也是歷經(jīng)數(shù)千年承載這份“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在上文分析的四種形式的漢語語碼嵌入中，符號對等形式嵌入的語碼數(shù)量不多，大部分為名詞，例如上文舉出的“豆腐”、“麻將”、“長城”等，它們多為中華傳統(tǒng)文化在世界范圍內造成較大影響的事物的名稱。翻譯形式嵌入的語碼較大部分出自中國的古典藝術和文學，例如陳美玲的“行草”即為被譽為“無言的詩，無行的舞；無圖的畫，無聲的樂”的傳統(tǒng)藝術——書法，還有林永得在詩篇中嵌入的陶潛、杜甫、蘇東坡等人的詩句，書法這種傳統(tǒng)藝術和古典詩詞更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第三類嵌入采用的是拼音的形式，嵌入語碼很大比例是人名和地名，比如“莊子”、“觀音”、“秋瑾”和“昆明”、“南京”、“北京”等。這些人物和地點將中國五千年歷史凝聚進了華裔英語詩歌內，是詩人們永難割舍的故國文化想像。尤其是其中按照粵語發(fā)音拼寫的單詞，更是彰顯南粵文化和早期僑民文化的活化石。第四種漢語語碼嵌入最明顯，直接使用漢字。目前漢字的確切歷史可追溯至約公元前1300年商朝的甲骨文，它是上古時期各大文字體系中唯一傳承至今的文字，有著“中國第五大發(fā)明”的美譽。美國華裔詩人在詩行中直接嵌入漢字，正是因為他們看到了漢字維系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關鍵作用。陳美玲在一次電視訪談中說“我怕失去中文，失去我的語言，失去它如同失去我的一部分，失去我的靈魂。詩歌似乎是重新捕捉它的一種方法?！盵2](P498) 可見，雖然多數(shù)華裔詩人沒有回過故國，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了解也不深。但在父母和華人社區(qū)的影響下，美國華裔的身上依然有中國文化血脈的涌動和母體文化基因的存在，作為“文化記憶”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早已烙印在華裔詩人的心上。本文所涉及的十余位詩人的數(shù)十本詩集中漢語語碼嵌入的范圍之廣、頻率之高、形式之多就是最好的證明。三、漢語語碼嵌入與文化錯置另一方面，雖然美國華裔始終懷有這份珍貴的“文化記憶”， 但他們的文化語境及生存狀態(tài)已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美國華裔詩人群體居住在距離自己祖居國千萬里之外的美國，生活中接觸的多是美國社會中的“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和嫁接的“唐人街”文化。華裔英語詩歌中除了嵌入漢字形式，還有符號對等、翻譯和拼音三種變異的形式，漢語語碼的變形和改寫就正反映了華裔在異質文化語境中的“錯置”（displacement）美國華裔的錯置歷史由來已久，早在十九世紀中期華人開始向美國移民時就已開始。如果說歐洲移民到達美國時最先看到的是紐約港的埃利斯島（Ellis Island）和自由女神像，迎接華人移民的則是舊金山海灣中的天使島（Angel Island）。天使島在1910年至1940年期間被美國移民局選用，拘留和審查經(jīng)由太平洋入境的大部分亞裔移民，其中華人占大多數(shù)。在三十年中，約十八萬華人移民曾被羈押在島，接受少則數(shù)周多則數(shù)月數(shù)年的移民身份合法性的審核。早期華人移民從熟悉的鄉(xiāng)土遷徙到陌生的國度，從列強欺凌的弱國奔波到氣勢凌人的強權，經(jīng)歷了巨大的環(huán)境變化。在拘留期間（the detainment），他們終日飽受嚴苛的審訊制度、惡劣的生活環(huán)境、語言障礙和生活習慣差異等方面的折磨，心中不免產(chǎn)生強烈的孤獨感和錯置感，促成了營房木墻上一首首辛苦篆刻的抒發(fā)在異國他鄉(xiāng)的錯置感的詩歌作品： 悶處埃侖尋睡鄉(xiāng)，前途渺渺總神傷。（第16首） 旅居埃侖百感生，滿懷悲憤不堪陳。（第19首）[11](P5557)在順利通過審核后，華人移民懷著心中的“金山夢”開始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但是他們早期多數(shù)被雇傭修筑鐵路、淘金、開墾種植園，工作辛苦危險卻報酬微薄。自1878年加利福尼亞州頒布住宅區(qū)隔離法案后，美國各地都先后禁止華人到華人區(qū)以外的地方居住。而所謂的華人區(qū)，居住擁擠，生存條件極其惡劣，已成為種族隔離聚居區(qū)的代名詞。華人區(qū)的移民們?yōu)榱耸惆l(fā)自己在異鄉(xiāng)的種種辛酸的錯置經(jīng)歷，寫出了一首又一首的“金山之歌”：廿年悲作客。猶未返故宅。遍歷東南又西北。所為輒阻常蹙額。[12](P96) 《金山歌集》（The Songs of Gold Mountain，1992）選錄了220首華人移民創(chuàng)作的歌謠形式的詩歌，按主題分為十一部分。每一部分的題目都顯示了早期移民錯置金山的苦痛：“移民藍調”、“擱淺旅居者之悲嘆”、“遠隔妻子之悲嘆”、“懷鄉(xiāng)藍調”……“金山歌謠”和“天使島詩歌”書寫了早期移民在美國社會中錯置的生活經(jīng)歷，是現(xiàn)今的華裔美國英語詩歌的源頭。隨著種族時代的過去和族裔時代的來臨，華人區(qū)漸漸演化成了各地的唐人街。對于唐人街及世代生活于其中的華裔而言，唐人街之外的美國白人社區(qū)是主流，它是邊緣；另一方面，千里之外的故國是主流，它又是邊緣。作為“雙重邊緣化的文化‘飛地’”，唐人街充分顯示了美國華裔的雙重“文化錯置”，既不見于故國的傳統(tǒng)文化，又融不入美國的白人主流。[13](P76)這種錯置的現(xiàn)狀和痛苦在這一代華裔詩人的筆下也有體現(xiàn)，例如舊金山女詩人林小琴（Genny Lim，1946）在《戰(zhàn)爭的孩子》（Child of War，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