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對國家公務員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檢測結果為依據進行資源配置。也就是說，給予不同類型的激勵。資源分配的結果必須與檢測結果相一致。符合組織激勵標準的國家公務員應給予激勵，分配較大的組織資源。如果出現(xiàn)資源分配的結果與檢測結果不一致的現(xiàn)象，那就是分配不公、激勵失范或不當，必須影響激勵效果。信息反饋就是把資源分配的結果反饋給領導部門，對整個激勵機制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進行評價，改進激勵辦法。在具體的公務員激勵過程中往往存在程序遲緩簡化人弊端，忽視公眾參與，對應受獎懲的行為處重不及時，不以量化評估為依據，缺乏信息反饋的步驟，從而造成各種激勵形式因缺乏民眾基礎而喪失公開性、公正性，因無視績效評估而造成激勵中的平均主義，因步驟不全而喪失激勵的可信度。激勵過程中的這些問題極大程度了公務員激勵的有效實施，打擊了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阻礙了工作效率。激勵效度低下、短暫激勵形式按影響方式分為正向激勵和反向激勵。正向激勵，亦稱“正強化”，是指對某種行為給予肯定和獎賞，使這種行為得以鞏固、保持；而對某種行為給予否定和懲罰，使之減弱、消退，則是反向激勵，或稱“負強化”。正確運用強化手段可以對人員的行為進行定向和控制，最后引導至預期的良好狀態(tài)。社會心理學派總結出的行為原則是：對好行為及時獎勵，對壞行為不予理睬；如果要懲罰，則必須過量。（5）但在我國政府部門中存在激勵過程繁瑣、辦事拖拉、獎懲遲緩的缺陷，對應及時獎勵的人或事，三審五批；對應受獎勵的不同的人或事，“一視同仁”；對犯錯誤的人的“壞行為”經常給予理睬；而對一些貪污腐化、違法亂紀的行為，則熟視無睹或打擊不力，因而造成激勵效率短暫或根本不能發(fā)揮其作用。這些弊端的存在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它有著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受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公務員在傳統(tǒng)中被當作公共權務的代表者，是權力的擁有者和執(zhí)行人。不少人認為只要擁有權力就擁有了一切，只重“人治”觀念，不重“以人為本”，加上公務員的職業(yè)穩(wěn)定性使得公務員缺乏競爭壓力，無視個人發(fā)展，忽視個人潛力挖掘。因而不能形成一套科學的、有效的激勵機制。埂現(xiàn)行法制規(guī)范粗化。在《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中，只對應受獎勵和處分的類型和等級進行了列舉，而沒有對其所應采取的程序、方法給予細致的規(guī)定，導致實際操作過程中的形式化。硬相應改革力度不夠。為適應新形勢，我國政府改革大幅度進行，如機構精簡、政務公開、領導科學、公務員培訓等，取得了顯著成效。但在此過程中對公務員激勵機制卻重視不夠、改革力度不強，未能形成強烈的輿論氛圍和研究熱潮。這也是筆者之所探討公務員激勵機制的原因之一。第二章 公務員激勵機制依賴的原則 為確只國家公務員激勵機制的有效性，激勵必須遵循以下基本原則：利益原則。國家公務員作為個體，必須有個人目標，這是他們的人生追求和動力。如果個人目標和組織目標互相協(xié)助，即在達成組織目標的同時，亦會達成個人目標，對國家公務員會有較強的激勵，使之積極主動地工作，奉獻自己的聰明才智，敢擔風險，克服困難，堅忍不拔，工作有成效。反之，則激勵作用很小根本沒有?！敖洕恕碧匦钥陀^地存在于社會實踐中，而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卻是以否定“經濟人”的人性假設為前提的，計劃經濟時期的“公”與“私”互相對立，個人要求與計劃安排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異常激勵地存在著。解決這些矛盾和沖突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路：其一是自覺的“公私對立”、“克私奉公”。曾為中國人所熟知并與計劃經濟體制一脈相承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等群眾運動，以及以“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為核心的倫理道德建設，就是這一思路的產物，結果導致各個領域人僵化和功能萎縮。其二是不自覺的“用私為公、公私相成”。這可以從已經取得巨大成功的聯(lián)產承包制及體制外的制度安排中體驗到這一思路的存在，正是這些制度安排耦合了人們的“經濟人”特性，才實現(xiàn)了“公”字意義上的宏偉目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路所導致的截然不同的效果告訴我們，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不僅在所設計的資源配置方式上不同，而且更為深刻的是人性假設上的截然對立。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經濟人”的假設前提基礎之上，這就決定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個人都以利益最大化，這就是市場經濟的辯證法：利己對利己，產生利他；各人圖私利，必利于公。市場經濟的“經濟人”范疇，不僅僅涉及經濟領域，也必然滲透到政治、法律、倫理道德等上層建筑領域。中國目前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剛起步、經濟還比較落后，這就決定了公務員物質激勵的客觀重要性。遺憾的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我們對公務員“經濟人”特性的認識及“經濟人”假設的運用，還處于不自覺的、回避的甚至批判的狀態(tài)中，對公務員的激勵仍以精神激勵為主，而忽略物質激勵的實際運用。要完善公務員激勵機制，必須要注重物質利益的重大激勵作用，本著承認公務員個人利益的合理性并按“公私相成、用私為公”的思路，重新建構耦合公務員“經濟人”和“政治人”特性的制度安排。首先，承認每個公務員都有一定的物質利益，特別是當前經濟不很發(fā)達的特殊歷史時期，物質利益激勵更顯示出其重要性。其次，堅持公務員的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和國家利益一致性。我國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公務員激勵機制必須符合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公務員是人民的公仆，為人民大眾謀利益，在追求個人合理的物質利益時，絕不能損害公共利益，而要把公共利益融于公務員的個人利益中，公務員在實現(xiàn)個“私利”的同時實現(xiàn)公共利益。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設計公務員激勵機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調動公務員的積極性，只有公務員積極高效地工作，才能預防腐敗，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在公務員隊伍中，我們可以根據他們的職責權限、工作難易程度和所需能力大小等標準不同的高報酬激勵，以換取他們高效地工作，這是很值得的。馬歇爾曾指出：“在任何時間和地點，對于一種產業(yè)，有一種多少是明白規(guī)定的收入，這個收入是僅僅維持這一產業(yè)中的人員生活所必需的；同時，另一種較大的收入是維持這個產業(yè)的充分效率所必需的。而對維持高效率所必須費用的節(jié)省卻是不經濟的。”（6）馬歇爾對此解釋說：“如果我們所考慮的是一個具有非常能力的人，我們就必須考慮這樣的事實：他對社會所做的工作的真正價值，與他由此而得到收入之間，恐怕不會像任何產業(yè)階段中一個平常人的在這兩者之間那樣相符合。而且，我們應該說，他的一切消費都是嚴格地生產和必須的，因為只要他的消費減少一點，他的效率就會減少，而減少的這部分效率，對于他或世界上其余的人，比從消費中所節(jié)省的具有更大的真正價值。一個像牛頓或瓦特這樣的?！保?）我們同樣也可以這樣認為，如果公務員的勞動報酬加倍，而能增加他的效率的1%的話，那么這種支付對政府來說就是很值得的。因為公務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