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轉(zhuǎn)變詞性，改變詞義；二是作為構形語素：詞義不變增加音節(jié)。在論述之前，首先要在這里區(qū)分兩個術語：“詞綴”和“詞尾”[13] “頭”[J].中國語文通訊，1984（3）：1.。詞綴[14] “頭”[J].中國語文通訊，1984（3）：2.是指附著在詞根上且位置比較固定的語素，其特點是位置固定，不自由，意義虛化，有較強的生成性，被稱為“不自由語素”；語尾又叫詞尾[15] “頭”[J].中國語文通訊，1984（3）：3.，是加在詞末尾的只改變詞形式不構成新詞的語素。語尾與詞干可以分開，分開后詞干只是不再具有語尾所賦予的語法意義，而基本意義不變。在重慶話中，詞綴“頭”除了構成一些與普通話相同的“頭”詞外，“—頭”最大的特點是置于動詞之后，含有“有……價值/作用/必要”的意思。使動詞名詞化。比如說：耍頭、看頭、聽頭、吃頭、寫頭、講頭……幾乎所有的動詞都可以加“頭”構成名詞?！邦^”是普通話中構詞能力很強的名詞詞綴，實際上，“—頭”在很多方言，特別是西南官話中大量使用，具有強大的構詞能力。普通話中加“頭”的一些詞，重慶話也加“頭”，如：石頭、碼頭、前頭、后頭；有些加“頭”的詞則超出了普通話的范圍，體現(xiàn)了重慶話“頭”構詞能力強的特點。重慶方言中，詞綴“頭”分名詞詞綴“頭”和方位詞詞綴“頭”兩種，而名詞詞綴“頭”附在名詞或者非名詞后，使名詞詞性明確化，非名詞詞化，成為名詞的標記。比如：骨頭、風頭、甜頭、塊頭、念頭等等。而方位詞詞綴“頭”附在方位詞或者形容詞后，表示地點范圍，比如：屋頭、上頭、手頭、鍋頭等等。此外，重慶方言中的詞綴“頭”還可以插在中間，具有一定的能產(chǎn)性，比如：心頭肉、墻頭草、地頭蛇。詞綴“頭”是有實詞虛化而來的，作為實詞，它表示人體的一個部位，而人類的認知恰恰是從自身開始的。認知語言學家Lakoff和Johnson[16] [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曾經(jīng)提出過一種認知理論—經(jīng)驗主義認知觀，這種認知觀非常重視身體在人類認知中的地位，因為認知的基礎是經(jīng)驗，而經(jīng)驗的獲得首先是從身體獲得的，身體是認識的出發(fā)點，也是認知的對象，還是認知的工具。人腦認知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它所依附的身體與現(xiàn)實的互動關系（張敏，1998）?！邦^”的本義是人身最上部或者動物最前部長著口、鼻、眼等器官的部分。人的認知很自然也很容易轉(zhuǎn)移到與之相近相似的含有意義的頭上，比如“鉛筆頭”“山頭”等，此時“頭”的意義已經(jīng)開始虛化，成了詞綴。隨著認知的發(fā)展，認知領域進一步轉(zhuǎn)移到一般事物甚至抽象事物上，從而構成這些詞語：“接頭”“看頭”“想頭”“甜頭”等。認知領域越來越擴大，越來越抽象，“頭”的意義也越來越泛化、虛化，“頭”尾詞也就越來越多起來。重慶方言中兒化色彩十分鮮明，且兒化的范圍呈逐漸擴展之勢，兒化詞亦豐富多彩，別具一格。著名語言學家周祖謨先生早在1956年就曾指出[17] [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67. “兒化詞不僅北京有，在基礎方言內(nèi)的其他方言里也有，但是在吳語、粵語、閩語里就沒有（周祖謨，1962）?！痹因懴壬仍凇稘h語方言概要》[18] [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67.中也說：“兒化是北方話的普遍特點（袁家驊，1983）?！鄙蜿枴?、煙臺、西安、南京、成都、烏魯木齊等都是有兒化的代表點。在漢語的書面語中，兒化詞[19] [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68.是用兩個漢字來表示一個音節(jié)的，所以這種形式無法從字面上區(qū)分“兒”是作為詞根被兒化了的標志還是作為獨立音節(jié)的詞尾。重慶方言的發(fā)音總體上是舌位較前，態(tài)勢較平，聲母方面鼻邊不分，平翹不分。這些特點無疑給兒化音變帶來了一定的影響：兒化中，對鼻音色彩和卷舌動作兩個方面有一定程度的弱化，淡化了有些韻母發(fā)音與卷舌動作之間的沖突，減小了一些音節(jié)兒化的難度，擴大了兒化的幅度和范圍。這使得重慶方言兒化色彩十分鮮明。另外，重慶方言中兒化詞的構造方式也多種多樣：一些表示具體事物名稱和單位的單音節(jié)名詞、量詞，常常構成重疊式，然后對第二個音節(jié)加以兒化；一些日常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用語在言語活動中常被兒化，使兒化音變的范圍呈現(xiàn)開放的趨勢，這種兒化詞語的“兒”字可以不寫。重慶方言里單音節(jié)兒化名詞屈指可數(shù)，只有“杏兒，梨兒，女兒，兔兒，一會兒”等極個別例子，而單音節(jié)兒尾名詞倒不少。再者，重慶方言兒化詞豐富還決定于兒化所具有的積極意義。語言學家錢增益[20] [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曾說過：“兒化不僅是一種構詞手段也是一種修辭方式”。兒化除了具有一般所說的區(qū)別詞義和詞性，表示細小、親切或喜愛的感情色彩的作用之外，兒化在重慶方言中還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不少兒化詞都是典型的方言詞，所以兒化詞表達出了方言地區(qū)內(nèi)群眾約定俗成的特殊含義，比如：“把把兒”，重慶方言指的是手握的東西很小或人的身材瘦小。一些直接表現(xiàn)動作行為、感官反應和心里感受的類似社會流行語的極端詞語，通過兒化，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該地域強悍古野的民風，帶上人們性格豪放、痛快宣泄、精明幽默的印記。比如：“鬼膽膽兒”，在重慶方言里指的是戲罵頑皮膽大的小孩。由于受重慶的歷史演變、地理環(huán)境、經(jīng)濟文化、心理狀態(tài)等一系列地方特色的影響，重慶方言詞匯具有自己的風貌。從音系上來說，重慶方言屬于北方方言西南官話區(qū)的一個方言點，因而很容易引起誤會，認為重慶方言詞語與普通話沒有多大差異。其實并非如此，有些詞語是從北方、東方兩條不同的路線在不同時期陸續(xù)流入四川的，經(jīng)過重慶擴散到川西，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有的詞語同北方話相同；有的同江西、湖北、湖南、廣東詞語同源；有的則是保存了兩千多年的古老詞語。從詞的來源看，重慶方言詞語的來源主要表現(xiàn)在繼承古語詞、保留古方言詞、吸納其他方言詞、創(chuàng)新方言詞等方面。方言詞語是記錄和表現(xiàn)社會生活的最直接的語言要素，不同的社會生活與不同的自然環(huán)境，都會在詞語上反映出來。重慶人民在語言交際過程中，根據(jù)自己的地理環(huán)境、生活習俗和文化心態(tài)造出一些頗具特色的方言詞語。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生活在不同環(huán)境下的人們對同一事物由于認識的角度、強調(diào)的重點有所不同，因而就有了許多跟普通話詞義相同但詞形完全不同的新造詞。比如：白墨（粉筆）、丁丁貓兒（蜻蜓）、撐花兒（傘）、洋芋（土豆）等等。其次，一個方言由于歷史上的移民運動，造成方言間的交融，探其源仍為方言詞語的相互作用。據(jù)民國《涪州志》[21]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影印.記載：“自楚遷來者十之六七?！睋?jù)民國《巴縣志》[22]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記載：“自晚明獻亂，而土著為之一空外來者十九皆湖廣人。”他們帶來了他們的文化和方言，形成了方言的“雜居”，這就是重慶方言有些詞與今天湖南、湖北等地方言相同的原因。例如：重慶話中的“堂屋”“蚌殼”“好久”等詞語，就是從湘方言吸收進去的。在構造新詞、給事物命名方面，重慶人依據(jù)對事物的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