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法原意是明確保管人的注意義務，將其轉化為嚴格責任的一般條款是法院的功績。[29]這里，法國法上從如此遙遠之處尚且能解釋出一般條款，那么將第24條解釋為一般條款，還有什么可猶疑不決之處呢？！　　作為一般條款，第24條的基本規(guī)范結構為：以“受害人和行為人均沒有過錯”為前提，根據決定損害分配的“實際情況”，來確定行為人“分擔損失”的數額。該規(guī)范中的要件和效果均具有彈性，故該條適用之中的核心問題便是如何來應對這些彈性，來確定“實際情況”的具體化方向以及影響損失分擔數額的因素。對此，下文將作詳盡的展開。而就適用前提來看，不同于《民法通則》第132條之規(guī)定，第24條以“受害人和行為人”取代了“當事人”之表達。比較而言，“當事人”的意義較為寬泛，而“行為人”表達之中暗含了因果關系的要求，故損害需要是行為人導致的。這樣，原可適用《民法通則》第132條的那些被告人分擔并非由其導致的損害的案型，就不可以適用第24條來解決?！　∪?、第24條之適用：“實際情況”與“分擔”比例　?。ㄒ唬皩嶋H情況”的構成　　“實際情況”的解釋，需要從第24條的規(guī)范目的出發(fā)。第24條意在避免絕對地“無過錯即無責任”所導致的不合理結果，在行為人雖無過錯的場合，根據其他的歸責因素來讓行為人合理分擔損失、承擔無過錯之責任。鑒于無過錯責任之附加實質上為風險的分配，故“實際情況”可以解釋為所有與風險分配之價值取向相關的情況。這樣，可以把過錯歸責之外的所有歸責思想引入，從而由這些歸責思想來確定哪些情況屬于這里的“實際情況”?！皳p害賠償法不是由單一歸責原則來統治，而是由許多具有同等價值的歸責原則相互配合來確定的?！盵30]《侵權責任法》之中，過錯之外的歸責原理可透過第24條之中的“實際情況”來影響損害的分配。這樣，“實際情況”的解釋將取決于現行法秩序之中于過錯之外承認了哪些歸責因素。對此，除了從現有立法材料中抽取之外，還可以由通行的價值觀念中提煉?！　÷撓滴覈⒎ú⒖紝嵺`與學說，筆者認為，構成“實際情況”的歸責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利益獲取、風險的開啟與維持、風險控制的可能性、損害分散的可能性、合理信賴、受害人自我保護可能性等。首先，利益與風險同在的思想直接影響著損害的分配，在行為人雖無過錯但卻從致害活動中獲益的場合，分擔一定損失將成為獲利的成本之一。正如學者所言，歸責基礎和正義標準包括利益和相應風險的一體性。[31]不過，這里的利益不限于經濟利益，也可以包括精神上的利益，[32]像監(jiān)護人責任的正當化應包含了監(jiān)護人精神利益的考慮。這樣，行為人獲益因素將構成第24條中“實際情況”，從而可引起“分擔損失”之效果?！　∑浯?，風險的開啟與維持、風險控制的可能性也是重要的歸責因素。風險開啟與維持作為考量因素，其力量系來源于因果律，蓋開啟或維持一定風險，提升了損害發(fā)生的可能性。同時，風險雖然本質上具有無法完全被控制的特征，但總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可能性。將風險控制可能性作為確定考量因素之一，可誘導可控制風險之人盡可能地控制風險，降低風險發(fā)生的可能性，減輕損害或避免損害的產生。所以，上述因素也可構成第24條所言的“實際情況”。《侵權責任法》之中，第九章規(guī)定的高度危險責任，典型地體現了這些歸責因素的影響?？紤]到第69條之高度危險作業(yè)責任的一般條款屬性，[33]故涉及高度危險作業(yè)的案型應適用第69條來解決，而不應當越過第69條來適用更上一級的第24條。但涉及高度危險作業(yè)之外危險源的案型，在已超出第九章規(guī)定的類型時，可考慮適用第24條，讓危險的開啟或維持者分擔一定損失?！　≡俅?，現代高風險社會損害承擔社會化趨勢之下，損害分散的可能性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重視，損害分散可能性已成為重要的風險分配因素。在非因過錯導致的損害事件中，法律傾向于將損害分配給具有分散損害可能性的當事人來承擔。這里，損害的分散需要一定的連接點，處于這樣的連接點上的當事人，就會成為法律上損害的承擔者，而該當事人可繼而實現其分散損害的可能性、通過一定途經將損害進一步分散出去。損害分散的基本途經為保險，有學者指出，保險具有研細損害的效果，損失風險透過企業(yè)核算由公眾承擔了，或者由全體投保人分擔了。[34]保險之外，企業(yè)還存在透過產品或服務的價格來分散風險的可能性，蓋企業(yè)承擔的事故責任可記入企業(yè)成本，通過產品或服務的價格，使損害最終由眾多的消費者分擔了。這樣，在企業(yè)為一方當事人的場合，讓企業(yè)承擔相應風險的理由相對充足一些?，F行法中，產品責任典型地反映了損害分散可能性在損害分配中的影響，而第24條的適用中，可根據行為人是否具有分散損害的可能性這一“實際情況”，來確定損失的分配?！　〈送?，受害人方面的一些因素也直接影響損害的分配。首先，受害人對所處領域安全性的合理信賴，是影響風險分配的因素之一。合理信賴的存在，意味著受害人的行為與法秩序相吻合，合理信賴的落空會使法秩序遭到破壞，而保護合理信賴、使受害人免受損失，也就避免了秩序的動蕩。不過，信賴合理性具有程度的不同，信賴合理性程度越高，將風險分配給行為人的合理性也就越高，信賴合理性的程度將會被與其他的考量因素綜合起來，共同影響風險的分配。其次，受害人自我保護可能性的大小，同樣影響風險的分配。在受害人完全沒有自我保護可能性的情況下，若不提供法律救濟，受害人就會處于完全無助的境地，而這正是法律所應避免的。沒有自我保護可能性的情況下，受害人的行為也就沒有任何不妥之處，自應在風險安排中處于有利的地位。故有學者指出：當自我保護的可能性喪失時，與危險相連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就發(fā)生了。[35]現行法秩序中，民用航空器經營者責任的附加之中，應包括了對受害人無自我保護可能性因素的考量?！　　皩嶋H情況”所可容納的考量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因素，前文所述的影響因素并不構成一種封閉